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凱歌電影《趙氏孤兒》對紀君祥原著悲劇意蘊的削減
摘 要：演對經典名著的改編仿佛已是一種潮流，沸沸揚揚的電視劇版《紅樓夢》、《三國》熱尚未退去，孤兒故事又再一次成為大熱門。陳凱歌電影《趙氏孤兒》在悲劇意義的開掘、悲劇人物的塑造、悲劇內涵的認識上進行著積極的嘗試和思考，但對經典的重讀與新解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原著的悲劇意蘊。紀君祥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劇。全劇貫穿著強烈的復仇意識、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斗爭以及“存趙孤”故事的故宋情懷。陳版《趙氏孤兒》在故事情節(jié)設置、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淡化了原著濃郁的悲劇意識。
關鍵詞：悲劇意蘊；復仇；正義；故宋
“趙氏孤兒”的故事背景最早載于《春秋》。《左傳》、《國語》都有進一步的擴展敘述。其后司馬遷從多個側面進行了論證、梳理與剪裁，后代關于“趙氏孤兒”的故事基本源于《史記 · 趙世家》。元代劇作家紀君祥在對眾多史料分析取舍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了五折本元雜劇《趙氏孤兒》，使之成為一部具有濃郁悲劇意蘊的古典著作。
元雜劇《趙氏孤兒》貫穿著強烈的復仇意識。趙氏孤兒的悲劇是命運悲劇，因為他一出生就背負了家族三百余口親人以及公孫杵臼、程嬰之子、韓厥這些救命恩人的血海深仇。可以說，他的人生使命就是為了復仇。這一點在父債子還、父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會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元雜劇中趙氏孤兒一旦聽說了自己的身世就會不顧一切地復仇。而現(xiàn)代人站在人性的角度對孤兒復仇的態(tài)度進行了許多質疑。在陳凱歌的電影里，趙孤對真相將信將疑，甚至采取漠然的態(tài)度，仿佛談論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仿佛一切都和自己沒有太多關系。屠岸賈受傷后，他還以死相逼向程嬰求藥救治。同樣，在2003年北京人藝林兆華導演的話劇版《趙氏孤兒》里也顛覆了這種復仇意識，趙孤認為程嬰沒有權利決定自己孩子的生死，而自己是個生命個體，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而不必背上上一輩的血海深仇。現(xiàn)代人對人性的思索與探討融入了戲劇之中，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精神對戲劇創(chuàng)作的影響。但解構了復仇意識便削減了《趙氏孤兒》的悲劇意蘊，滿門滅族的血腥與慘痛、喪妻喪子的忍辱負重、為忠為義的犧牲與壯烈都在瞬間消失殆盡，一切都變得淡漠與冷靜，只留下哲理式的沉思：“一切都為了什么？這就是我們犧牲的價值所在嗎？”筆者認為，現(xiàn)代人在對名著改編時融入自己對人性的思索是無可厚非的，但不能將整個劇情和人物割裂開來。如《趙氏孤兒》，如果說趙孤不認為復仇是自己的責任，或者說他有現(xiàn)代人的個體意識，那么與之對應的程嬰、韓厥、公孫杵臼為什么就沒有現(xiàn)代意識呢？他們憑什么會為了一個沒有血親的孤兒奉獻與犧牲呢？
元雜劇《趙氏孤兒》將這場搜孤救孤的行動演繹為正義與非正義的斗爭。劇中趙氏是為君為民的忠臣，而屠岸賈是奸邪的小人。因此，公孫杵臼、韓厥等忠義的大臣一直對趙家的遭遇心懷憐憫，而對屠岸賈這類慳吝小人深惡痛絕。尤其當屠岸賈喪心病狂地要殺全城半歲小兒時，程嬰的奉獻與犧牲就不僅僅是報趙家一家之恩，而是一種大義凜然的正義與奸邪之間的對抗。韓厥是為救孤而死的第一位義士，他看透了“忠正的在市曹中斬首，讒佞的在省府內安身”的黑暗社會的本質，對屠岸賈這個“人間惡煞”深惡痛絕。但在電影版《趙氏孤兒》里，韓厥不是自殺，而是被屠岸賈刺傷。這一改編立即消解了韓厥這個人物的悲壯韻味，崇高的、壯烈的正義之舉被同情與憐憫取代。其實，這種改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xiàn)代人的價值取向，符合現(xiàn)代人的人性觀念。當今時代是一個缺乏崇高信仰和正義追求的時代，但對正義的追求卻是古代忠義之士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僅體現(xiàn)在元雜劇中，明清傳奇《鳴鳳記》和《清忠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鳴鳳記》中為了扳倒嚴嵩，以楊繼盛為首的八諫臣前仆后繼，所謂“前后同心八諫臣，朝陽丹鳳一齊鳴！”《清忠譜》中為了反對魏忠賢，周順昌、顏佩韋等義士都甘愿忍受殘酷的刑罰、付出生命的代價。