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發展的路徑思考
作者：朱民武曾力何淑蘭
現代經濟探討 2015年06期
一、普惠金融的緣起與內涵
1.普惠金融的緣起。金融的本質職能在于服務實體經濟，金融通過對資源的跨期、跨區域、跨行業的優化配置，提高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提升了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對于盈利能力強、信用良好的優質客戶，其交易成本低，違約風險小，易于受到銀行的青睞，該類客戶主要集中于經濟發達的城鎮地區，金融資源的供給自然會向這些區域集聚；而那些缺乏有效抵押物、違約風險高的客戶則易于被銀行拒絕，從而失去平等受益金融服務所帶來改善經濟狀況的機會，這類人群主要為分布于偏遠地區的貧困農民，若單純依靠市場調節必然導致農村資金非農化，造成這些地區金融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和普遍的金融排斥。
20世紀早期的實踐主要是以“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服務的方式來開展，并且更多的是以慈善性質或無償捐助方式來實現對貧困群體的資助，注重援助的社會福利性而忽視了其盈利性和財務可持續性，結果導致大量的小額信貸機構因為資金的枯竭而倒閉。同時世界許多國家還出現了所謂的援助性貧困陷阱，援助性信貸善意的初衷并未能結出改善貧困的豐碩果實。于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開始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思，認為這種不計成本的援助性金融并不是解決低收入者貸款難的最佳途徑，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幫助窮人的首要前提是其可持續發展，一旦失去該前提援助的意義有限，也就是金融機構在幫助窮人的同時應注重其盈利性，兩者都不能偏廢。于是，“普惠金融”這種包容性的金融服務理念應運而生。
2.普惠金融的內涵。普惠金融，譯自英文“Inclusive Finance”，最早由聯合國于2005年在宣傳國際小額信貸年時提出，其基本含義為：能夠以可負擔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金融服務(姜麗明等，2014)。普惠金融提倡為全社會成員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強調金融機構自身的盈利水平和財務可持續性，其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平等性。金融作為現代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要素，是一種稀缺性資源，社會個體對金融資源的占有程度很大程度決定了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和改善經濟狀況的可能性，因此，金融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應通過設計一套正義的制度來保障，這關乎整個社會公平的實現①。但是現實經濟生活中金融資源的配置傾向于富有者，那些有融資需求卻缺乏足夠抵押的低收入者不能獲得正規金融服務，結果必然會加劇貧富分化。針對這種不平等情況，普惠金融提倡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金融服務，而不受身份或經濟條件的制約。
(2)盈利性。普惠金融開始注重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控制信貸風險等手段提高業務的盈利性，因為適當的盈利水平是普惠金融得以持續發展的基礎，對盈利性的合理追求并不違背普惠金融的初衷，反倒是對盈利性的刻意忽視會不利于普惠金融作用的發揮，因此，注重盈利性乃普惠金融對扶貧理論認識深化和發展的結果。
(3)全面性。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戶經營活動的多樣性和勞動力跨部門、跨區域的流動等原因，傳統單一的信貸服務已經不能滿足低收入群體的金融服務要求，低收入群體對金融產品提出了多元化需求，全面性既包括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供給的多元樣性，還體現為金融服務機構的多層次性。
二、發展普惠金融的倫理之維
