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職業病愈演愈烈

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電子簡報 第十七期

別讓職業病愈演愈烈

導讀：

·職業安全警報頻響

·一人患病，拖垮一家，影響下一代

·職業危害——老板不說、工人們不清楚、法律監管不力

·職業病維權：困惑與曙光

· 'Times New Roman'">社會參與救助的“古浪模式”

· 'Times New Roman'">職業病防治出路：修補法律、明確政府責任、建立國家賠償基金

引言：《電子報》已經做過兩期關于職業病的主題——2009年第一期《電子報》關注“開胸驗肺”事件、2010年第四期《電子報》關注職業苯中毒。在兩期專題里，我們能看到職業病人生存危機和維權困境，這種危機和困境折射出職業病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欠缺之處。到了2011年，數十人至數百人發病的群體性職業病事件更趨于洶涌：甘肅古浪金礦礦工塵肺、四川樂山鉛鋅礦工塵肺、蘇州聯建科技工人正己烷中毒、佛山陶瓷業工人矽肺……然而，《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古浪模式”對塵肺病工人的救助，也讓我們也看到一些轉機。

宋體; COLOR: #2b2b2b">本期《電子報》將用“群體性職業病地圖”的方式展現群體性職業病現狀，并探討職業病相關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及未來職業病防治出路。

參考鏈接：2010年以來媒體報道的群體性職業病地圖

http://ditu.google.com/maps/ms?ie=UTF8&hl=zh-CN&brcurrent=3,0x31508e64e5c642c1:0x951daa7c349f366f,0;5,0,0&msa=0&msid=200238002281565940999.0004a3031b37b6019d7e0&ll=21.892084,113.027344&spn=4.056533,9.876709&z=7

·職業安全警報頻響

據衛生部統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累計報告職業病722730例。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塵肺病病例每年以超過10000例的速度持續增加。

2011年3月3日，農歷正月二十九凌晨，江西省修水縣上杉鄉紅星村45歲的村民朱國財，在修水縣人民醫院停止了呼吸，撇下妻子、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撒手而去。朱國財生前飽受病痛折磨，在人生的最后時光里，只能靠鼻孔里插氧氣管續命，說話都很艱難。

朱國財是上杉鄉塵肺病患者中的一員。修水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上杉鄉是一個人口僅1.4萬的小鄉。鄉里的眾多村民都在鄉里金礦打工。想靠金礦致富的工人們萬萬沒有想到，金礦不但沒有讓他們致富，反而折騰得他們家破人亡。1994年起，陸續有村民被發現患上塵肺病，不斷有人飽受折磨后痛苦地死去。迄今為止，全鄉共計有489人診斷為塵肺病（其中已死亡137人），另有152人疑似塵肺病。

比朱國財更悲慘的情況也大量存在。某些家庭甚至出現幾兄弟、父子同時患病或者死亡的現象。因為男壯力死亡，只剩下孤兒寡母，上杉鄉成為四里八鄉有名的“寡婦鄉”。

同一時期，四川廣元、樂山、甘洛、屏山、甘肅古浪、安徽宣城、河北圍場等眾多地區也同樣爆發群體性塵肺病。

在陶瓷業，廣東佛山樂華陶瓷潔具廠200多名工人陸續被查出患有塵肺病或疑似塵肺病（其中重慶籍的近百名）；

在電子制造業，蘇州聯建（中國）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為華勝科技）在生產過程中違規使用正己烷，導致137名工人正己烷中毒；

據統計，2009年我國新增職業病18128例，其中80%塵肺病，其次為職業中毒。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份調查顯示，職業病患者主要來源于礦業(36.4%)、加工制造(14.7%) 、電子(10.5%) 、化工(6.3%)、建筑(5.6%) 等行業。近年職業病呈現爆發時間短、爆發率高等特點。（參見《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職業病調研報告》）。

表1、衛生部歷年統計的職業病發病例數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發病數

10505

14821

10467

9759

5247

11519

14296

13744

18128

·一人患病，拖垮一家，影響下一代

職業病的獨特性質，使其成為個人、家庭和社會的三重噩夢——塵肺病患者因為耽誤治療或者無錢治療，往往是一個塵肺病人先拖垮一個家庭，再將貧窮延續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身上。

塵肺病是由于勞動者長期在含有大量粉塵的工作場所勞動，粉塵逐漸在肺內存留，并引起肺組織纖維化。患上塵肺后，患者一般會咳嗽、痰多、胸痛、呼吸困難，胸口上像壓了一塊巨石，患者的肺會逐漸變硬變黑，最后甚至硬得像石頭一樣。一些塵肺病患者不堪病痛和絕望，甚至采取自殺作為了結。

