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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輸出的風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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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輸出的風險點

作者:畢吉耀唐寅

中國金融 2015年06期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是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著力點

受國內外環境條件變化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進入了發展方式轉變、發展動力轉換的新時期。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有機結合順勢而為和主動作為,更加有效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更加主動地塑造外部發展環境,更加積極地拓展發展空間,構建全方位主動開放新格局。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擴大向西開放,加強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與沿線國家務實合作,有利于優化我國對外開放格局、拓展開放合作空間、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有利于鞏固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著力點。

加快“走出去”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一環。當前,我國正處在由“引進來”大國向“走出去”大國轉變的重要窗口期,2008~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12%,預計未來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累計將超過1.5萬億美元,有望成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以“一帶一路”為依托,加快“走出去”步伐,主動配置外部市場資源,構建以我國為主的全球分工體系,改變我國嵌入發達國家分工體系的不利局面,是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2014年7月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正式宣告成立,11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正式設立,與中巴經濟走廊等相關的跨境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扎實推進,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本輸出將呈現規模快速擴張、形式更加多樣、內涵不斷豐富的發展態勢,與此相關的資本輸出安全問題也到了需要未雨綢繆的重要關口。如果我國對海外資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受到侵蝕,海外資產的正常運營和保值增值無法實現,境外工作人員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對外資本輸出“不安全”,那么我們試圖通過“走出去”達到的戰略目的將無法實現,“一帶一路”建設和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也將失去有力支撐。

我國資本對外輸出的主要風險點

經濟增長風險

在一定程度上,我國海外資產的回報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密切相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遠未完成,能源資源儲量豐富,勞動力供給充足,應當說經濟發展潛力是巨大的。但國際金融危機后,由于觀念理念、體制機制、管理模式等因素,這些國家經濟結構改革滯緩,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未來經濟增長存在不確定性,是我國對外資本輸出面臨的一個風險點。

市場波動風險

對外投資和海外資產運營都涉及本外幣交換問題,匯率劇烈波動是我國資本對外輸出面臨的一個重要風險點。未來國際儲備貨幣間匯率關系、跨國資本流動、市場預期可能出現劇烈變化,進而導致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匯率關系大幅波動。

實踐表明,惡性通貨膨脹將對一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屆時外來資本將難以實現正常運營和保值增值。就近年來的情況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脹水平還是比較高的,例如,2011~2013年,印度通脹率分別為9.5%、10.2%、9.5%,越南為18.7%、9.1%、6.6%。綜合考慮經濟增長、大宗產品價格等因素,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現惡性通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這個風險點總體可控。但也要看到,我國對沿線國家的一些投資項目屬于公益類,比如鐵路、公路等,其產出價格往往彈性不足,而成本則對原材料價格十分敏感,因此不排除未來隨著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上漲,我國投資項目收益受到東道國高通脹侵蝕的可能性。

近年來,國際能源資源產品價格經歷了大幅波動,作為長期性投資,未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資源投資的收益情況,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這個風險點的影響。

營商環境風險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仍處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相對而言,市場和法制不是很健全,在企業開辦、施工許可、合同執行、信貸獲取、投資者保護、市場退出等方面,與成熟投資地區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尋租、腐敗等行為時有發生,政策和管理機制調整往往難于預期。不公開、不透明、不穩定的營商環境提高了交易成本和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我國對外資本輸出的風險。

能源資源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重點。在這一領域,部分國家既不斷提高投資準入門檻,又設置多種經營限制,包括東道國企業須擁有合資企業控股權、外國投資需要逐步轉讓持有股權、資源類產品必須經粗加工后才能出口等,還不時調整相關稅收、收費、土地等政策。例如,蒙古國《礦產資源法》規定其各省有權隨時將任何區域作為特殊用地進行征收保護。克服投資環境的不利影響,是確保我國能源資源對外投資安全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地緣政治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處東南亞、南亞、西亞、中東歐等地區,對國際政治、安全、能源格局有著重大影響,具有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區域。美國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和“印太走廊”,歐盟推動“東部伙伴計劃”,俄羅斯力推“歐亞聯盟”,主要大國在伊朗、敘利亞、烏克蘭等問題上激烈爭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處在現代化建設階段,國內經濟轉型、體制改革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容易引發政局動蕩,甚至導致戰爭、內戰等極端情況,給我國資本對外輸出帶來重大風險。2011年,利比亞戰爭爆發后,我國在利比亞投資的50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大多遭受了重大固定資產和原材料損失。