1.公平性。“公平”的本質含義就是權利平等(單美嬌、鄧戎，2014)，“人人生而平等”②，《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宣稱：“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對待”③。公平性應體現在享有社會各種權利、資源和機會等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平等地獲取金融服務供給，平等地享有改善經濟條件的機會。但是現實的境況離這種公平的理想狀態相去甚遠，金融資源配置的區域性差異明顯，金融資源配置主要集中于經濟發達地區，落后地區存在嚴重的金融資源供給不足，金融排斥較為普遍，而金融資源配置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落后地區的貧困。尤努斯在《窮人的銀行家》中提到：“窮人如此貧窮，并不是因為他們愚蠢或懶惰”，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金融機構不能幫助他們擴展他們的經濟基礎，沒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機構來滿足窮人的貸款需要”，尤努斯更是感嘆：“當銀行將被認為是沒有信貸價值的窮人拒之門外時，經濟學家們為什么會保持沉默呢?……正是因為這種緘默和漠然，銀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離政策的同時逃避處罰。但凡經濟學家們能認識到貸款所具有的強大社會經濟能量，他們或許也能認識到，貸款確應作為一種人權加以促進”④。可見，獲得公平的金融服務權利，不僅體現為資金需求者獲得暫時性的貸款資金使用權，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在于，這能幫助弱勢群體獲得持續發展和參與其他社會競爭的機會和能力，為他們提供尊嚴、體面地脫貧致富的機會(單美嬌、鄧戎，2014)。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側重于被傳統金融機構排斥的低收入群體和小微企業，普惠金融體現出公平正義的人文關懷。
2.包容性。普惠金融其英文名為Inclusive Finance，英文原意為包容性的金融，主要相對于排他性(Exclusive)或攫取性(Extractive)而言。普惠金融的服務理念體現出較強的包容性，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體現：首先，融資主體具有包容性。因為金融資源的稀缺性，違約風險較高同時缺乏有效抵押物的低收入群體往往不能享受傳統商業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而農戶的貧困則主要因為缺乏原始的資本積累和外來的第一推動力(陸磊，2003)。但是在普惠金融模式下情況得到改變，更多的經濟主體能夠參與到金融市場，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落后地區的貧困農民和小微企業乃普惠金融重點關注照顧的對象，普惠金融的資源配置能惠及到這部分受傳統金融機構排斥的群體，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有望得到緩解。其次，普惠金融的服務主體具有包容性，普惠金融的金融機構體系包含了所有類型的金融服務提供者，正規的金融組織、非正規的金融機構還有其他類型的零售金融服務提供者，只要其能為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有效提供金融服務，都被納入國家金融服務體系，這些金融服務主體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小額信貸、微型金融的地位不再被邊緣化(李明賢、葉慧敏，2012)。特別是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其低成本優勢大大提高了金融的普惠程度。再次，金融服務供給方式具有包容性。落后地區傳統的金融服務局限于信貸資源的供給，基本不涉及其他的金融服務供給，但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戶經營活動的多樣性，相應對金融服務也提出了多元化需求，因此，普惠金融提倡為落后地區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服務，讓銀行、保險、資本市場、信托等金融機構共同參與來滿足農村地區金融服務需求，以實現落后地區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3.效率性。經濟學研究的要義在于如何使有限的資源實現最優的配置以獲取利潤最大化，實質體現為對效率的追求(朱民武，2014)。普惠金融以尊重市場規律發展為前提，是內生性金融成長的必然結果，交易的發生順應了金融市場資金需求主體的客觀融資需求，其資源配置的效率性得以保障。普惠金融主要面對農村地區的低收入者，其組織形式和運作機制更加符合和貼近“草根階層”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因此其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監督成本更低(單美嬌、鄧戎，2014)。普惠金融業務的發展路徑基于相互了解并信任的熟人社會，信息的不對稱程度較低，信息的獲取成本也遠低于其他途徑。同時，出于對熟人社會相同價值體系的認同，再加上信貸違約給自身和后輩帶來的名譽損失和其他懲罰要遠超違約帶來的有限資產收益。信貸違約并非普惠金融業務交易的理性選擇，因此，這種熟人關系中存在的道德約束機制，降低了普惠金融信貸業務中的監督成本，提高了普惠金融活動的運行效率，讓普惠金融的資金供給和需求雙方都能受益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為普惠金融的持續性發展奠定了基礎。傳統的小額信貸因為不注重其信貸業務的盈利性而忽視了信貸業務效率的提高，普惠金融則重新主張注重金融機構的盈利性和財務可持續性，必然會要求其提高經營效率，這也是普惠金融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互聯網金融的哲學思維
