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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身份教育’

時間:2023-04-27 14:23:02 教育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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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身份教育’

  ——大學生就業困境與高考制度改革

打破‘身份教育’

  (2009年7月4日在“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的演講)

  今天我的演講題目是“打破‘身份教育’——大學生就業困境與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想談談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教育原因、高考制度與受教育者的選擇權問題,并與大家一起探討如果走出當前的就業與教育困境。

  一、大學生就業難背后的教育原因

  1、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難成為一個全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今年4月份,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發布一季度的大學生就業情況,公布了一個比較模糊的數據,說大學生的就業與去年同等時間段的就業率基本持平,保持在二三成之間。而那個時候,一些地方公布的大學生就業率的數據,實際上比去年同期低50%,到3月底為止只有百分之十幾。上一月,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再次公布最新大學生就業數據,比上一次具體,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45%,較去年同期下降三個百分點。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表示,雖然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但各項政策措施力度大于往年,將有力保障就業率在7月達到70%以上,在年底達到88%,與往年持平。

  不容否認,國家有關部門和高校確實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花了大力氣,而上述數字,也似乎可以讓大家舒緩一下緊張的神經——今年大學生的就業難,終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基本解決了。可是,武漢雅思突破班,上述數字,與我們身邊的大學生就業現實,卻有出入——從媒體的報道、學生的講述中,我們得知,一些招聘會,會場只能容納一萬人,但是卻涌入了兩三萬人,在一些民工專場招聘會上,也有不少大學生、研究生的身影。而對數字本身進行分析,也頗令人驚奇。根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數據,在3、4月兩個月之間,大學生的簽約率比一季度增加一倍,而按預測,在未來的6月,還要解決25%的大學生就業;根據一些地方的數據,在一季度尚只有10%多一點,而現在宣布已經達到60%。我覺得簡直是飛速發展,比70碼還快。

  今年大學生的就業與往年有一些不同,據我了解,2009年的大學畢業生從去年10月份就已經知道面臨金融危機,因此調整了自己的就業期望,于是只要有一個相對合適的機會到身邊,就馬上抓住,不再挑挑揀揀。也就是說,以前一些大學生會選擇邊找邊觀望,拖到4月份、5月份簽就業協議,而現在,這些提前到3月份了,如果說1月份、2月份、3月份的就業率只有兩三成,那么很難在6月份突然變成60%、70%,即便各個部門動足腦筋,擴大社會需求。要知道,對應于611萬學生,10%的就業率,是60萬個社會崗位。

  2、大學應對就業難的措施

  當然,我們特別期望確實有這么多崗位,讓大學生們找到了工作。這里暫且不去分析社會所提供的大學生就業崗位情況,而來看看大學是怎樣應對大學生就業難的。

  其實,大學生就業難不是今年開始的,從2002年開始,大學生就業難就進入公眾視野,因為這是1999年擴招大學生畢業的第一年,當年的大學畢業生數一下子比前一年增加30萬,從115萬擴大到145萬。當年就有人士建議高校應關注大學生就業難,調整培養模式,注重人才培養質量,但很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教育部門和學校仍舊不承認擴招與就業難有某種關系。誠然,截止200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3%,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一般為60%多。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確實不高,大學生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很低。但是,擴招的問題,從來不單是數量問題,而是教育質量問題和教育結構問題,在教育質量和結構上,高校存在嚴重的問題。

  本來,按照社會需求與大學培養的關系,面對大學生就業難,大學應對教育模式、教育內容、教學方法進行調整,但是,我們卻發現,近年來高校所做的積極的調整卻不多。大學應對學生就業難,大致有以下四種方式:

  (1)“造”數字——通過各種手法編造就業率數據

  現在有不少媒體喜歡用就業率來評價學生的就業形勢,但是就業率的統計實際上很不科學、很不客觀。就業率是學校自己統計,然后上報給當地教育部門的,我知道,有的學校就是在辦公室里拍腦袋,先打探其他學校的就業率是多少,如果媒體報道是95%,我們就報95.4%吧,可能這個數據還不好,可以報95.42%,這樣更精確,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