民族宗教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處東西方文明交匯區,覆蓋了世界三大宗教發源地。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加上極端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推波助瀾,民族宗教沖突呈現經常化、復雜化、激烈化特征,部分國家恐怖主義組織活動猖獗。這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本輸出面臨的重要風險點。近兩年,部分位于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油田和煉油廠被“伊斯蘭國(ISIS)”等恐怖組織占領,其中不乏由我國投資建設和生產運營的,在非洲一些國家極端組織綁架中資公司工作人員的情況也不時出現。特別是國外恐怖主義組織和國內“三股勢力”出現相互勾結趨勢,使得我國對外投資面臨的安全形勢更趨復雜化。

社會習俗風險

近年來,由于東道國勞工標準、信息披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要求與國內不同,民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不一致,工會、社團、社區和民間組織的管理運作方式存在差異,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受阻或蒙受損失的情況多次出現。例如,首鋼1992年收購秘魯鐵礦后,多次遭遇當地工會為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而組織的罷工。相同的原因、相似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在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本輸出過程中。

把控“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風險的建議

加強資本對外輸出保護的頂層設計

目前,美國、德國、日本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等都出臺了保護對外投資的國內法律,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案》、韓國的《海外投資促進辦法》等。建議加快推進對外投資保護的國內立法,以法律形式確立我國促進和保護資本對外輸出的框架。按照既要有所作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推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各項務實合作;從服務實際經濟貿易發展需要出發,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等金融領域改革,為資本對外輸出提供可持續的金融保障;鼓勵“走出去”企業重視本地化經營,采取參與當地公益活動、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等措施增強當地民眾對中國資本的認同。

構建資本對外輸出風險預警與管理機制

建議逐步建立涵蓋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的風險預警與管理機制。動態跟蹤東道國政治風險、貿易投資壁壘、行業投資信息等內容,定期發布國別風險報告;針對風險較大的地區,建立投資目標國負面清單,對列入清單國家實施警示或禁止進入等措施。建立由駐外使領館、投資企業、行業協會、研究機構、政府管理部門共同組成的風險處置聯動機制,研究成立專門管理協調機構負責該機制運轉,實現風險處置“一門受理、全程服務”,有效保護我國海外資產和駐外工作人員安全。加強對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監督和風險審核,建立國有企業對外投資風險問責機制。

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保險制度

對外投資保險實質上是一種政府保險。德國《海外投資擔保準則》規定,德國所有類型海外投資都可獲得投資擔保,險種包括東道國征用險、毀約險、戰爭險等。日本的對外投資保險制度不以雙邊簽訂投資協定為前提條件,是一種單邊保險制度。建議參考國際成熟經驗,盡快建立健全我國對外投資保險制度,在保險范圍、保險金額、保費等方面,加大對企業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支持力度。

推動與沿線國家簽署投資協定

雙邊投資協定、自貿區框架下的投資協定、避免投資雙重征稅協定等具有國際法性質,對締約國有較強的約束力。在沿線國家國內管理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這是維護我國資本對外輸出安全的重要選擇。建議把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實施與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結合起來,積極與沿線國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和自貿協定,推動已有自貿區升級,促進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回顧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和日本的“黑字還流”可以發現,一國對外資本輸出和其貨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既要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更多渠道,又要通過人民幣國際化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更多便利和幫助企業規避匯率波動風險。建議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中的使用,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若干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擴大與沿線國家貨幣互換規模。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

只有把互利共贏理念進一步落到實處,才能真正實現民心相通。建議把能源、資源、產業、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常態化、機制化、規模化為要求,創新機制,在旅游觀光、文藝體育、教育醫療等領域,務實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我國有五大自治區,那里的少數民族與沿線國家居民語言相通、習俗相近,建議多發揮地方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賦予地方政府更多對外合作權限。

作者介紹:畢吉耀,唐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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