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專業畢業論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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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學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二)

新聞學專業畢業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災難性信息由于其重大性、突發性、緊迫性特點，對民眾生活影響很大，在傳播過程中容易產生“阿毛效應”現象。不論是激勵性信息、傷悲性信息還是警示性信息，如果傳播策略失當，強度、角度、頻度不能進行準確把握和調整。則會適得其反，降低正向傳播效果。因而，在信息本身的真實可信前提下。媒體體應分析受眾心理，轉變報道思路。提高報道技巧，避免無休止重復傳播而產生“阿毛效應”現象。

　　論文關鍵詞：阿毛效應;審美疲勞;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

　　汶川大地震使中華民族經受了重大考驗。災情發生后，媒體能迅速反應，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渠道，及時、有效地傳播信息。通過第一時間信息權威發布，消除民眾對信息的不確定性，阻止了謠言傳播;不回避問題，對災情的嚴重程度予以客觀、真實、及時報道，呼吁和感謝社會各界的鼎力援助，體現出構建和諧社會要以人為本的理念。宏揚社會正氣和民族精神，將大災面前良好的國民形象向全球傳播，贏得了世界的肯定和贊揚。在民族災難面前，正是媒體的快速反應、有責任感的權威報道，穩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氣，起到了良好的輿論引導作用。

　　信息傳播要達到良好效果，要有—個量的積累過程，同時要營造出有利的輿論氛圍，從這一方面來看，幾次災難性事件報道做得較為到位。但是，從受眾對信息的接受規律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災難性信息傳播的強度、角度、頻度應該進行準確把握和調整，否則會適得其反，降低正向傳播效果，出現“阿毛效應”現象。

　　一、“阿毛效應”概念界定

　　“阿毛效應”的說法，來源于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小說主人公祥林嫂在她的兒子阿毛被狼吃掉以后，使她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撐，到處向別人訴說。剛開始，還能得到人們同情的眼淚和安慰，她的心靈也得到撫慰，慢慢地，人們厭煩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后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厭煩的頭痛。”讀者對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同時對魯鎮人的麻木冷酷感到痛心。看起來，祥林嫂的痛苦經歷已經成為人們的笑資，同情被消解，自己的苦楚在別人看來是寡味無聊而且一文不值。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魯鎮的人一開始并不是麻木的。“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男人們聽到這里，往往斂起笑容，沒趣地走了開去;女人們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人們的厭煩是由于故事重復得太多，人們已經失去新穎感。“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當她一開口：“我真傻，真的。”他們便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這種現象可稱之為“阿毛效應”。

　　筆者認為，“阿毛效應”是指同一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傳播次數的增加而傳播效果逐漸降低的現象。即使高信度的信源和信息，經過單一形式的高頻度傳播，也會使正效果下降，甚至帶來負效果。著名傳播學者霍夫蘭等人通過實驗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說服效果會出現衰減，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說服效果則有上升的趨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一種較有力的解釋是人腦的忘卻機制在起作用。根據艾賓豪斯的忘卻曲線原理，人腦對信息的記憶量隨時間推移逐漸減少，而忘卻是從信息的次要屬性開始的。也就是說，由高可信度信源發出的信息，由于人們對信源的信任，其說服效果最初可能會大于信息內容本身的說服力，而低可信度信源發出的信息，由于人們對信源懷有不信任感，其說服效果最初可能會小于內容本身的說服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信源與內容聯系的記憶逐漸淡漠下去，由信源居主導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趨于減弱或消失，內容本身的說服力才能較完全地發揮出來。但內容本身如果是對受眾感性刺激的話，這種刺激也會隨頻度的增強而效果下降。

　　二、災難性信息傳播產生“阿毛效應”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激勵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激勵性。同樣，傷悲性信息，如多次傳播，也會減弱傷悲性。激勵是通過正面引導，促使受眾感情的瞬間進發，對訴求現象產生良好感受，進而向其靠攏，諸如在戰爭年代，大戰之前先放映一些凸顯英雄形象的影片，使士兵在很短時間內形成對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對敵人的仇恨，使其在即將面對的戰爭中奮勇殺敵，增強其爆發力。眾所周知，能量是守恒的，爆發力越強，持續時問越短。就如同抗震救災宣傳一樣，剛開始，民眾會從民族大義出發，出現一系列積極反應，比如爭當志愿者、捐款捐物。但當熱情過后，就會出現身體與心理的疲憊，而對持續不斷的激勵性信息反應遲鈍，甚至抵觸和抱怨。傷悲性信息也一樣，剛開始，出于人的善良本性和人道主義輿論環境，會表現同情和不安，但久而久之，傷悲會削減，出現對“阿毛事件”一樣的態度。