  編造數據是非常糟糕的。除了這種毫無依據的編造外,近年來一些學校公布的數據,基本上還是有一些“依據”的,就是發動學生做大量為數據提供依據的工作,因為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已經意識到學校是怎么造數據的,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說強調簽約就業率,而不單強調就業率——在大學的就業率統計中,包括簽約就業(學生有就業協議書),還包括升學、出國(以及有出國打算)、自主創業、隱性就業、靈活就業等,現在學生開網店,也被認定為就業。政府部門為了防止學校做假,強調簽約就業率。針對政府部門這一新要求,有的學校要求學生,一定要拿就業協議書來換畢業證書,如果不給就業協議書,就不給畢業證書,于是學生為了拿到畢業證,就開始想辦法找公司,說我不來就業,你給我一個合同行不行。還有的學校主動出擊,聯系一些用人單位,請他們幫學校接納學生,簽就業協議,學生試用三個月之后你覺得不合格可以退出來,這個時候,學生與學校已經沒有關系了……很多時候,我們只看到了光鮮的數據,而沒有看到數據背后嚴重的問題,有的地方宣布畢業生的就業率達到90%,但是這背后的問題可能被被掩蓋了,變成了不少學生其實是沒有就業的。這些問題如果長期累積,會產生嚴重的惡果。

  (2)“壓”指標——將學生就業與老師薪資、晉升掛鉤,每人攤派解決學生就業

  學校所做的第二方面工作,就是圍繞高就業率,給老師壓指標,將學生的就業情況直接與老師的工資、晉升掛鉤。今年就有幾所大學,推出這種“創新”做法,比如某大學在軟件學院等三個學院里,實行將研究生的就業和導師下一年的招生指標掛鉤的做法,導師為了自己下一年能夠招生,因此主動出擊找關系給自己的學生找工作。如果這種方式能夠行得通,可以預計,將會出現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情況,就是有可能這個導師會招一個企業家,招進來之后,告訴企業家今后為學弟學妹解決就業,這樣各得其所,教育“空心化”的惡性循環也由此形成,不是提高教育質量,而是以就業為導向。

  (3)“做”動員——動員學生做普通勞動者、到基層

  第三方面,目前政府部門與學校在做大量的動員,動員學生轉變觀念去基層、去農村、到中西部。但是實際上,有關數據顯示,現在中西部地區幾乎任何一個基層崗位(比如農村教師特崗、村官),基本上有十個大學生去搶,大學生們并不是不愿意去基層,而是基層沒有那么多的崗位,以及基層工作缺乏遠景規劃。只要基層有一個崗位出現,打破腦袋都會擠進去,學校還動員什么呢?說大學生就業觀念有問題,不愿意去基層,這種情況可能在一些地方的高校存在,但是在大部分高校不存在。我國東部地區、發達地區的高校,985高校的學生可能存在一定的就業觀念問題,不愿意離開大城市到小地方,但是中西部高校學生就業觀念方面的問題較少。只以發達地區的學生就業觀念去看全國的情況,并要求各地采取一樣的就業措施,這顯然是失誤的。

  (4)“改”定位——所有大學完全以就業為導向

  第四,面對大學生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大學也意識到要調整定位,但是,不少學校調整定位,并不是積極的調整,而是反向調整。現在很多高校都叫出一個響亮的口號: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學生。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總體而言,高校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進行精英教育的學校(也可稱為研究型大學),實行通識教育;二類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大學(也可稱為教學研究型大學),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今后主要是從事應用型崗位;第三類是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即高職高專,主要進行職業技能教育。實行精英教育的學校,顯然不能以就業為導向。現在幾乎所有的大學,四年本科變成了三年,最后一年是就業年,在有的大學里,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就逃課到校外去實習、打工,美其名曰積累社會經驗。高職高專也從三年變成了兩年,而且被他們認為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辦學模式,這種模式是兩年在學校學習、一年讓學生在外面找工作,自己找單位實習——這與德國的“二元制”模式完全不同,二元制絕對不是讓學生“放養”一年,自謀生路——據說既可以提高學生就業率,又可以節省學校一年的培養成本,對學校來說是最經濟、最節約、最可持續的方式。高職高專三年變兩年、大學本科四年變成三年,如此培養的學生缺乏長遠發展的后勁,這也是大學生就業難與用人單位招工難并存的一大原因。

