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學的人類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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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濟學的人類行為理論

作者：劉文超

學術月刊 2015年05期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15)02-0073-11

演化經濟學是在達爾文進化論啟發下發展起來的一個反主流經濟學派。演化經濟學的直接開創者是舊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凡勃倫在1898年的論文《為什么經濟學還不是一門進化科學》中，開啟了運用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的嘗試。之后，該領域的研究進展一直非常緩慢，影響力微弱，但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出現了演化經濟學的強勁復興。納爾遜和溫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被認為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破冰之作。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匯集在演化經濟學這一旗幟之下，他們不僅繼承了凡勃倫的傳統，而且從熊彼特、哈耶克甚至馬克思等人處獲取靈感，廣泛地吸收了當代生物學、認知心理學、復雜系統理論、自組織理論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當前，這個學派逐漸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研究綱領與范圍：堅持有機、系統、動態、開放的世界觀，運用“多樣性—遺傳—選擇”的分析范式，研究創新及其引致的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等主題。當代演化經濟學已被看作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并列的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①

人類行為理論向來是經濟學流派爭鳴的“兵家必爭之地”。演化經濟學注重人類行為基礎的研究，它認為，只有當批判的武器指向主流經濟學的這一核心原則和微觀基礎時才有效；同時認為，一些反主流學派因為沒有提出任何有關行為人的理論以取代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學說，新古典體系的中心仍然沒有受到挑戰，而演化經濟學正在經濟學的核心發動一場理論革命。②本文旨在揭示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內在邏輯，演化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批判的方式與深度，演化經濟學提出的人類行為理論替代方案的內容與實質，進一步探討演化經濟學的人類行為理論是否超越了“理性人”假設。

一、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內涵

為了便于展開個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對人的動機、能力和相互作用方式進行了一系列簡化處理和標準化界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個人行為的新古典假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理性人”假設或“經濟人”假設�！袄硇匀恕奔僭O的內涵可歸納為三個基本命題：個人目標——效用的自我滿足；個人能力——最大化選擇；個人之間的協調——市場均衡。

(一)個人目標：效用的自我滿足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被認為是追求自身效用滿足的利己者：消費者通過消費直接實現自身效用的滿足，生產者通過利潤的追求間接實現自身效用的滿足。效用的滿足程度由效用函數來描述。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偏好是決定效用函數形式的內在依據。進行個人行為模型的構建需要效用函數作為邏輯起點，但效用函數的特征和性質要以個人偏好的假定為前提。“新古典理論主要是由有關個人偏好的假定編制而成的。”③在新古典世界里，人的偏好具有利己性、主觀性、外生性、同質性、穩定性等特征。

古典經濟學尤其強調人的利己“本性”，在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19世紀70年代，邊際學派要把經濟學變成“自利的力學”“苦樂的微積分”的主張，曾一度把人性利己觀推向了頂點。但在新古典體系確立之后，利己“人性”已成為經濟學隱含的假設了，它體現在市場主體對效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

偏好指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心理感受，它自然是主觀性的。這種主觀的心理狀態的特征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形成所謂的心理規律或偏好公理，但是這些心理規律產生的原因和過程是不可知的，在經濟分析中它是不能也不需要進一步還原的最原初的因素和起點，是絕對的外生變量。對于所有個人而言，都受不可溯因的相同的心理規律支配，無一例外，所以不同人的偏好具有同質性，給定完全相同的客觀條件約束的人，遵循相同的心理規律，必然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動。

新古典經濟學還假設偏好是穩定的。首先，偏好是情境無涉的，也即個人偏好不會隨著個人處境的變化而變化；其次，偏好是制度無涉的，這是指個人的偏好不會因經濟、政治等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個人偏好是比制度更本源的經濟范疇；再次，偏好是關系無涉的，人的偏好不會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人不會有從眾心理，也不存在炫耀性消費。由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偏好抵制了一切外在環境因素的滲透和塑造。

(二)個人能力：最大化選擇

在經濟學中，“理性”用來描述人的行為能力特征。但理性的確切含義在經濟學的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時期，理性行為代表，追求自利的市場活動主體，在市場交易中，會進行盈虧得失的精密計算。而從邊際革命以來的新古典時期，理性行為代表最大化選擇，確切含義是，市場行為人總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做出使得所追求的目標最大化的決策。明確的最大化假設已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標志。

第一，最大化假設為約束條件下求極值的微積分方法引入經濟學開辟了道路，個人的選擇問題就簡化成了約束條件下求極值的數學問題。第二，由于個人選擇問題被簡化成了約束條件下求極值的問題，所以決策過程被忽略，選擇是瞬間做出的。第三，在行為建模時，可對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進行調整，但最大化原則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經濟增長理論中，通過對生產函數、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進行各種變換，給予經濟增長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推理過程都是數學中的最優化方法。第四，最大化假設的合理性來自一些隱含的假設。這些隱含的假設包括充分信息，即行為者完全知曉備選的行動集合；個人具有足夠大的信息處理和計算能力；掌握最大化的相關理論；運算分析過程是不帶感情色彩的；運算是不會出錯、不需要修正的。