這種犧牲與奉獻精神是建立在對正義的追求基礎上，因而顯得格外崇高。韓厥在莊姬的哀求下放走了趙孤，但這種善舉不是以犧牲自己生命為代價的，因此也就消解了悲壯之感。元雜劇《趙氏孤兒》故事里最閃光的角色應該是程嬰。他不僅僅犧牲了自己的親生兒子，而且背負著賣友求榮的罵名，在仇敵屠岸賈的府上忍辱偷生了十幾年，他的犧牲是靈與肉的煎熬。元雜劇中，程嬰的形象是立體的、飽滿的、悲壯的且又讓人信服的。作為趙府門客為報趙家之恩，他義無反顧地帶走趙孤，此時他并不曾想會以自己的孩子為代價來保全趙孤。只有當屠岸賈喪心病狂地要以全城小兒之命搜取趙孤時，程嬰才真正開始了復雜的心理斗爭，同時也揭開了全劇光輝、悲壯的一頁。劇中趙孤是忠義之臣的最后一點血脈，在重視宗族血統(tǒng)的古代社會，趙孤的價值已不僅僅是趙府的血脈，而是忠義的象征、正義的象征。因此，搜孤救孤的行動就不僅僅兩個家族之間的仇恨斗爭，而是正義與奸邪之間的對抗。因此，公孫杵臼、程嬰、韓厥等人才會義無反顧地為保全一個嬰兒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代價。這便是信仰的.力量！因此，趙孤從他一出生就背負著復仇的使命，這種使命是親人的血海深仇賦予他的，是恩人前仆后繼的自我犧牲賦予他的，也是時代的信仰賦予他的。在電影版《趙氏孤兒》中，程嬰并不是趙府的門客而只是一個普通的草澤醫(yī)生，因為機緣巧合他被卷入了這場斗爭。劇中趙家也并非忠義的代表，屠岸賈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奸邪之輩，他們之間只有過往的冤仇與現(xiàn)實的利益。趙家的熏天權勢甚至威脅到了國君的地位，所以國君才借屠岸賈之手滅趙家滿門。這種劇情處理將這場忠奸斗爭變成了宮廷權勢斗爭。從這個立意來說，程嬰這個角色的犧牲與奉獻就變得非常沒有情感依據(jù)，這也是電影版《趙氏孤兒》最為人詬病之處。如果程嬰對趙家既不存在報恩，亦不存在對忠義之臣血脈的維護，那么程嬰為什么要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來保全趙孤？難道只是因為機緣巧合嗎？此外，程嬰作為屠岸賈的醫(yī)生，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屠岸賈，但他卻一直沒有動手。劇中的解釋是程嬰想讓趙孤復仇，讓屠岸賈生不如死。觀電影版《趙氏孤兒》之結局，確實讓人有種“剪不斷，理還亂”之感，不知道劇中人物是以一種怎樣的思維模式在思考著復仇這個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電影削減了元雜劇的悲劇感，崇高與悲壯不復存在，英雄人物的悲壯情懷也被解構得支離破碎。 元雜劇《趙氏孤兒》中蘊含著濃郁的故宋情懷。在元蒙統(tǒng)治下，紀君祥選“趙氏孤兒”這個題材來寫民族矛盾、懷念“趙宋”，并且表達了一定的反元復宋的思想傾向。首先，宋代統(tǒng)治者以“趙孤”自比，為此，曾大力褒揚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三人。自趙宋政權建立后，與遼、金、元不斷進行戰(zhàn)爭，在危急時刻， 宋代皇帝曾給程嬰、公孫杵臼等人追封尊號，建廟祭祀。北宋王朝為褒獎忠義，于絳州太縣趙村建祀修墓，祭祀三位先祖功臣。神宗熙寧年間，在京師建祚德廟， 改由皇帝親自祭祀。南宋時，因北方“廟庭存廢不可知”高宗命于臨安始祭程嬰、 公孫杵臼，并于臨安復立祚德廟。趙宋王朝對三位先祖功臣屢屢加封。晉封程嬰為忠節(jié)成信侯，公孫杵臼為通勇忠智侯，韓厥為忠定義成侯。后又改封“嬰為疆濟公，為英略公，厥啟侑公”。（見于《宋史》《高宗七》及《禮志八》）南宋末葉， 更由皇帝降旨在杭州重修“祚德廟”，又“賜額加美號，升三侯為王爵，以表忠節(jié)。程嬰封忠濟王，杵臼封忠祐王，韓厥封忠利王。” （見于南宋吳自牧 《夢粱錄·忠節(jié)祠》） 無論是封侯還是封王，始終是圍繞一個“忠”字來做文章。那么韓厥、程嬰、公孫杵臼的“忠”就具備了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忠于忠臣，即劇中的趙氏家族。二層含義則是忠于趙宋。因為無論是出于朝代興替還是民族情結，紀君祥作為漢族文人對元蒙的入侵與統(tǒng)治始終帶有抵制情緒，但在高壓政策下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寄予于雜劇中抒發(fā)自己的情感。聯(lián)系到作者的創(chuàng)作背景，讀者更能感受到一種時代的悲劇意蘊。而這種悲劇韻味和情懷是時過境遷的現(xiàn)代電影所無法體現(xiàn)的。
綜上所述，電影《趙氏孤兒》對劇情、人物形象以及人性都進行了大膽地挖掘和改編，融入了主創(chuàng)者對人生的哲理性的思索。但也很大程度上削減了元雜劇《趙氏孤兒》中的悲劇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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