  為什么學校用上述方式來應對就業難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大學沒有真正的競爭,沒有面臨真正的挑戰。真實就業情況再差,學生培養質量再低,并不直接影響其生存。我國大學的教育,本質上說是一種“身份教育”,它回報給學生的是一種身份。擴招帶來的嚴重問題,就是培養了很多具有大學生身份的人,但卻沒有大學生應有的質量。而我國社會無處不在的學歷情結,恰恰又給“身份教育”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3、教育部門對高校的要求

  (1)就業率定生死

  對于高校的辦學,教育部門有一個規定,是直接與就業相關的,即某一專業就業率連續多年低于30%,將停止招生或減招。對于這一規定,輿論有不同意見,一方面是因為,一刀切用就業率來評價所有學校、所有專業顯然是不合適的,學校類別不同、專業人才培養定位不同,不能簡單地用就業率來評價一個專業存在的價值;更重要的則是,政府部門以30%為“限”,那么,幾乎沒有學校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前面所說的就業率造假方式,與這一規定不無關系。專業停招和減招,直接關系到不少人的飯碗,為了飯碗,他們能不拼命造假么?

  (2)本科教育評估

  教育部門對高校進行教育教學評估的意圖是好的,希望能夠通過評估促進建設,提高大學辦學的質量,但是這種由行政部門組織,采取單一的、統一的指標,來要求每一個學校,非但沒有提高教育質量,反而導致了廣泛的形式主義與弄虛作假,嚴重傷害教育。去年,6名大學校長和一位女秘書合影的事件,廣受關注,6位大學領導站在旁邊,女秘書站在中間,令大學的尊嚴蒙羞,為什么會如此?因為女秘書代表著評估組,代表著權力,而且在評估中,秘書往往是很管用的,她要負責報告起草,可以通風報信傳遞專家信息。在有的學校,為迎接評估,內部設立很多組,除了公開的各個機構外,還有一些不能公開的,比如,情報組,負責及時匯報專家評估信息;答題組,負責在各個被專家抽查的課堂上,積極回答老師的問題;隨即調查組,負責在校園游走,裝著十分隨機的樣子回答專家的抽樣問卷……與其說是評估,不如是一場表演。

  4、無法撼動的學校“江湖地位”

  難為了行政部門。為什么他們的努力,沒有讓大學引起對教育質量的重視呢?問題正出在由行政部門所制訂的規則。我為什么說今天的大學教育是“身份教育”?就是因為學校是有“身份”的,他們的身份靠政府部門授予、靠政府部門確定的。僅從招生看,招生時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高職高專批,這是誰決定的呢?是由學校的教育質量確定的嗎?人們經常指責高職高專辦學質量不高,只能招收到差的學生,可是,高職高專的錄取,是必須在本科結束之后才進行。在有的地方,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安排在零志愿錄取,優秀的學生不被他們“掐尖”才怪。這種錄取規則,引導很多學校不是去考慮提高教育質量,而是努力做公關,希望把錄取批次從二本搞到一本等等,還會用來宣傳:今年本校整體在二本招生,今年本校整體在一本招生,以此表示學校的辦學質量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社會什么時候認同了?另外,現在的公辦大學是有行政級別的,從副部級到正廳級、副廳級等等,民辦學校沒有級別。開會時,副部級的校領導端坐前排甚至主席臺,而沒有級別的民辦學校,會有時也輪不到通知,參加會議往往安排在角落里,沒有發言權。錄取的先后、級別的高低、在教育中的地位,這些不是平等競爭的結果,更加重不平等的競爭。也可以說,如果從就業視角來看大學的辦學,我們發現這樣的事實:學校可以不顧就業壓力、教育質量,因為他們有制度賦予的江湖地位,有象征地位的等級、有難以撼動的身份。

  二、大學生就業難為何難以引起社會看淡高考?

  1、高考降溫了嗎?

  今年高考中,有一個話題是高考降溫了。其依據是去年高考的人數是1050萬,今年的高考人數是1020萬,高考報名數減少了30萬。從數字上看,似乎降溫了,但是簡單從數字變化就得到降溫,這樣的判斷太武斷了,我們一定要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人數減少。

  首先的一個原因其實是生源的減少,今年高中應屆畢業生是834萬,去年是849萬,減少了15萬。其次,是復讀生的數量減少,為什么減少呢?是因為今年有11個省市實行新課改高考,因此一些學生去年沒有選擇復讀。2007年的復讀生規模為289萬,今年復讀生規模為270萬。

  大家還關注棄考的數據,今年有84萬應屆高中畢業生因為各種原因選擇棄考,武漢雅思保分班,但一個事實是,實際上2007年起,棄考就很嚴重,當年棄考學生是67萬,而棄考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

  2、為何高考難降溫?