(三)個人之間的協調：市場均衡

市場均衡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個人行為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解決了兩個根本問題：社會協調問題和行為確定問題。

按照前述的兩個假設，每個人都從私利和效用的最大化出發選擇行動，那么整個社會會不會因此而陷于利益沖突和全面癱瘓狀態？這是“理性人”假設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對此，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的隱喻表達了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天然和諧統一的觀點，而新古典經濟學家用更為精巧的均衡理論論證了分散經濟主體之間的協調一致性。另外，根據最大化原則進行推論得到的僅僅是經濟主體行為的規則，但要確定具體的行為本身，還需要以實現經濟主體之間的協調一致為條件，新古典經濟學以市場均衡假設滿足了這一要求。

均衡價格是一個美妙的變量，它是所有個人追求最優化的結果，但又獨立于每一個人；它使所有有關的個人都選擇了對他來說最佳可能的行為，且各經濟主體的行為之間具有一致性。④在模型中，均衡價格、均衡數量的確定只需由需求函數和供給函數聯立方程組得到，但現實經濟是否均衡、是否存在均衡價格，卻不是由數學能證明出的，對此，“市場均衡”的判斷與其說是現實經濟的揭示，不如說更多的是一種假設、一種方法論工具，“均衡是市場經濟學家描述現象并預言事物未來發展方向與結果的原則性工具”。⑤

二、“理性人”假設產生的方法論根源

“理性人”假設的內容并非來自經濟學家隨心所欲的編造，它是服從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獨特方法論需要的。

認識論上的經驗主義和方法論上的演繹主義是自古典時期以來經濟學的主流傳統。經驗主義者認為感覺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歸納和演繹是進行推理的方法，它們可以將直接知識擴展到間接知識。19世紀是科學哲學中歸納觀點盛行的時代，但即使如此，在經濟學中演繹方法卻居支配地位。

進入20世紀之后，科學哲學上的歸納主義全面衰落下去，逐漸興起的是由美國實用主義所倡導的“假說—演繹”推理模式。“假說—演繹”模式的興起與“歸納問題”有關�！皻w納問題”是指由大衛·休謨注意到的歸納的合理性問題：經驗證據由單稱命題構成，要得出的結論是全稱命題，無法通過歸納方法對全稱命題提供一個歸納性的證明�！凹僬f—演繹”模式用演繹方法取代歸納方法來解決“歸納問題”。這種推理模式認為，待解釋的事件由初始條件和至少一條普遍定律演繹推導出來，這些初始條件包含了對被解釋事件的說明，也就是通過把所要解釋的事件歸入普遍定律來得到解釋。在演繹中所用到的普遍定律并不是通過對事件的觀察進行歸納得到的，它僅僅是一種假設，甚至是猜想。由初始條件和假設演繹推理得到預言陳述，這個預言如果經過經驗觀察證明是真的，那么，假設就得到了確證，是可以接受的�？梢�，假說演繹法是力圖回避歸納問題的，因為“根據這種觀點，科學理論是(演繹地)‘基于’經驗觀察之上的，但并非原原本本(歸納地)‘建立在’那些觀察之上”。⑥

20世紀中葉，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假說演繹方法得到了徹底的貫徹實施，并且以更為豐富的變種的形式存在，約定主義、工具主義、描述主義是典型代表。

在約定主義者看來，理論或模型不被認為是絕對正確的，而只是相對于現在可接受的約定的標準來說是正確的，換句話說，“理論只有好壞，沒有真假”，理論工作者的目標就是根據普遍接受的好理論的標準選出“最好的”理論。選擇理論的標準有“簡單性”“一般性”“數學上的精確性”“可證實性”“可證偽性”等等。約定主義方法論的實質是通過對經濟理論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選擇的做法，來回避歸納問題。約定主義是用理論好壞的判斷代替了理論真假的證明。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方法論是科學哲學中“假說—演繹”模式在經濟學中最直接的體現。弗里德曼的觀點是：經濟理論的唯一功能是進行經驗預測；預測最準確的理論是最好的理論；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好的假設的檢驗標準是其有助于理論的預測；一般地，理論越是有意義，其假設就越不現實；不應因假設的不現實而貶低有預測能力的理論�！澳切┱嬲枰�、有意義的假說，它們的‘假設’是對現實粗略的、不精確的、描述性的表述。一般來說，一種理論越有意義，它的假設就越不現實。”⑦經濟學中的工具主義方法論已把理論假設的功能性推向了極端，使得經濟學假設避開了任何形式的批判和檢驗。