1.開放性。開放性乃互聯網精神的核心，被視為互聯網的固有特性。自互聯網誕生之初便成為其精髓，盡管政治、經濟利益和技術壟斷等因素會在一定程度影響其開放性，互聯網的開放程度也仍遠遠超越其他社會領域；反過來，也正是因為互聯網的這種開放性保證了互聯網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和持續的創新精神。開放，意味著信息向社會全體成員敞開，不存在刻意的方向性和針對性，所有人都可以根據需要獲取公開的信息，因此，通過互聯網獲取有用信息的便捷度和及時性大幅提升，獲取信息的成本急劇下降，壟斷與隱藏信息的成本增加，這樣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效率得到提高，實現了對全社會福利的帕累托改善。基于互聯網發展起來的互聯網金融自然而然保留著互聯網這種開放的`精髓，互聯網金融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面向全體社會成員，傳統金融服務中普遍存在的客戶歧視在此不復存在，金融的服務門檻大幅降低，窮人和富人平等享受互聯網金融帶來的實惠，普惠金融的道德要義在互聯網金融時代得以更加充分體現。
2.共享性。分享乃互聯網的原初性和目的性精神。蒂姆·佰納斯李-李發明萬維網就基于共享理想的追求(李倫，2006)，互聯網的這種對信息和知識的分享精神一直得以延續，極大促進了信息的傳播速度，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同時也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形態。恰好金融的本質在于解決信息的不對稱性，金融資源的配置和金融監管的制度安排本質上是一個信息問題，因此，某種意義上，金融市場乃一個信息的生產、傳遞、擴散和利用的市場(王曙光，2013)。如今借助互聯網工具金融機構獲取信息的效率得以大幅提升，再加上獲取信息途徑的日益多樣化，導致信息的獲取成本、甄別成本和評估成本大大降低；這樣極大減輕了信息的不對稱程度，有利于降低各種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提高金融機構的風險定價能力，最終整個金融業的運行效率都得以提升，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實現了邊際改善。互聯網金融的這種信息共享體現在多個層面，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間、金融機構與其他行業間、金融機構與監管機構間都可以實現信息的共享，于是信息的生產傳遞變得更加順暢，信息的利用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完備程度大幅降低。
3.合作性。合作的本質是一群人或一組機構通過各自要素稟賦的充分聯合和整合，通過一定的組織架構和內部治理結構，達到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動(王曙光，2013)。組織內部的合作者之間權利和義務對等，成員之間地位平等，組織內部通過民主決策形成最終決議，充分尊重成員的自覺和互助精神，“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乃合作精神最準確和形象地概括。互聯網的出現使人們的合作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互聯網的開放性和共享性大大降低了人們合作和信息交流的成本，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容易。大量互聯網金融平臺的創建，成員通過前期注冊資料的審核保證了信息的可靠真實，為后期持續的相互合作打下了信任的基礎，成員間的合作可以擺脫傳統合作條件的約束，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方便易行。例如在眾籌互聯網金融平臺，項目發起人將自己的項目計劃書和回報承諾公開到網絡金融平臺，有興趣的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價值判斷，決定是否支持該項目和支持金額的大小，素不相識的投資者因為對共同項目的支持形成了合作組織，這種合作的便捷和高效極大地超越了傳統的金融合作模式，降低了項目資金籌集的成本和難度，提高了社會閑散和零散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也更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此外，互聯網金融的眾籌合作模式還附有投資者們更多的人文關懷與價值理想，這是傳統金融服務模式所欠缺的。
