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課》漢譯瑣談

張偉

    都德的《最后一課》是短篇小說中的精品，自1873年發表以來，曾被譯成世界各國文字，并常被選為中小學的語文教材，流傳廣泛，膾灸人口。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它以普魯士戰勝法國后強行兼并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事件為背景，通過一個小學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課時的所見所聞與內心感受，深刻地表現了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感情。這樣一篇小說，在開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的近代中國，是很易引起共鳴的。 

　　梁啟超曾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的功能，因此，他極力強調小說要以開通民智，改造國民思想品德為己任。這固然主要是針對創作小說而發，但可以說，近代文學史上的很多翻譯作品也是以此作為自己的神圣宗旨的。 

　　《最后一課》被介紹到中國來，首先就是因為它的愛國主義。這可以從先后發表的幾種譯文上得到佐證：1913年1月發表的匪石譯本將《最后一課》標明為“教育小說”，1915年5月發表的江白痕譯本則標明為“愛國小說”，兩者不約而同都強調了作品的愛國性質及其教育意義；此外，胡適的譯本和江白痕的譯本還分別對小說的篇名作了改動，胡譯為《割地》，江譯為《小子記之》，顯然，譯名強調的是對喪權辱國的刻骨仇恨。這些細節已頗能說明問題，但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上述三種譯本都非常鄭重地在譯文前加有按語，有的甚至還有跋語，這些“序跋”，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翻譯這篇小說的意圖。 

　　目前發表的《最后豢巍返淖畛躋氡臼怯煞聳??氳模?⒈碓?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雜志》2卷1期上。譯者生平不詳，以“匪石”為名者大約不會很多，故未知是否即南社成員陳匪石。據鄭逸梅先生《南社叢談》載，陳匪石早年曾留學日本，“庚辛之際，新學漸盛，他任課幼幼學堂，時以國家積弱之故，與列強國力外張之由，勉勵學生，謂：‘學必有用于世，始名為學’。”從上述記載看，陳匪石從日文轉譯此作也是有可能的。其譯者按語曰：“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法蘭西與普魯士交哄，法人大敗，普軍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攻法之巴黎，法人力竭不能御，乃為城下之盟，贈款五千兆弗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于我國庚子賠款矣。賠款之外，復割阿色司、那戀兩省之地與普。時文學大家都德目擊其事，然傷之，乃托為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然，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言雖鄙俚，含有精意。法國小學教師，咸定為課本，授之兒童云。”這篇按語言簡意賅，既交待了作品的時代背景，又深深寄托了對法國的同情和對侵略者的仇恨，愛憎是很分明的。譯文純用白話，通俗明了，但對原作卻略有刪改，如“我”上學前在市政廳遇見鐵匠及其徒弟的情節即被全部刪去。一般來說，翻譯作品，尤其是寥寥二、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在當時很難引起什么反響，但匪石的譯文發表后僅兩月，即有人賦詩發表讀后感，其詩名《〈最后一課〉題辭》，作者健鐵，詩曰：“柏林書到意蒼茫，漢麥先生輟講章。四十年來求學地，知從何處話興亡。凝神端坐睨諸生，忍淚念愁哭不成。祖國文章君識否，山殘水剩最凄清。一聲木鐸日輪高，卻怪先生新換袍。稚子亦知亡國恨，春風和淚看胡桃”（載1913年4月15日《湖南教育雜志》2：6）。 

　　詩作語氣沉痛，但又不乏憤激，說明作品在當時深深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第二種譯文是胡適翻譯的。胡適于1910年7月考取第二屆庚子贈款留美官費生，遂赴紐約康奈爾大學深造，《最后一課》即譯于美國，于1915年3月發表在《留美學生季報》春季號上。據該報編者注明，胡適此譯作曾刊登于上海某報，此說如屬實，則胡譯首次發表大約也在1913年左右，因為胡適譯文后注有“民國元年九月記于美國”的字樣，從時間上推算，發表之日當和匪石譯本基本同時。此外，胡適的“譯者按語”在內容上和匪石基本相同，甚至連造句遣詞也大致吻合，這種雷同現象頗令人迷惑不解。胡適的翻譯，素來刪節極多，曾被人譏之為“胡譯”。這篇譯文在三種

[1] [2] 

【《最后一課》漢譯瑣談】相關文章：

生態倫理瑣談的學科論文04-27

談漢譯日過程中漢語隱喻的翻譯04-26

最后一課02-28

最后一課04-28

上善若水與天道酬勤--人生價值目標瑣談04-28

最后一課作文06-05

最后一課反思03-24

最后一課作文07-30

(精選)最后一課作文01-23

《最后一課》教案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