薩繆爾森提倡一種“描述主義”的方法論，也即，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事件，而不能超越可觀察的經驗事件本身去探究所謂的內在的深層的原因。科學理論的解釋無非就是對時間先后繼起的經驗現象之間連結關系的合適的描述。對經濟學而言，所有個人行為假設的連結即構成一個所謂經濟“理論”的東西。“一個解釋，就像在科學中正當地運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終超越了描述的東西。”⑧薩繆爾森的描述主義是為數學模型建立者服務的，事件之間的沒有因果機制的連結最有利于用數學函數關系來表述。正如馬克·布勞格認為的，描述主義“是一個沒出息的人對工具主義的翻版”，二者都是用理論的描述代替理論的解釋，用理論對現實的描述功能來阻止對假設前提的任何質疑。⑨

在對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演繹主義方法論主張進行梳理之后，可以對新古典經濟學演繹方法的特征做如下概括：(1)演繹法是歸納法的替代；演繹是從假設前提出發，邏輯一致地推導出一定的結論；為了避免無限回歸，作為邏輯起點的假設前提要避免做進一步的證明。(2)假設前提無所謂對錯，只是產生預測的方便的工具，可以通過理論的預測力對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驗證。(3)經濟理論通對變量之間的關系做簡單化的處理、通過數學的運用，實現其形式上的精確性、簡單性；假設前提要符合經濟理論對精確性、簡單性追求的這一要求。(4)經濟理論是對經濟現象表層的擬合，而不是深層的揭示；事件之間的先后連結關系就是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事件之間的先后連結推動著演繹過程的展開，“沒有事件的連續性，演繹的理論化模式將無從起飛”。⑩(5)均衡是理論的閉合條件，演繹結果要進行均衡處理。

新古典經濟學的演繹主義方法對人的行為假設提出了特殊要求，由此出現了“理性人”假設所呈現的重要特征。可以說，“理性人”假設獲得了演繹主義的內涵。

第一，演繹法都有一個邏輯起點，這個起點類似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的“一”，“一”是世界萬物的因，但它不能再有因，否則因果追溯下去將無窮盡。支配人的行為的動機作為理論推理的邏輯起點也必須能起到這樣的功能，它是各種由人的行為構成的經濟事件的根本原因，但它也必須能阻止對自身的探因。這就要求人的動機是與生俱來的固定不變的“本性”，能夠對情境、制度、關系等社會環境具有十足的免疫力，它是超級穩定的。

第二，演繹法具有邏輯一致的特點，初始條件明確給定的狀況下，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給定行為人的初始條件和動機，他的行動必然是和邏輯推理的結論是一致的，這樣的行為被稱為是理性的行為。這樣就必須對人的行為進行一系列限定，避免不可預測的或反常的結果的出現。行為人的偏好集是嚴格凸的，而不僅是凸的；行為人追求的是“最大化”而不能是“滿意”，因為前者的解是唯一的，而后者的解有多個。為了具有可預測性，還要求外在的擾動是不允許的，信息是不成問題的，錯誤是不能發生的。

第三，演繹法所追求的目標是演繹結論對現象的良好擬合，由于演繹過程是邏輯一致的，所以要實現推論對現象的擬合就只有調整理論假設。也就是說假設的現實性并不重要，為了實現理論結論與現象的一致，可以對假設進行任意的“裁剪”。例如，根據一般的效用函數特征的設定可以邏輯一致地推論出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但是當觀察到吉芬商品現象時，就必須也只能通過改變效用函數的設定來進行重新解釋，在其中強調了需求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區別。但是當進行理論分析時一般又會忽略這種反常情況，而又回歸原來效用函數的假設狀態，收入效應會被棄而不談。

第四，演繹過程是經驗事件的連續連結，經濟過程被看做人的行為的連續連結：“無論何時有事件X，則有事件Y”。例如，函數關系Q=f(P)，Q/P＜0，它表明：每當有價格P的上升(或下降)則有需求量Q的下降(或上升)。這種以事件連結為特征的演繹方法要求人的行為是易于理解的。這要求人是原子式的：人與人之間沒有質的區別，例如不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類的區別；不存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深層因果機制，例如群體的行為完全等同于個體的行為，勞動供求與勞動價格之間的關系是完全市場個人行為，與工會等無關；變量之間只有量的關系，沒有質的差別，例如生產函數Q=f(L，K)中，勞動L和資本K之間是可以無摩擦地進行替代的，勞動者被當做機器來處理。

第五，均衡假設在演繹方法論中承擔了重要職能：作為模型的閉合條件，它使推論的結論是確定的，而不是什么都可能發生，例如供求的均衡得到了唯一的、確定的市場價格和行為者選擇的數量。

三、演化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

演化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的內容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并對之進行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新古典經濟學把人性視為“永恒給定的東西”，它是外生變量，是無因之因，僅僅服務于邏輯推理需要的工具。演化經濟學認為，外生給定的人性假設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都具有前因后果，對事物的科學解釋就是要闡述它的累積的因果關系序列，人性假定也不能逃避因果解釋。無論人的動機是利己還是利他，都必須對它的起源和發展過程進行說明。沒有因果過程的、外生給定的人性假設僅是主觀臆造的東西。關于人的行為的假定不僅僅是基于理論上邏輯論證的需要，它必須是對人類行為的“真實描述”。為了成功解釋人類行為，我們應該借鑒認知心理學、神經生理學的經驗性結論。與之相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對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一直以武斷、傲慢的態度進行排斥。

