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級老板們是怎么干活的

比爾·蓋茨——我的數字化工作

走進我的辦公室，你會發現這里已經沒有什么紙質文件。辦公桌上，三臺顯示器一字排開：左邊的屏幕顯示我的電子郵件列表，中間的屏幕上通常是我正在閱讀或回復的電子郵件，右邊的屏幕則用于瀏覽網頁。這樣，在工作的時候，我就能夠隨時察看是否有新郵件。收到新的郵件后，我還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打開電子郵件中的鏈接，瀏覽相關網頁。

今天，提筆寫信已經成為一件稀罕事，人們不禁擔心：會不會有一天電子郵件也會變得如此呢？對此，我的回答是“不!”因為你總有些信息是想針對特定的一批人的，而且你還想讓他們知道，你在以信譽擔保，接觸這些信息不會出現問題。電子郵件將永遠是交流的一種方式。

15年來，電子郵件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方式，只用兩個電子郵件(分別是工作的和私人的)，我就能應付一切。最終，那些電話號碼都將被扔進垃圾堆，所有的事情都會圍繞著郵件用戶名進行。

每天我都要收到大約100封電子郵件，對于每一份電子郵件，我的郵箱會按照內容和重要性的差異將它們一一分類、標記。這樣，就可以將主要精力放在作了標記的重要電子郵件上。

現在，報紙已經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我獲得的90%對新聞都來自于互聯網。出外參加會議時，我都會隨身攜帶一臺筆記本電腦，它與我辦公室的電腦完全同步，因此我可以隨時獲得需要的所有文件。此外，我的筆記本電腦上還安裝了一個名為“OneNote”的便箋記錄和管理軟件，所以我所有的便箋也都采用了數字格式。

白色書寫板是我的辦公室里少有的低技術含量的設備。我有各種顏色的筆，在與其他人討論或者自己獨自思考的時候，可以用它們記錄下各種想法。在一些微軟辦公室里，書寫板上的內容可以轉化為圖像，直接傳送到計算機里。我的書寫板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功能，但也許明年就會有了。現在，如果有這樣的設備，我會毫不猶豫地扔掉筆和筆記本，立刻投入到它的懷抱。

卡洛斯·高森(雷諾和尼桑公司首席執行官)----怎樣管理兩家世界500強企業

我每個月都要從巴黎飛到東京，并在那兒呆上1到2周。這段時間內，我總是不停地參加尼桑的各種會議：執行委員會會議、產品設計會議、產品決定會議、投資會議、董事會會議——所有重要的會議都在這周舉行。在雷諾，還有一大堆的會議等著我，因此，我只負責做出決定，具體的項目實施，都交給其他人去執行。

我的每個月都是不一樣的。三月份，我會在美國呆一周(同時聽取尼桑在北美市場的運作狀況報告)，然后去日本7天，最后兩周留給法國。這是固定的，每個人都知道我第一周在巴黎，第三周在日本。

在法國、日本和美國，我各有一位助手，他們分別精通兩種語言，負責篩選所有的郵件和文檔。他們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我感興趣的話題，哪些應當轉發給其他的董事會成員。這樣的分工合作讓我們工作起來更有效率。同樣，對于只有一個主題的非日常例會，我也有十分嚴格的要求：時間不得超過1個半小時，一半的時間用于陳述，一半用于討論。

清晨，是最佳的思考時間，我總是要求8點之前不舉行任何會議。我一般6點起床，當需要更多思考時間的時候，我會起得更早一些。但是，如果不能保證6小時的睡眠時間，我工作起來就會無精打采。

當然，同時干兩份工作也是有風險的。你可能會丟失一些細節，不得不犧牲一些東西。以前在日本尼桑公司的時候，我每個月都會走訪一位經銷商，每兩三個月去參觀一家工廠。但現在，每6個月我只能會見一個經銷商，一年才去一家工廠。

同時，和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會把工作帶回家。周末，我喜歡和家人呆在一起，陪我的四個孩子玩耍。這樣，當我星期一上班的時候，就能夠更深入地看問題，或許就會有一些好點子。

比爾·格羅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排除干擾

早上4∶30，我走下住宅的地下室，打開Bloomberg和Telerate的數據終端機，查看10年期國債的變化、全球債券市場的情況、各種貨幣的匯率情況，以及股票和債券指數。然后，經過12分鐘車程到達紐波特海灘，進入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交易大廳。

頭一兩個小時是熟悉市場情況以及各種經濟數據報告。大量重要的宏觀數據(如國內生產總值、失業人數以及其他就業統計數字)通常在凌晨5點半左右公布。這些因素會影響經濟增長和通脹率上漲，并進而影響債券價格。我必須充分掌握這些情況，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