4.草根性。互聯網金融參與的廣泛性和準入的低門檻凸顯出其顯著的草根性與民主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互聯網金融的資金供給主要來源于海量的小額閑散資金持有者。互聯網金融參與的門檻較低，無論資金的多寡都有可供選擇的合適的參與方式，傳統金融服務中普遍存在的身份歧視在互聯網金融平臺幾乎消失。個體參與互聯網金融投資身份的平等給眾多零散資金投資者所帶來的投資愉悅感，激勵著更多的草根投資者參與其中，樂此不疲，積沙成堆，成為互聯網金融資金籌集的重要來源。例如余額寶理財產品的準入門檻為1元人民幣，與傳統銀行理財產品動輒數萬元的準入門檻相比，這為廣大低收入者開辟了理財和資金增值的新途徑，也讓余額寶基金得以快速發展。其次，互聯網金融的服務對象同樣有著較強的草根性。例如一些具有創意和人文理想卻缺乏資金的項目，因為缺乏抵押和擔保等硬性約束，無法從傳統的金融渠道獲得金融資源供給，但是在國內眾籌性質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則有可能獲得資金支持，并且不需要資產抵押和擔保要求，融資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項目的創意和可行性評估，因此，互聯網金融平臺為草根百姓實現創業理想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較好地契合了普惠金融服務大眾的理念。
四、互聯網金融時代普惠金融發展的路徑選擇
互聯網金融背后的哲學邏輯與普惠金融的倫理之維存在諸多共同之處，因此，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應借助互聯網金融平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對落后地區和小微企業的金融資源的供給，改善農村地區和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金融排斥現象，繼續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基于金融倫理與互聯網金融視角，本文建議中國普惠金融的未來發展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改進。
1.監管者提供穩定長效的制度供給，政策引導互聯網金融向普惠方向發展。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長效的激勵機制和健全的法律監管乃互聯網金融良性發展的基礎；制度供給的缺失則會導致其無序野蠻發展，甚至引發金融風險失控嚴重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因此，監管者應通過頂層制度設計來保證互聯網金融的長遠健康發展。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短期內得以快速發展，并對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模式構成巨大挑戰，監管層不能因為其威脅到傳統金融機構的利益，進而對其實施過度嚴厲監管或是不平等的政策約束，這樣會扼殺中國金融創新的動力，不利于中國金融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對于互聯網金融這種賦有創新精神的金融業態，監管層應采取鼓勵和包容的態度，制度設計和法律監管主要為防范其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在不違反相關法律和損害投資人利益的前提下應充分尊重其創新精神，鼓勵其與傳統的金融機構進行競爭，以促進傳統銀行積極革新，進而提高金融的整體運行效率。基于互聯網金融的普惠特性，監管層應從政策層面引導其拓展普惠的廣度和深度，通過提供稅收優惠和政策便利等激勵互聯網金融更多地為低收入者和小微企業服務。總之，針對于互聯網金融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政策決定了互聯網金融未來的發展方向，互聯網金融的普惠發展方向乃符合多方利益訴求的理想選擇。
2.增加基礎設施供給，為普惠金融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礎。支付是金融的基礎設施，會影響金融活動的形態(謝平、鄒傳偉，2012)。傳統銀行支付和轉賬業務的處理主要依賴于銀行的營業網點和自動交易系統，盡管近年來銀行的網上交易系統發展迅速，但是物理網點仍然是銀行業務開展的主要依托。問題在于，銀行的營業網點主要集中于經濟發達的城鎮地區，落后的偏遠農村地區則分布稀少，甚至仍有部分鄉鎮目前依舊未有銀行營業網點覆蓋，造成落后地區的金融資源供給嚴重不足，而基于成本收益考慮，金融機構會審慎決定是否增加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網點。因此，若單純依靠傳統金融機構的內源式增長，落后地區金融資源供給不足局面短期難以得到有效改善。與傳統金融機構不同的是，互聯網金融模式下的支付方式是以移動支付為基礎，是通過移動通信設備、利用無線通信技術來轉移價值以清償債權債務關系(謝平、鄒傳偉，2012)，而不依賴于傳統的物理營業網點；移動支付則又主要基于移動通信技術和通信設備的發展，特別是智能手機和掌上電腦的普及(謝平、鄒傳偉，2012)。因此，在支付電子化的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方式向偏遠地區推廣的成本，將遠低于傳統金融機構物理網點的拓展。政府通過提供公共財政支持完善這些落后地區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為落后地區農民提供接受互聯網金融服務的公共品，再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提高農村地區移動設備的擁有率，以此為互聯網金融向農村地區拓展業務打下了堅實的硬件基礎。