第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人”沒有主觀能動性，他們就像機器人或自動機，按照輸入的程序機械地、確定地運動。凡勃倫對此有過經典的描述：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像一個孤立的同質的欲望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擺動，刺激消失又恢復原狀。他評論道：“他們把人性視為一種被動的、實質上是無生命的、永恒的給定的東西……這種快樂主義的個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種原動力。不是生命過程的中心。”(11)霍奇遜指出，新古典經濟學雖口頭上強調“選擇”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對人類自我反省、智能、意圖這些觀點的深入分析，所以陷入了機械論中，其理論中的人類行為像是由自動控制來完成的，沒有給“真實”的選擇留下任何余地。(12)如果僅僅把行為主體看作“欲望的小球”或是“自動機”，正如新古典經濟學那樣，那么，這種主體更接近于低級生物，例如螞蟻或蜜蜂，而不是人類。

第三，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最大化者。對演化經濟學而言，人的“超級理性”假定是不成立的。“如果我們必須理性思考所有事物，我們的理性系統將會因為數據的過于龐大而陷入癱瘓�！�(13)演化經濟學認為，人的超級理性假定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行為人一定具有解決手頭任務所需的恰當運算法則和知識，但從不解釋它們是如何、在何時做到的，因為超級理性的假定已使這種關于人的行為能力如何獲得的探討成為多余的了。

第四，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解釋社會整體現象，要從作為其基本構成單位的個人開始，進一步把個人還原到沒有任何社會背景的所謂自然狀態。演化經濟學認為，抽掉制度因素的做法并不可行，社會整體現象是由所有個體互動產生的，這種互動必然涉及人們的語言制度、行為規則和風俗習慣；人永遠是社會存在，這必然導致制度與人是同生共存、不能分離的。事實上，新古典經濟學也無法真正地剔除社會制度因素，把人還原到原始自然狀態，他們都是把一些制度因素作為假設前提偷偷地塞進理論中，例如，私有產權制度、市場交易制度、自由契約制度等都是他們暗含的假設。

第五，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經濟系統是靜止的均衡狀態，個體間的行為是一致的，實現了完全協調。演化經濟學批評均衡理論把經濟系統看作一個保守的封閉系統�？紤]到經濟系統中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的行為差異性，考慮到行為主體與結果的相互影響，經濟系統的動態不穩定性就應該得到承認。新古典均衡假設，抽掉了時間因素，把靜止看作常態，把市場競爭看作是瞬時資源分配。這種做法并未闡明競爭性斗爭本身，因為它忽視了真實經濟過程的研究，不確定性、暫時的收益和損失、技術進步的摸索性質、企業的特點和戰略多樣性統統消失。演化經濟學認為，市場主體是千差萬別而不是同一，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是斗爭與沖突而不是一致性交易，這些行為特征都與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個體的完全協調的均衡假設相違背。

四、演化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缺陷產生的本體論根源的揭示

演化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是基于對新古典經濟學本體論的批判。本體論是關于世界存在的根本狀態的觀念，又稱“世界觀”。它是比認識論、方法論更深層次、更根本性的范疇，正是人們在關于世界存在狀態的看法上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不同。本體論觀念支配著人們的理論思考，但它往往是潛藏在人們的意識中發揮作用，當事人并非都對自己的本體論觀念有自覺的認識。“演化方法討論的是基礎性的問題：它不僅要求對新的理論空間進行深入探討，而且要求重新思考其本體論范式預設�！�(14)經濟學習慣從自然科學處獲取靈感，把自然科學作為自己的范例和模板，但當它借用自然科學的范式時，無形中也習得了自然科學的本體論觀念，并由之塑造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設。在演化經濟學看來，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設的深入批判，需要追溯它的起源，因為在起源中隱藏著本體論。

新古典經濟學持有機械本體論觀念，它把世界看作一個服從機械規律性、可用數學計算的運轉的機器。這種世界觀來源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早期開創者對牛頓物理學的頂禮膜拜和傾情專注的模仿。對杰文斯而言，經濟學理論與力學類似：交換法則類似于杠桿的平衡法則，財富與價值的性質，正如力學的理論，以無限小量能力的均等為根據。所以他自稱要創立的經濟學是“自利心與效用的力學”。馬歇爾看到了人類社會非機械性的特征，但他還是認為力學類比是必要的，他說：“生物學概念比力學的概念更復雜，所以，研究基礎的書對力學上的類似性必須給予較大的重視，并常使用‘平衡’這個名詞，它含有靜態的相似之意。”(15)