　　同樣的道理，警示性信息，傳播次數過頻，也會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現娛樂化傾向。運用“敲警鐘”的方法喚起人們的危機意識和緊張心理，促成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向一定方向變化，也是一種常用的說服方法。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敲警鐘”具有雙重功效：首先，它對事物利害關系的強調可最大限度地喚起人們的注意，促成他們對特定傳播內容的接觸;其次，它所造成的緊迫感可促使人們迅速采取行動。但是由于“敲警鐘”基本上是通過刺激人們的恐懼心來追求特定效果，會給對象帶來一定的心理不適;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發的防衛性反應，對傳播效果產生負面影響。要尋找產生“阿毛效應”的原因，必須從美學、傳播學中的幾個關鍵詞來分析和探討，如“審美疲勞”、“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

　　在經典的文藝美學著作中，與“審美疲勞”這個詞意義相近的一個詞是“審美反感”，“審美反感”是“對丑的作否定評價”的審美體驗。在上世紀90年代的幾篇文章中，有人把“審美”和“疲勞”相結合成“審美疲勞”，并把它運用到美學論述中作為美學詞匯來使用。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講，由于大眾媒介傳播信息具有批量化、雜糅化特點，加上大眾文化的訴諸感官的特點，如果感覺上的官能刺激過剩且得不到有效地舒解(情感升華)，那么，就會由于心理上的厭倦而產生審美疲勞。多媒體時代的大眾文化，它的目的在于使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體驗，這主要是獲得一種感官或者生理上的滿足。21世紀，我們已經進入了數碼和網絡時代，互聯網、電視、電影、手機都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淹沒在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中，這使得我們的感官始終處在官能的興奮狀態，當代大眾傳媒技術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們感覺的需求。然而，當聲光色影等那種人與環境直接而直覺的關系滿足了人們的官能需要時，令人回味的“文字增強人的邏輯分析和留有余地的思維空間”也隨之斷裂，這勢必會造成感覺上的官能刺激過剩造成人的感官的忙亂。正如麥克盧漢把聲光色影構成的場景比喻為“一場芭蕾”，通過電子媒介進行閱讀是一個使眼睛和耳朵形成交互穿梭的過程。“眼睛耳朵和口語的復雜的穿梭關系一旦參與這一場芭蕾，那就必然要重塑整個的攝取生活，包括內心和外在的生恬。就要創造那種當代藝術重新發現的‘意識流’，但是同時它必然要產生感知和回憶活動的多重障礙”。“人體的感官”畢竟不同于“技術的感官”，人類在單位時間內對信息的接受量是有限的，即便不會像電腦那樣當信息量增大時會“死機”，但也會因“應接不暇”而疲勞!

　　“沉默的螺旋”理論是由德國女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于1974年提出的。諾依曼強調人的社會天性，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總是尋求與周圍關系的和諧。這樣，就形成一種“沉默的螺旋”現象：當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意見(可能是一種新的意見，或者是一種業已存在的意見)屬于“多數”處于“優勢”時，便趨向于積極大膽地發表這種意見;當發覺自己的意見屬于“少數”或處于“劣勢”時，遇到公開發表的機會，可能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種一方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媒介，由于它們本身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傳播的內容具有公開性、顯著性，傳播幾乎無處不在，加之報道內容的類同，傳播在時間上的持續和造成的信息積累，它們所提示的和強調的意見很容易被視為主流意見，或者是未來有發展前途的意見，這些意見可以從容表達而不會受到孤立。于是，“沉默的螺旋”現象最大量地出現于公眾接受大眾媒介之時，這種認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壓力或對安全感的需求，使得多數公眾在公開表達意見時采用媒介上不斷重復的詞匯和觀念，并產生判斷和行為上的連鎖反應。但同時也會因壓抑尋找途徑發泄，正如此次地震發生后出現的“范跑跑事件”，在鳳凰衛視討論和網上調查時，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贊同的聲音。這就說明，輿論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少數人的“沉默”會從另外的方向爆發出來，產生非正向的效果。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ect)理論是最近十多年來西方傳播學者極為重視研究的范疇之一。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學者是美國人戴維森(Davison)，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則故事：那時，日本人通過偵察獲知，在一個太平洋小島上的美國駐軍由白人軍官和黑人士兵組成，于是便向該島空投大批傳單，傳單上寫道：“這是白人挑起的戰爭，日本人和有色民族并無紛爭因此黑人弟兄們“不要為白人送死，要找機會投降或逃亡”。結果，在空投傳單的第二天，該島上的美軍竟然全部撤退了。后來發現，傳單其實對島上的黑人士兵并沒有產生影響，而是白人軍官擔心士兵們真的會逃亡。因此造成了這批美軍的退卻。同樣的道理，在一些傳播效果的個案研究中，研究者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大多數人會認為大眾媒介對別人的影響力較大，而對自己的影響力較小。換句話說，人們會傾向于低估大眾媒介對自己的影響力，或高估大眾媒介對別人的影響力。災難性事件發生后，也會由于第三人效果原因而出現相互之間的消極依賴，比如救災的行動，很多人會認為這樣大的民族災難，肯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在乎一兩個人的力量，有那么多的人捐款，而不少我這幾個小錢，結論很明顯，都這樣想就會出現大難面前無人伸手的尷尬。

