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一個精神典型

文／段崇軒

　　關于阿Q，自他誕生以來的80年間，人們說得太多、太細、太深了。你幾乎再很難找到新的話題和切入點。我想從人物類型——即阿Q是一個什么樣的典型的角度，談談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談出些許新意？

?　對于阿Q這一形象，已有許多權威的評論。這些論述排列起來，就構成了一個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們對阿Q形象認識的不斷深入。1922年初，魯迅的《阿Q正傳》還沒有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沈雁冰（茅盾）就認為：阿Q“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阿Q所代表的中國人的品性，又是中國上中社會階級的品性”（《小說月報》1922年2月第13卷第2號“通訊”）。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間，人們強調要對文學作品進行階級分析，于是阿Q就被視為“落后農民（或“農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依然認為：阿Q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農民的典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重新解讀阿Q，說魯迅“塑造阿Q這個具有強大藝術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說中顯示‘個人歷史’和‘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的高度一致性，從而攝錄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難史”“他的性格展現得最為充分的一點是精神勝利法，阿Q性幾乎成了精神勝利法的代名詞”（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這些論述，都敏銳地“抓住了”阿Q國民性、階級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從現實主義“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來闡釋人物的性格內涵的，或者說是從人物錯綜復雜的性格構成中，來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還是一個“性格典型”。這一研究路徑并沒有錯，但我以為是走了“彎路”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開門見山”，直接面對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當作一個“精神典型”呢？

　　現實主義的經典理論，把塑造“性格典型”當作一個核心命題，同時也當作一把權威的標尺。其實這種“典型觀”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說它不大適應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對現實主義創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顯得“捉襟見肘”。譬如對阿Q就是這樣。我以為文學中的典型形象，是一個多元的、開放的“大家族”，它至少應當包括這樣幾種類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這一人物藝術地、強烈地表現了某種人生的、社會的特征，我們就應該視他為典型，而不必強求他的性格刻畫得有多么鮮明、特別。當然，每一類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應該是確定無疑的，這也是他區別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傳》毫無疑問是一篇現實主義杰作，但它同時采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形式，現代小說、散文、雜文的幽默、諷刺、夸張等藝術手法，形成一種開放的、奇崛的現實主義文體。阿Q身上確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也有獨特的心理描寫，但他更讓我們心靈震撼、永生難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種飽含了民族的甚至人類的靈魂深處的“精神勝利法”。古老的中國已然風雨飄搖，而阿Q卻沉醉在虛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對走投無路的生存絕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騙人騙己的得勝旗子。這是一種多么普遍而深廣的民族的、人類的、個體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當作是一個“精神典型”。

　　其實，魯迅壓根兒也沒有把阿Q當作一個性格人物去刻畫。他說得很明白：“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是站在現代知識分子的高度，去審視、揭露阿Q們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過自己的筆，“啟蒙”民眾，“改良”人生。他又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這段話，鮮明地表現了魯迅對“國民精神”的密切關注，比之于國民的身體狀況來，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創作思想：“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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