  高考并沒有隨著就業難降溫,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雖然說教育具有反經濟周期作用,但是,大學生就業難對學生選擇高等教育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道理很簡單,現在大學生就業難,讀了大學也找不到好工作,那就不選擇上大學了。國外也有這樣的情況,不選擇上大學,而是去接受職業培訓,或者直接找工作,幾年之后再上大學。但是,即便今天大學生就業非常困難,絕大多數高中畢業生還是一門心思選擇高考這條道路,這反而是奇怪的事,而原因是:高考獨尊。

  其實,普通高等教育只是教育中的一個選擇,高等教育應該有多種選擇,成人教育、自學考試、網絡教育、電視大學、社區學院等,都是高等教育的豐富組成。高中畢業可以進入普通高校,也可以進入社區學院;可以選擇高考,也可以直接參加工作,兩年之后再來讀書,這應該是受教育者的正常選擇。但是,現在似乎只有選擇高考這條道路是正確的,政府也鼓勵大家這樣。當我們發現高考成為“獨木橋“時,我們告訴大家一定不要以大學作為唯一的成才途徑,而當學生不選擇上大學時,大家又驚呼:為什么這樣?

  原因在于,教育本身存在著身份的界限。現在不管是教育部門,還是高校,以及社會用人單位,都是把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分門別類: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學生比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高人一等“,計劃內招生培養的學生比計劃外自學考試的學生“高人一等”,甚至有大學在招收研究生時,明確提出不招自考學歷學生。完全按照學生所在的教育品種、教育的種類,以及學生所在學校的層次來確定這個學生的質量,確定這個學生的能力和素質,完全忽視了教育應針對人本身,而不是看外在的教育身份、學校身份。

  我曾經與一家著名的日本企業總裁對話,針對日本國內的名校情結,這家公司曾經在招聘新員工時做了一個重大的調整,就是把所有學生投來的應聘資料上的學生身份信息(包括學生姓名、所在學校、家庭等)全部覆蓋掉,只給學生一個號碼,讓學生拿著這個號碼去與招聘官員面對面溝通,招聘官員根本不知道他來自什么學校,就是看應聘者本身。這樣的招聘,一下子吸引了超過以往十倍的應聘者,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有機會了,但實際上,最后的招聘結果發現,把蓋子揭開,來自名校的學生還是居多,但是本著公平公正的立場,這種招聘完全打破了身份的界限,不是以身份為主,而是看你這個人本身。

  3、 高考改變命運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高考被賦予了“改變命運”的功能。其實我國的高考改革和國外的高考改革相比,難不在于設計高考改革方案,而是高考所承擔的功能很不一致,我國的高考承擔了諸多非教育功能。不但配置高等教育資源,還進行初步的社會分工,更關系到戶籍、社會福利保障和社會地位。農村孩子只有通過高考才能獲得城市戶籍,享受基本社會保障;一個普通公民要獲得更好的社會保障,就需經過高考的門檻,在就業中尋找一個收入待遇高的行業。社會賦予高考教育之外的功能,使高考的改革難以簡單地按照教育本身的規律來進行。

  4、升學教育模式和學歷就業模式

  高考改變命運的功能,加上目前的考試制度,使基礎教育普遍采取升學教育模式。包括我國農村教育,也是如此。而具體到就業,與高考制度相對應,形成了環環相扣的計劃體制。1993年大學生畢業就業實行自主擇業,但真正自由的雙向選擇并沒有建立,為了使高學歷學生進入“好”的單位,人事部門制訂了以學歷為標準的人才評價標準,評價當年招聘是否成功,使用的是招收了多少博士生、多少碩士生、多少本科生,其中博士生占多少比例、碩士生占多少比例,今年研究生的比例比去年高出25%,等等評價指標。在這樣的指標體下,招聘無疑看重學歷。