　　三、防止災難性信息傳播中“阿毛效應”產生的建議

　　首先，信息本身的真實可信是前提和基礎。這就要求信息傳播者必須從事實出發，客觀公正地進行報道。在這次抗震救災報道中，我們的官方媒體表現值得肯定。第一時間權威發布，消除民眾對信息的不確定性，阻止了謠言傳播。但應當承認，“非典”時期，我們的大眾媒體并非如此。就“非典”本身而言。它有危害性，威脅到人的生命和生存;它有破壞性，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它有不可預料性，難以估計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更可怕的是它有難控性。事實上，任何災難性事件都具有以上特點。而“非典”信息報道并不是及時而且真實，在網絡背景下，加上民眾間人際傳播，出現了令官方和大眾媒體尷尬的境遇，最后不得不真實報道，才遏止住了謠言傳播和大眾的恐慌。但畢竟后果很嚴重，尤其是媒體公信力受到重大挑戰，直到當下，重構媒體公信力仍然是熱門話題。這樣看來，立足事實的真實報道仍顯重要，

　　其次，應該避免無休止重復傳播。雖然說重復是信息傳播的基本特點，信息需要重復，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超過這個“度”，就會朝相反的方向去了。從更深一個層次來看，出現審美疲勞的受眾對信息的感知和刺激會變得遲鈍，當真正重要的信息出現時，也不會有明顯反應。當下很多媒體為了提高收視率，精心策劃并播放一些弱勢群體或者急需幫助的人與事，撥動受眾善良而敏感的心弦，剛開始，民眾的本真與善良會使一部人得到幫助，但慢慢地，民眾會出現審美疲勞，見怪不怪了。而當真正需要幫助的信息出現時，民眾會不為所動，最終被視為善良的泯滅。同時還會出現第三人效果，很多人會認為對別人影響不斷增強而對自己影響不明顯;會出現“沉默的螺旋”效果，聲音被壓制而得不到有效釋放，最終會出現反感情緒甚至走向反面。這樣看來，應該負更大責任的是傳播者的過度重復傳播。如同“阿毛效應”一樣，不能怪“阿毛”，更不能怪周圍的民眾，而只能怪傳播次數過多和頻度過高。要避免重復傳播，可以豐富素材，多角度、全方位報道，一方面，信息的豐富可以緩解受眾的審美疲勞。另一方面，可以消解一個聲音的枯燥，兩面訴求可以避免一面訴求的絕對。同時適當調整報道頻度，拉長間隔可以修復過高頻度帶來的心理抵觸。

　　最后，分析受眾心理，轉變報道思路，提高報道技巧。前文提到，激勵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激勵性;傷悲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傷悲性;警示性信息。傳播次數過頻，會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現娛樂化傾向。周作人說過，人畢竟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如果過分宣傳英雄，會拉遠普通人與英雄之間的距離，感覺這僅僅是一部分人能做到。跟自己關系不大，顯得遙不可及;如果傷悲被消解，會使民眾失去同情心，感覺見怪不怪了;更為可怕的是警示被消解，會減低民眾的警惕意識，“狼來了”心理作祟，防范意識消失，災難來臨時會措手不及，人為增強災難的破壞性。應該打破一味說教的傳統思路，運用多種形式和手段，比如對話討論、文藝作品再現真實存在，增強新穎性和可讀性。

　　總之，正確面對災難，最大程度減少災難損失，持續保護民眾關注災難，同情弱者，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展現社會正義，眾志成城共度難關，需要全社會努力，更要求主流媒體樹立公信力，提升傳播水平，避免產生“阿毛效應”。

　　小結

　　略……

　　參考文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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