被新古典經濟學的早期開創者崇拜和模仿的牛頓物理學具有怎樣的特征呢？它又給我們描述了怎樣的一幅世界圖景呢？牛頓根據一些選擇出來的現象，例如月球、地球的運行軌跡及其質量特征，用數學推算的方法推出自然界的力及力的基本定律，然后再把這一結果推廣到所有行星的運動上去，于是整個太陽系的錯綜復雜的運動，就可以從這一基本定律中推演出來。進一步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從這一最簡單的重力原理中去尋找原因，而重力產生的原因不必知道，這是一個次要而無關的問題。牛頓展現的是這樣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受重力支配的有質量的物質組成的，重力法則對所有事物都適用，無一例外；在重力法則支配下的事物的運動是確定的，給定初始條件可以追溯它的過去，也可以準確預測未來；事物被簡化為質點，可以任意地分割或加總，其內在力量不會改變，都會受到重力法則的支配。這是一個原子、靜態、確定的世界，由此多普菲把機械本體論概括為三個公理：(1)同質的世界。事物之間沒有差別，受到不變規律的決定。(2)無結構的世界。實體之間的關系是獨立的，實體特征是獨立于其他實體的，不會因整體結構改變自己的內生力量。(3)無內生變化的世界。在系統中，只有連續的運動或靜止，系統內不會內在地、自發地發生變化。(16)

依照機械本體論，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內涵才能夠得到理解。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企圖把經濟學建立在對微觀個體的認知和行為特征的分析基礎之上，他們選擇了牛頓力學范式：確立支配個人行為的普遍適用的“力”及其規律，由這一規律去解釋所有由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復雜經濟現象。(1)在這里，借助于數學的演繹法作為唯一重要的方法，是易于理解的。因為在一個確定的、封閉的系統中，初始條件與結果之間是確定的對應關系，通過對完備的初始條件和基本規律的運用必能推導出與客觀事實一致的結果；另外，人的效用追求就像重力一樣牽引著人的運動方向，只有進行計算才能確定這些力作用的結果。(2)由個體推論整體，由個人說明社會的還原論也是易于理解的。因為社會整體無非是個人的簡單加總，不存在整體結構，整體不會具有個人所不具有的屬性，個體屬性不會因社會因素的侵入而改變。(3)個體特征被看作是外生變量不予研究也是易于理解的。因為支配人行為的力及其規律是永恒的、普適的，能否發現它存在的原因并不會對預測結果有任何影響。(4)經濟均衡思想也是易于理解的。因為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沒有外在能量的輸入，沒有內在力量的累積，相互作用的力必將形成穩態均衡，直至有外力的干擾。

可見，演繹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是機械本體論，只有持有機械本體論觀念，演繹方法論的主張才能夠得到理解和支持。而“理性人”假設完全是服從演繹方法的需要構建起來的，它構成了演繹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得到了演繹方法論的辯護。所以“理性人”假設得以成立的最深層的根源是機械本體論。

五、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主張

機械本體論是有問題的�，F代物理學的發展，揭示出世界的存在不同于牛頓物理學所描述的狀態：世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牛頓的封閉、靜止的世界只是現實世界的特例；世界是一個非線性系統，重要參數的微小變化能夠引起戲劇性的結果，所以在開放的條件下，自然界沒了必然性；現實世界作為一個不斷有能量注入的系統，當外部控制參數達到臨界值時，就會產生新的巨觀模式，所以宏觀結構是存在而且會變化的。

演化經濟學認為牛頓物理學隱喻應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錯誤的本體論預設負責�！傲W隱喻排斥了知識、質變和時間的不可逆性，使經濟學陷入均衡系統的困境，其中不存在任何系統錯誤，也沒有任何累積性的發展�！�(17)演化經濟學家反對牛頓物理學的機械論思維，他們轉而求助于生物學尤其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的主要見解是，物種進化是環境對更適合生存和繁殖的變異不斷地進行自然選擇的結果。達爾文的思想撼動了傳統的機械本體論立場：首先，達爾文的進化論以生物的多樣性為前提；其次，達爾文認為，物種進化過程是適應和選擇的過程，個體與環境是互動的有機整體；再次，達爾文進化論展現的是持續的無止境的變化，因為變異是持續不斷的；最后，達爾文通過累積的因果解釋說明了物種的起源，他的信念是“萬事皆有因”。達爾文進化論蘊含著與牛頓物理學截然對立的本體論觀念：世界是一個充滿奇特事物、新奇不斷涌現的、多樣性的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有結構的系統，這個世界在時間的長河中持續地、無止境地演化。

演化經濟學不僅通過生物學隱喻的運用間接地接受了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觀，而且通過自覺的思考和探索來界定和明確自己的本體論立場。它提出了一系列支撐演化理論體系的本體論命題，其中多層級本體論和心智與世界二重本體論具有重要地位。多層級本體論認為，實在具有不同的層級，例如，自然的、生命的、人類個體的和社會的層級。一切事物都分屬于不同的層級，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每一層級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穩定性，同時又對其他層級具有依賴關系。各層級之間以“涌現”特征產生關聯，高層級事物是其組成元素的低層級事物的“涌現”。涌現現象是系統整體的性質，涌現物具有其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性質。較低層事物的原則是較高層次原則或假設的基礎，另一方面，較高層級的系統對較低層級的系統具有約束和塑造的作用，二者分別被稱作向上、向下的因果機制。