  據我所知,有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的用人單位,基本上不用學歷來評價學生,而是在相同的學歷下,更愿意要低學歷的學生,如果一名碩士生和一名本科生一起來應聘,考察發現本科生和碩士生的能力一樣,大多會選擇本科生,因為首先他的用人成本比較低(本科的起薪要低一些),而且,碩士生和本科生一樣的水平,說明本科生有更好的發展潛力。但是,我們的用人制度不一樣,兩個人一樣的水平,一定會要碩士生,因為碩士生的比例可表明這次招聘的成功。另外,幾乎所有地方引進人才,博士和碩士有希望解決戶口,而本科生基本上沒有希望。有的單位招聘下來發現,最適合的學生是一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都不行,但是組織部門說,一定要博士生,否則這個本科生的人事關系很難辦理。

  面對如此旺盛的社會學歷需求,大學還擔心自己的教育質量嗎?大學所想的是怎樣不斷培養高學歷的人,創造更多有學歷身份的人來滿足社會的需要。我國在校研究生規模已經超過100萬,而且規模還在持續擴大,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需要多少碩士,但是因為大家都想讀碩士,因此學校就大量培養“碩士”。

  三、身份教育與競技教育

  1、高考對人身份的“確定”

  我國的教育與用人制度,特別強調一個學生所具有的外在的教育身份,而這種身份確認,導致很多人不愿意也不能選擇高考之外的道路。如果說高考考進了一般本科或者是高職高專,在一些學生看來,會成為一輩子的“恥辱”,在未來發展中受到這種“身份”的限制。現在很多學生沒有辦法真正理性地選擇學校,理性告訴我們,在選擇大學時不要看大學的“身份”,不要一味追求名校,更應該注重自己的個性、興趣與學校的培養特色相吻合,而現在的專家建議,不是看吻合不吻合,先進入一所好大學再說。

  2、身份教育和競技教育

  我們的教育,歸納起來,就是競技教育和身份教育。這完全背離教育的本質。所謂身份教育,就是從小學甚至是幼兒園起,就在強調學校和學生的身份了,從好的幼兒園到好的小學、好的初中、好的高中,然后是好的大學,進入好的學校就是一種身份。教育的基本價值應該是培養合格的社會公民,讓大家有平等的意識,而不是從小就有一種身份優越感。之所以中小學不能有重點校、重點班,學校里不要評三好,其原因就是要給每個學生平等發展的環境,而不能生活在不平等的教育環境之中。雖然《義務教育法》明文規定中小學取消重點班、取消重點校,但在很多地方重點校、重點班依舊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部門不愿意加大教育投入,推進教育公平,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還有“名校”、“重點”情結,希望有一條道路讓孩子從小就擁有非常好的身份,從而最終擁有某種特權。

  異化了的教育在升學模式下可能是成功的,學生可能進入好的大學,在現在的就業模式下也會找到好的工作,但是無法成為一名真正優秀的人才,沒有公民意識、平民情懷,沒有社會責任感。近年來不少人指出一些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缺失,還有很多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評價越來越低,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競技教育和身份教育,忽視了學生的人格教育,忽視了對這個學生本身的成長關注。

  3、過高的期望與讀書無用

  身份教育,造成目前教育的尷尬處境。如前所述,大學生就業很難,但是學生還是拼命上大學,大學的培養質量很低,但是學生卻沒有其他更多可選擇的渠道(選擇留學的畢竟是少數)。現在的城市家庭,孩子兩三歲左右,就開始犯愁送孩子上什么好的幼兒園。孩子兩三歲之后,就被競技教育、應試教育綁架了,一直到他18歲,16年的時間無法逃避。