很多家庭的收入要靠家里的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維持。一旦患上塵肺病，一方面不能勞動掙錢，另一方面治療塵肺所需要的花銷十分龐大。“家里的錢花完了，病情越來越嚴重，沒錢治病……”這是塵肺病患者經常要面對的問題。因長久治病，家里一貧如洗，負債累累。光平日的吃藥都是很大一筆錢，因此，效果相對較好的洗肺手術對很多塵肺病患者來說是一種奢望。朱國財生前，在2010年就住院三次，第一次18天花銷7000多元；第二次12天花銷3000多元；第三次7天花銷2000多元。不算平日吃藥，只住院就花掉12000元。

據調查，塵肺病家庭的孩子多在15——20歲之間，他們多數被迫輟學打工，許多尚未成年的孩子便要承擔起掙錢養家的重擔，他們的工資收入基本是整個家庭的全部收入。甚至有一些孩子沒有好的出路，為了償還債務，被迫去沒有勞動保護的礦井打工，走上父輩的老路。面對前途和未來，他們無法做出選擇。悲劇的是，即便如此再過5到10年，他們的打工收入也不足以償還父親治病留下的巨額債務。一個個家庭就這樣在貧困交加的漩渦里越陷越深。

·職業危害——老板不說、工人們不清楚、法律監管不力

“早知道干活會得這個病，死活也不會在那里做”，很多患病的工人都這樣說。

然而在當時，被貧窮逼迫的工人們無暇去想其他。在一些農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的最好出路是進礦井。上世紀的上杉鄉，金礦風鉆工一天能賺到30元錢，比種田的收入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然而，沒有人告訴他們進礦井除了能掙錢還可能會得職業病。很多人進礦井干十多年，連合同都沒有，礦主更不會告訴他們工作會有職業危害。沒有崗前培訓、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沒有體檢，成了眾多礦井的常態。更甚者，在礦工一個月300元的時候，工人們用一個口罩要被老板扣掉5塊錢。

在這種情況下，礦工們很難有自我防范能力和安全意識。很多人是在身邊有同樣癥狀的同鄉一個個死去、媒體大肆報道之后，才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癥的。蘇州聯建科技正己烷中毒的年輕工人們也對所用的化學品危害所知甚少。一位女工說，她們是在中毒工友的親戚聽說過“職業病”并提醒工友后，她們才如夢初醒。

《職業病防治法》規定，企業必須要提供安全健康的職業環境。在用工時，告知勞動者職業危害、進行崗前培訓、提供防護設施和個人防護用品、為勞動者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定期體檢等預防措施。當用人單位有上述違法行為之時，較多的情況是對其進行幾萬元以內的罰款（參見《職業病防治法》六十三至六十八條）。

如果能夠提前告知勞動者職業危害、定期對其進行體檢并將體檢結果告知，將能夠避免很多悲劇。然而，對于多數老板而言，而為勞動者體檢并告知體檢結果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其他“風險”，可能遠不止幾萬元。相對來說，幾萬元的罰款幾乎是不痛不癢。在蘇州聯建科技工人正己烷中毒事故中，聯建公司用正己烷替代安全的酒精，一個月增加的利潤達到千萬。

用人單位違法成本低、法律的疲軟、職能部門監管缺位、勞動者沒有安全意識也沒有自我保護能力——合力之下，職業病預防挑戰重重。

·職業病維權：困惑與曙光

對于多數患職業病的底層工人來說，主觀上，很多人不了解職業病相關法律；客觀上，底層勞動者流動性大、用工形式不規范導致勞動關系證明困難，而現行的法律法規門檻高、程序繁瑣。這讓職業病患者維權十分困難。

知道自己得病是怎么回事，卻維權艱難，是很多職業病人面臨的現實困局。兩年前的“開胸驗肺”事件至今仍被頻頻提起。“開胸驗肺”的悲壯，折射職業病人維權艱難。

與一些地方事后積極維權的塵肺患者不同，四川廣元塵肺病患者沒有堅持索賠或維權，許多人多次以個人名義向相關部門反映無果，因為沒辦法證明勞動關系和職業史，職業病鑒定沒辦法做，最后他們幾乎都無一例外選擇了放棄。

在現有的《職業病防治法》中，職業病診斷門檻設置過高、程序繁瑣等問題早已被各界詬病。如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要提供職業史，而勞動者的職業史要由用人單位提供，無異于讓企業自證其罪。09年眾人矚目的深圳湖南籍風炮鉆工塵肺病事件，就是因為無法證明勞動關系，不能證明職業史，導致不能做職業病診斷（參見第四期《電子報》職業病主題中的“艱難的職業病診斷之路”部分）。