心智與世界二重本體論是對多層級本體論的延伸。這種本體論認為，心智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卻是自主的一部分。“心智是世界的一種要素，但同時它也是關于世界的一種鏡像，這種鏡像指導著包括科學觀察者在內的人類行為�！�(18)研究人類行為的任何方法都必須承認心智的客觀實在性，“心智重要，這種思想是演化經濟學最基本的本體論假定”。(19)由于心智的主觀性和創造性，導致了世界處于不斷的變動和不確定性之中，所以世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承認心智獨立性的二重本體論為展開對人類認知過程的分析鋪平了道路，腦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應被納入到人類行為理論的研究；承認心智和世界的二重存在性，才能探究主觀心智與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系及其持續的交互作用；強調心智重要的本體論排除了建立形式化演繹體系的可能性，因為人類學習是開放過程，由此導致世界狀態的集合是變化的，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能被包容進一個封閉的、決定論的演繹系統。

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是一種有機、系統、動態、開放的世界觀，它不同于原子、靜止、封閉的機械本體論。本體論的變化不僅直接影響對人研究的結論，而且它會帶來方法論的變革，由方法論的變革影響到對人的研究。這種世界觀將直接否定數學化演繹方法的應用，它更傾向一種多元的方法論，比較方法、抽象方法、經驗觀察方法都將得到重視。在方法論上沒有了對演繹方法的依賴，在人類行為的研究中，為了方便進行演繹而對人的特征過度抽象的現象將會避免，而更為全面、經驗性的研究成果將被綜合進來。下面將看到在新的世界觀的指導下演化經濟學關于人類行為的新見解。

六、演化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理解

(一)人是創造和利用規則的動物

演化經濟學認為，知識主導著行為者的認知和行為。知識是行為者對世界的狀態、自己的目標和偏好、解決問題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解。知識是通過行為者與環境互動、不斷的試錯而習得，通過規則的形成而得到保存。人類的認知和行為依賴的是已有的規則，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規則又被稱作“習慣”或“慣例”，它類似于生物體的基因：基因儲存著自然環境的信息，決定著生物體的體征，規則儲存著知識，決定著行為主體的認知和行為；基因通過生物繁殖而被遺傳，規則則通過模仿、教育而被傳承。規則可被區分為認知規則和社會規則。認知規則是指人的認識論規則，社會規則指群體互動中的人的行為規范。

依規則進行認知，就是把面對的問題看作是已經發生過的老問題，按照已有的方式來進行思考和解決。這些經驗規則儲存了以往成功認知活動的知識，只有當這種經驗規則無法適應新情況，與現實產生明顯沖突時，耗時費力的審慎思考才登場；通過審慎思考，摸索出新的認知，然后，這些新的認知就會變成規則、慣例，在以后遇到類似問題時，行為人又可按慣例“因循守舊”的進行思考。個人在社會群體中的行為是遵守社會規則的。社會群體又有不同層次，例如，個人組成的企業、企業組成的產業、產業組成的整個市場，每一層次的群體都有自己的行為規則，這些規則同樣儲存了該群體的集體知識。納爾遜和溫特把類“基因”概念——慣例——引入到對企業的研究。他們認為，企業的生產、管理、銷售、投資、研發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慣例，企業的運轉依這些慣例而進行。“一個組織的活動慣例化構成儲存該組織專門操作知識的最重要形式”，企業依靠運用來“記住”知識，正如個人依靠運用來記住技巧。(20)社會活動的慣例化表現為個人行為的慣例化，社會知識必定存在于個人的記憶里，但其內容主要取決于個體發生相互作用的結構環境的存在，因為組織化知識是默示的知識，只有通過群體成員相互作用的實踐活動才能使這種知識呈現出來。

(二)人的行為是相互適應的

演化經濟學認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他是處在主客觀世界、個體與社會的交互作用之中，個體的行為特征是由個體間的交互作用而相互決定的。個體的行為創新會改變環境(群體狀況)，而環境的變化會對個體的行為產生反饋，于是在個體與整體環境之間產生了循環—累積關系。二者的關系之所以是循環的，因為它們之間是互為因果的；之所以是累積的，因為每一種新的情況是此前情況的變化，同時又引起了后面的變化。這種行為者—環境互動關系最關鍵的特征可描述為：個體的行為決策不僅是它自身特征的函數，而且是群體中其他個體行為決策的函數。例如現實中某些人之所以采取一種行為，僅僅是因為別人都在這樣做，這表現為“追隨效應”和“從眾心理”；與之相反的情況是，因為別人都在采取這樣的行為，所以決定了我不這樣做，這是一種追求“標新立異”“不落俗套”的反應。循環—累積關系還會產生“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當一個群體中存在多種創新行為時，可能會因某種事件使得某種創新行為在群體中的采用獲得了更大比重，此時該種創新就會相對其他創新獲得了“規模經濟”，最終排擠掉其他選項而獲得了支配地位，雖然被選擇保留的此項創新未必是最優的。個體間互動與循環累積的另一個結果是“適應逆轉”現象。通過行為創新，起初適應環境的個體并不能保證永遠適應，因為隨著采取適應行為的個體行為的累積作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同樣的行為在新形勢下也許變成不利的了。循環—累積的分析方法，既沒有把個體視為給定，也沒有把環境視為外生，而是通過二者的互動關系使它們同時得到了內生解釋。