3.完善社會征信體系，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普惠金融交易成本與信用違約風險。市場經濟歸根到底是一種契約經濟，誠信乃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最基本的倫理準則之一。誠信雖然作為一種非正式的金融倫理制度，但是其對法律等正式制度作用的發揮起著不可或缺的互補和促進作用，因為法律等正式制度不能窮盡所有的可能性，其所不及之處得靠誠信等非正式制度來彌補。正如科斯所言：“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中，正式規則也只是決定行為選擇的總體約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為空間是由習慣、倫理等非正式規則來約束”⑤。目前，我國征信體系的建設由中國人民銀行主導，其權威性自不待言，但問題在于：該征信系統在建立之初就存在重大缺陷，主要體現為信用數據采集樣本存在局限性，征信數據采集范圍過于狹窄，其代表性愈發不足，不能全面反映自然人和法人的真實信用情況；而導致該問題的根源在于央行征信系統建立之初，沒有把涵蓋愈加豐富信用記錄的互聯網信用大數據納入其征信數據采集來源。隨著電子商務一日千里地發展，基于互聯網的信用記錄會更加全面和詳細，而線下記錄則會愈發零散和稀少。基于以上原因，完善現行的征信體系應借助互聯網的信用大數據；同時可以借鑒西方經驗，發展市場導向的征信體系建設，鼓勵阿里、騰訊等有著信息優勢的互聯網公司加入征信建設市場；此外，還應提高征信數據的共享程度，降低信用數據的使用成本，最終實現降低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的目標。
4.重塑現代金融倫理，重視金融的價值屬性。大部分金融學家堅持“金融學是一門僅依賴于可視事實的客觀科學，它不作任何關于倫理價值的判斷”⑥。金融學的這種“價值中立”原則，導致在金融領域出現各種道德風險，“沒有了人性的一面，經濟學就像石頭一樣又干又硬”⑦，尤努斯在《窮人的銀行家》中如此感嘆。丁瑞蓮則在其著作《現代金融的倫理維度》中指出“金融學的技術特征遮蔽了金融關系背后的良心”⑧：“金融理論的數理模型化遮蔽了金融的價值取向……金融機構和市場組織與現代科技的全面融合遮蔽了技術主體的德性……金融工具的工程化遮蔽了金融的道德風險”，“在金融技術化趨勢的掩蓋下，金融的道德層面和倫理基礎很難觀察并引起重視，被遮蔽的良心缺少陽光雨露的滋潤而漸漸霉變，良心的褻瀆也時常發生”⑨。顯而易見，現代金融倫理的缺失導致金融服務呈現“嫌貧愛富”的選擇性傾向，這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現象，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背道而馳，重塑公平正義的現代金融倫理價值體系彰顯必要。現代金融活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應兼顧公平，金融服務應體現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金融應顯示其人性的一面。
注釋：
①丁瑞蓮著：《現代金融的倫理維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1776年7月4日美國大陸會議頒布的《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③《世界人權宣言》由聯合國大會1948年12月10日通過第217A(Ⅲ)號決議頒布實施。
④⑦⑧默罕默德·尤努斯著、吳士宏譯：《窮人的銀行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
⑤科斯著、胡莊君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⑥(美)博特賴特著：《金融倫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⑨丁瑞蓮著：《現代金融的倫理維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介紹：朱民武，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博士生，廣州 510632；曾力，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博士生，廣州 510006；何淑蘭，廣東工業大學經貿學院講師，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廣州 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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