  當教育具備轉變人的身份這一重要功能,必然出現兩方面問題。其一,社會對大學生的定義,仍舊是“精英”人才,應該從事所謂“精英”崗位,去年年底時,有幾條新聞引起大家廣泛關注,有大學生應聘去當淘糞工、賣豬肉,有一位農村父親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娛樂城當搓澡工,非常生氣,大罵孩子給自己丟臉。現在的社會觀念,還不允許大學生做“低檔”的工作,而這種觀點的形成,與一直以來的身份教育有關。其二,在身份教育中,如果大學不能向社會輸送大家所理解的社會精英,上大學不能獲得身份的改變,很多人會對學校教育失望,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讀書無用論”。學校其實就是一個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質的地方,與一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無關,你要獲得什么樣的身份、什么樣的社會地位,是要通過自己的能力和素質在社會上公平、平等的競爭,而不是說一旦進入某一所學校就天然擁有了某種身份優勢。但是完全顛倒過來,導致一個問題,即如果教育已經無法改變一個人身份,那么意味著我就不要選擇這種教育了——上完大學之后找不到一個好工作,那么就不要上大學了吧;那么讀高中也沒有意思了;讀高中沒有意義,那么干脆初中也不要讀了。但是小學還是要上的,孩子13歲之前體力有限,識字有限,還不適合外出打工。所以,在我國農村地區,初一初二輟學率是最高的。我們可以從一些“正面”的新聞里,可到有關初中輟學的“負面”報道,報道說,今年政府采取措施幫助一些學生回到課堂,幫助了多少學生,實際上告訴我們當地至少有多少學生輟學。這種情況在農村里回潮,導致的問題是,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世界第一,但是基本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沒有真正普及。

  四、解決就業難的教育途徑:改革高考,打破身份教育

  通過對就業難、高考熱,身份教育和競技教育帶來的各種弊端的分析,我認為高考改革是一個解決上述問題和弊端的途徑。高考改革不是簡單的考試內容改革和錄取方式改革,而是教育理念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保障學生選擇教育的權利。

  1、受教育者的選擇權

  賦予學生受教育者選擇教育的權利,這是改革高考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轉變。如果這所大學的教育質量、教育服務不好,那么學生就不會選擇你。目前我國的高考制度,是在四天之內,一所大學全部招滿,全中國1900所高校在兩個月之內全部搞定招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招生成本,把所有符合條件的學生配置到相關學校里去了。而這意味著學生對學校無法選擇,很多學生進入大學后發現對學校和專業都不感興趣。可不管滿意不滿意,適合不適合,只能陪著學校慢慢到老。現在轉大學太難了,一個學生讀到大學三年級,由于有多門課不及格,學校要他退學,這個學生面臨的結局是,必須退到高三進行復讀再考大學,這太荒謬了,他為什么不可以從這所大學退出來轉到其他的學校讀三年級呢?為什么不可以?我們現在不允許他轉,是因為當初高考有錄取分數、有招生計劃限制。現在有部分高校實行自主招生,但學校還是不能轉,理由是自主招生的學生沒有高考成績作參照,更不能轉。

  學生在高考時可以選擇學校,在大學教育時可以選擇學校,這才有大學教育的自由競爭。我們的建議就是,受教育者可以拿到幾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來選擇學校。比如說拿到北大、清華、中山大學、復旦大學等等大學的通知書,根據學校錄取的專業、提供的獎學金進行確認,這時是我選擇學校,而不是學校選擇我。如果大學都是錄取達官貴人的子弟,可能他能再辦五年就非常不錯了。為什么大學的自主招生非常重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2、各類教育平等競爭

  改革一定要促進各類教育平等發展,不能是高考獨尊,不能是普通高校獨尊,應該是所有的教育公平競爭,所有的教育都是大家值得選擇的教育,沒有什么門戶之見。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教育的良性發展。

  今天學生普遍選擇高考,就是因為成才之路太窄,如果將路拓寬,很多問題可以解決。假如今后有自由轉學制度,學校與學校之間可以轉學,甚至職校的學生也可以轉到普通高校,目前二本學校的學生也可以轉到一本學校去,教育的通途才能打開。如果各類教育一直不平等的話,那么大家將一直追求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而與之對應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要改變目前用學歷高低、學校層次來選擇人才這樣一個過時、守舊、完全不科學的用人標準,只有改變用人標準,真正關注學生本人的能力和素質,才能促使教育的真正平等。

  3、用改革的實踐來推進改革

  社會對高考制度改革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有一套高考制度,能一下子解決現在存在的所有問題,并以這樣的標準來評價高考改革方案。民間版高考改革方案公布后,很多記者來采訪我,大家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實行這樣的制度,高考的競爭會降低嗎?大家就不去爭奪名校了嗎?在任何國家,都會有名校競爭,關鍵在于競爭是否良性,是否引導學生健康發展,而不是相反。對于我國高考 相關的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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