(三)人性是社會嵌入的

個人對自身之外的社會環境的適應，不僅表現為個體行為以社會環境作為約束條件而調整，而且表現為個人內在的偏好、目標、意愿等所謂人性的改變，“標準和規則也并不僅僅是理性行為者決策和行動的‘環境’，它們同時在偏好中被內在化，并通過行為被復制”。(21)“經濟制度將交往的特征普系施加到組成這個社會的人們身上，影響他們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和相互間的關系、所完成的任務，以及所期望的回報……影響著其人格、習慣、品味、身份和信念�！�(22)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制度會通過心理機制影響個人的偏好。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賴于認知框架，通過認知框架信息被精煉、被解讀，成為對決策者的操作有意義的內容。認知框架是關于問題是什么、需要達到的目標、可能的行為集合等的信念，這些信念來自行為人的集體經歷和所處的文化環境。也就是說社會因素會影響認知框架，從而改變人的偏好。例如在貨幣制度和金錢文化中，對金錢本身的追求成為行為人的主要偏好和動機，但在一個實物經濟制度中，人的認知框架是與貨幣無關的，在解讀信息時，不會與貨幣聯系起來，所以不會產生金錢偏好。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偏好是易變的。在人們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隨著實現的可能性的變化，人們的認知框架會改變，由此會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最終，滿足程度往往是與環境的變化相適應的“退而求其次”。

(四)個人之間是存在個性化差異的

人是千差萬別的，每個人都擁有從他的個人思想和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唯一性。人的差異性根源于人類心智的開放性。人的心智是一個復雜的具有創造性的系統，而又極易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干擾，所以人的認知狀態是千差萬別的。認識上的多樣性產生了行為的多樣性。由于人的認知框架是受到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塑造的，人的認知和行為是社會嵌入的，所以處在不同社會制度和文化中的人會有不同的特征。但即使生活在相同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千差萬別的，這種差異性要歸因于導致人類心智開放性的更為重要的因素：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即人類心智具有想象力和創造性。雖然人總是習慣借助經驗規則來思考和行為，但當人們面對新環境時，或對現狀不滿意時，學習就開始了，在此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派上了用場。新狀況的界定、對自己狀況(偏好、目標)的認知離不開人的想象和聯想；設定了問題之后的解決對策的采用不是已有備選項的選擇，而是備選項的創造，這需要人的創造力；對創造的備選項的評估不是對當前感受的評價，而是對備選項將來能帶來滿足的預期，這依賴于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和創造性是人的主觀因素，它們會因人而異、因時而異，這不僅形成了個人特性，而且還形成了人的行為不確定性：新奇會非規律性地出現。依曼特扎維諾斯(C.Mantzavinos)的說法，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只能在行為的可預測性和隨機性之間尋求一種平衡。(23)

(五)個體行為的協調表現為動態演化過程

以演化經濟學的觀點，宏觀上的結果是對微觀多樣性進行市場協調的產物，這種協調的內在機制是“多樣性—遺傳—選擇”原理，協調的結果是經濟系統作為內生的、永無止境的結構變遷過程，結構變遷的過程表現為個體之間“脫協調—協調—脫協調”的循環往復。

經濟系統中的成員，作為消費者或生產者的個體，是異質的、千差萬別的；存在遺傳機制確保個體的特征和行為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保持連續性；經濟系統的個體成員面臨經濟環境的選擇壓力，他們對環境的適應性是有差別的，適應性強的個體重要性上升，適應弱的個體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通過選擇過程，個體的多樣性減少，經濟系統形成新的結構。然而，由于個人創造性的心智導致系統中的新奇、創新會不斷出現，新奇和創新的出現和擴散又恢復了經濟系統中成員的多樣性。由此，選擇機制再次發揮作用，導致經濟結構發生變遷。經濟系統的結構變遷過程是內生的，這個內生因素就是創新行為。梅特卡夫(J.Metcalfe)為此特別提出，經濟演化應是三階段過程：多樣性、選擇以及從選擇過程所產生的反饋。(24)在他們看來，選擇結果對創新的方向具有引導作用：選擇的結果產生了新的市場價格，市場價格引導了創新方向；選擇的結果導致企業獲得了不同的利潤，而利潤對于創新來說是可利用的資源；選擇的結果導致了個體知識的積累，知識的變化是創新賴以產生的基礎。所以，演化過程的反饋特征導致的結果是“行業在每個時期的狀況帶有它在下一個時期的狀況的種子”。(25)