除了法律的漏洞，維權時間過長、成本大、賠償不力等問題都十分突出。據統計，一般情況下，一個職業病患者從認定到理賠，需要走10余項法律程序，耗時至少1149天。很多疑似職業病患者還沒等到診斷結果出來就已經去世。即使走完全部程序，仍有三成多患者最終無法獲得賠償。

今年5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草案職業病診斷制度的一些缺陷進行了修補。此次修法此次修改著重將職業病診斷程序簡化。例如如果用人單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上述資料，如何保證診斷、鑒定工作順利進行。此次修法著力于兩點：一是進一步明確用人單位在職業病診斷中的責任，通過適度的制度傾斜，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保護職業病患者的合法權益。二是充分利用現有的爭議解決機制，盡可能與現行法律制度相銜接，以減少制度執行成本。參與立法的相關人士表示，修改后的《職業病防治法》將能夠避免“開胸驗肺”的慘劇。

·社會參與救助的“古浪模式”

在救助維權上，除了《職業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確保受害工人權利救濟之外。社會參與救治也為對職業病的救治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在今年年后古浪塵肺病案例中，“古浪模式”出現在公眾面前。甘肅武威市古浪縣124名工人被確診為塵肺病，卻因為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同時礦主更換頻繁，拿不出勞動關系的證據。這也是以往的職業病個案中勞動者經常面臨的困境。

年底，古浪塵肺患者派代表進京尋找媒體，并在微博發出求助信息。這一次嘗試很快就有了回應。除了媒體的報道，更有志愿者一同前往古浪，以公民視角了解并向網友公布信息。在媒體、網友呼應、民間慈善的推動下，當地政府也成立工作小組。幾方合力之下，迅速籌集了數百萬的醫療救治專款，已經陸續安排塵肺病人前往北戴河洗肺，職業病患者家庭的生活救助和勞動維權也陸續開展。

“古浪模式”的意義在于，在對職業病人的救助中，其是由社會各界參與完成的。相比其他案例中工人的孤立無援、政府的不作為，古浪事件中媒體廣泛參與、網友積極奔走、政府部門籌款救治塵肺工人，以及表態替工人維權，挽留生命，緩解患者的痛苦和經濟壓力，“古浪模式”讓維權艱難的勞動者看到一絲曙光。

在古浪事件中，網友的積極奔走呼吁和捐款讓人感動。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網絡互助得以讓更多的普通的人，也有可能以一個公民之名，親身參與到對同命運群體的互助中去，而不僅僅是在遠處旁觀。對于你我，保持關注，并做力所能及的事，去推動社會走向良性軌道，行動并非想象得那么難。

·職業病防治出路：修補法律、明確政府責任、建立國家賠償基金

然而，面對一浪浪的職業病事件，即便是有大批熱心民眾關注，積極捐款，對職業病患者的救助也常常捉襟見肘。

《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職業病診斷難、工傷認定難的問題，然而，在職業病的防治上，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例如，即便患病工人突破重重困難，鑒定上職業病并認定上工傷（鑒定職業病是確認病癥是因從事職業勞動所導致，認定工傷是確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責任），然而，面對動輒數十萬的高額的賠償和治療費用，很多小企業確實無力承擔，導致明確了責任但是仍拿不到錢治療。再例如，很多職業病事件中根本找不到用人單位一方。《職業病防治法》現行規定及本次的修訂思路，都未涉處理這個問題。

應當明確的是，除了要加強對職業病預防的監管、簡化職業病診斷程序，讓勞動者“不得病、得病能鑒定”之外，在職業病患者的救治上，政府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工人為地方經濟發展付出了血汗，作出了貢獻，政府稅收中有他們的一份。大批工人患病，本身就說明政府部門監管不到位，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其次，作為對全體公民承擔社會保障義務的主體，政府有責任在受害公民無法獲得賠償的情況下提供兜底的救濟。

因此，除了廣泛宣傳、加大監管力度、堵上職業病診斷門檻高、程序復雜的漏洞，減少職業病的發生并縮短職業病患者維權時間、降低維權成本之外，在職業病人的救濟上，應當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在國家層面建立對職業病患者的救助機制，成立國家賠償基金，對用人單位無力負擔賠償和治療費用、無法確認用人單位或者用人單位“跑路”的職業病患者，應當墊付治療費用和賠償費用，然后再由政府向相關責任方追討。

這一制度在其他問題上早有嘗試，如深圳早在1997年就建立了欠薪保障制度，欠薪保障基金已經積累了上億元。只要用人單位發生欠薪，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員工就可以向區勞動行政部門提出欠薪墊付申請：一是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破產申請；二是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隱匿或者逃逸。這種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勞動者的權益。在救治問題突出的職業病上，這種經驗十分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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