對于一位投資經理來說，排除干擾顯得尤為重要。你必須把信息量減小到最低水平，否則一天時間就耗在了閱讀不同的觀點上。對于不感興趣的郵件，我不看也不回復。和那些技術追新族不同，我沒有手機，也沒有黑莓掌上電腦，這樣，除非我主動和外界聯系，別人很難找到我。除了打給我妻子，我每天只打三四個電話，我的座右銘是：我不想與外界聯系，我希望與世隔絕。

對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時間并不在交易大廳。每天早晨8點半，我起身離開辦公桌，去馬路對面的俱樂部健身。從8點半到10點，我在那里用一個半小時左右練習瑜珈、健身。這一個半小時是我一天中最寶貴的時間。過去30年里，只有兩三次有人穿過馬路跑來告訴我趕快回辦公室。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實際上就是當我倒立練瑜珈時想出來的。我離開辦公室，離開喧囂的環境，離開彭博資訊的大屏幕──還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腦的血流量。在做了約45分鐘的自行車練習和10到15分鐘的瑜珈之后，或許靈光就會突然閃現。

雷富禮(寶潔公司董事長、總裁)----休息一會兒，即使是加班的時候

我已經學會了如何調控我的精力。過去我只注意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我早晨5點到5點半之間起床。我先鍛煉，然后在6點半到7點之間到辦公室，接下來一直埋頭工作，直到晚上7點。下班回家后我會與妻子小聚片刻，之后再投入工作。

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事情在等著我，因此我非常注意調整自己的精神和身體狀態。

在我接受這份工作的第一年，每個周六和周日早晨我都要工作。現在，我集中精力工作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然后，我會休息5至15分鐘，四處走走，和大家聊聊天。

這些都是我從寶潔公司為管理人員舉辦的一個“公司運動員”的活動中學到的。在那個為期兩天的活動中，我還學會了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過去，我幾乎不吃早餐。現在我要喝一杯果汁和一杯酸奶，還要吃半個百吉餅。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頓，為了控制血糖水平。

“公司運動員”項目的另一項內容是有關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讓你做到心平氣和。我正在學習沉思。我有60%的時間在出差，每當這時，我發現晚上在酒店房間里靜思5分鐘、10分鐘或15分鐘的效果，與健身鍛煉一樣好。

我喜歡與人交談，這是了解別人想法的最好方式，可以避免一些獨斷專行的愚蠢決定。正因為如此，我的辦公室以及整個高級經理辦公區都是開放式的。一般來講，CEO的辦公室通常不是什么溫馨好客的地方，但為了讓大家覺得自己可以來這里和我談談，我們配備了模樣滑稽的粉紅色和淡黃綠色的椅子，它們的坐墊和靠背都是軟的，框架是鍍鉻金屬制的。事實證明，這是很有效果的，輕松的環境不會讓人產生緊張和拘謹的感覺，才能暢所欲言。

周日晚上，我會和人力資源部的狄克·安東尼談談我們的領導力開發計劃。我擔任CEO后沒多久，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夠為公司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幫助下一代領導人做到最好。

漢克·鮑爾森(高盛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電話無處不在

我從來沒用過電子郵件，但我卻對語音郵件青睞有加。我每天要處理幾百封語音郵件，而且我會立即回復每個電話，無論對方是客戶還是公司員工。偶爾有些難纏的人打來電話，我就把他們轉給我的助理朱莉。但是，朱莉從不幫我篩選語音郵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須能夠隨時聯絡到我，客戶也必須能夠聯絡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時間打電話。甚至在上世紀80年代，手機還是個新鮮玩意兒的時候，我就開始用了。當時，還在芝加哥，我一邊拿著磚塊一樣的摩托羅拉手機打電話，一邊走出火車站，直奔辦公室。今年圣誕節，我和妻子溫蒂、女兒阿曼達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10天，在此期間，女兒給我拍下了許多拿著大個兒的衛星電話通話的照片。

今年1月回到辦公室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里，我總共?0位CEO打了電話，祝他們新年快樂。我以前從未這樣做過，不過這種做法棒極了。我問了他們公司的發展情況，以及他們與高盛公司的關系。

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培養高盛公司的職員和企業文化。我抽出時間去商學院，并且親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們開了一個董事長論壇，目的是提高人們對商業判斷力的重要性的認識。我講了不下25節課，高盛公司在亞洲、歐洲和美國的1200名總經理都聽了我的課。這就是在構建公司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有時候更有力、更持久。

公司40%的收入來自美國以外的市場，因此我需要經常出差。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所以即使在出差的時候我也不忘鍛煉身體。我每次去中國的時候(16年來，我去過大約70次)，都乘坐早晨6點到達的航班，這也是飛機著陸的最早時間。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單車。隨后，從8點開始，我連續工作，直到晚上9點。第二天一切照舊。我會確保在晚上離開，這樣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紐約的辦公室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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