個體之間的協調狀況是與創新和多樣性的變化連在一起的，個體之間的協調是一個動態過程。隨著多樣性的減少，個體之間的行為相互適應，產生了相對穩定的結構和秩序，但隨著創新的出現，多樣性增長，已有的互補過程就會產生混亂，系統就有了脫協調，經濟運行出現了摩擦和波動。經濟過程表現為個體通過不斷的學習尋求適應的過程。

七、關于演化經濟學人類行為理論的幾點評價

第一，演化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理論的“破”與“立”均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使得理論分析更具穿透力和說服力。新古典經濟學為“理性人”這一核心假設在方法論上構筑了厚厚的保護帶，工具主義等方法論上的主張已有效回擊了來自各方面的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而演化經濟學通過批判更具根本性的機械本體論，摧毀了演繹方法論的根基，一旦演繹方法論被拋棄，則演繹方法論所辯護的“理性人”假設中的那些教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樣，演化經濟學把自己的行為理論基建于本體論基礎之上，公開承認自己的理論基礎是有機、系統、動態、開放的世界觀，以此世界觀為基礎來理解人類社會與人的行為。本體論層面的公開對比，使得演化經濟學的人類行為理論的科學性更具說服力。

第二，演化經濟學借助多學科的融合打開了人性黑箱。新古典經濟學服從理論體系構建的演繹方法的需要，把人性限定為一種抽象的假設，他們禁止關于人性的進一步探討。而演化經濟學卻追求把經濟學建立在真實人的基礎之上，堅持運用累積因果原理，追尋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他們通過對演繹方法的否定排除了對人性展開深入研究的障礙；通過把心理學與經濟學相結合，實現了把知識、人類心智、認知框架等心理學概念引入到經濟分析當中；通過多層級本體論，建立了心智與生物體、社會結構的聯系；通過心理機制實現了主觀能動性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聯。演化經濟學打開了通往人性研究新領域的通道。

第三，演化經濟學重視對人的心智的分析，使經濟理論更貼近經濟生活的現實。演化經濟學認為心智重要，由心智出發推論出一系列結論。它強調了心智的主觀能動性對經濟的作用：由于主觀性的影響，不確定性、隨機性會擾動經濟系統，使之處于不穩定、不可預測的狀態，所以經濟系統是開放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使得創新會不斷涌現，市場行為表現為以創新為手段的競爭過程，而不再是價格調節的瞬時資源配置方式。演化經濟學強調了心智的不完備性，由心智的不完備引申出制度的產生及其功能，制度規則的運用被認為是人類演化出的行為能力。關注心智使得經濟研究更加接近豐富多彩的經濟生活現實：真實的競爭過程、整體的非均衡狀態、個體的多樣性的生存形式，而不再迷戀于被經濟學高度抽象的沒有任何摩擦與沖突的均衡和諧狀態。

第四，拋棄階級分析方法的人類行為理論，將導致演化經濟學的研究無法深入。演化經濟學把社會的多樣性歸結到個體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強調個人創造力和想象力上的差異，雖然這種做法能夠容納進創新與新奇，但它帶來的后果是規律性無處可尋，隨機性將使得經濟學的研究失去意義。演化經濟學承認引起行為多樣性的原因包括社會結構，可事實卻是，社會結構是以階級、階層、集團為內容的，它并不會帶來個體上的差異，它只能帶來階級、階層等整體范疇上的人的差異。演化經濟學沒有強調階級關系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僅少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的視角，而且也少了凡勃倫激進制度主義者的傳統。這里的問題是，個體的異質性重要還是階級、集團的異質性重要，社會的進化是階級結構的變遷還是種群的變遷。不堅持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制度主義的利益沖突分析法，社會結構就無法進入研究的范圍，如此，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效果將大打折扣。

①賈根良：《“新經濟思想史”芻議》，《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期。

②③[英]杰弗里·M.霍奇遜：《演化與制度——論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演化》，任榮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7、35頁。

④[美]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費方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236頁。

⑤[美]羅斯·M.斯塔爾：《一般均衡理論》，魯昌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頁。

⑥[美]D.韋德·漢茲：《開放的經濟學方法論》，段文輝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2-93頁。

⑦[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冊，胡雪峰譯，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0頁。

⑧P.Samuelson,"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5,1965,pp.1164-1166.

⑨[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黎明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26頁。

⑩[英]安德魯·布朗：《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陳靜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6頁。

(11)[美]托爾斯坦·凡勃倫：《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張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8頁。

(12)(13)[英]杰弗里·M.霍奇遜：《制度經濟學的演化》，楊虎濤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9、173頁。

(14)(15)[瑞士]庫爾特·多普菲：《經濟學的演化基礎》，鎖凌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