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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四川文學的農民工書寫與身份認同 畢業論文
當代四川文學的農民工書寫與身份認同
◎魏紅珊
【摘 要】本文以農民工題材的文學文本為依托，將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置于新時期四川文學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由聚焦當代文學農民工書寫推進到農民工身份的內涵闡釋及焦慮起因，探討農民工書寫所呈現出的復雜的文學價值及文化意義。
【關鍵詞】四川文學；農民工書寫；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I20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139（2010）04－0112－6
四川是傳統的農業大省，農民是社會的主體。
新時期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與城市化進程的到來，農民開始大規模地向著沿海城市遷徙。農民工的流動，不僅動搖了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的內在結構，從形式到本質重新塑造了當下社會文化空間，而且農民進城也帶給他們前所未有的身份焦慮。
身份焦慮無疑是農民工作為主體覺醒的標志，也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的主體選擇。它關乎個體與群體的主體建構意識，也關乎個體與群體的現實生存境遇與文化境遇，及群體的文化屬性定位。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身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群體的歸屬感如何？面臨何種程度的身份焦慮？原因何在？與此相應，當代文學敘事中如何呈現農民工的身份焦慮？當代文學的農民工書寫對其身份構建有何意義？對文學創作有何積極影響？本文試圖以農民工題材的文學文本為依托，將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置于新時期四川文學的背景下予以考察，運用文化研究的理論，對當代農民工題材文學文本進行細讀，由當代文學農民工書寫聚焦并推進到農民工身份的內涵闡釋、焦慮起因及文學創新，探討農民工書寫所呈現出復雜的文學價值及文化意義。
一
文化研究是目前國際學術界最富活力的學術思潮之一。它與傳統的文學研究不同，文化研究更關注階級、性別、身份等更為廣泛的社會文本，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利關系及其運作機制，它具有迫切的政治性和焦慮感。
身份研究是當下文化研究中最活躍的話題。安德魯·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論的關鍵概念》中說：“就文化研究要考察個體與群體在其中建構、解決和捍衛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種語境而言，身份問題對于文化研究來說至關重要。”〔1〕特別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潮涌動的現代社會，由于個體和群體的特質在與其他人或群體空前的互動中正面臨著變動、迷離、甚至消解，身份問題顯得尤為緊迫。
農民工無疑是有著中國特色的特殊的移民階層。大批涌入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不單是居住及工作環境的變化，相伴而來的是“我是誰”的身份追問，及“我與什么認同”的文化反思，漂泊在外的農民工需要完整一致的意義支撐，以便平息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下所產生的文化沖突，使自己與新環境之間的文化聯系得以重建。這種聯系正是主體獲得文化歸屬感的依托，也是確定個體和群體文化身份的基礎。農民工作為城市化背景下的移民，在城市多數流動在邊緣，由于確定感和歸屬感的匱乏，其價值觀和身份觀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深刻巨變，也遭遇了空前突出的身份困擾與認同危機。這種危機多被理解為一種缺乏歸屬感的焦慮體驗。
歸屬感的匱乏所導致的認同危機是現代化及全球化過程中的突出現象。而“認同危機的產生與文化傳統緊密相關，一個人常常通過對傳統的自覺的或自發的態度來確立自己的認同，而當一個人在各種文化傳統的對立、沖撞中無所適從的時候，就必然陷入認同危機”〔2〕。現代社會特別是城市化進程，使原來穩定的社會轉變為流動性社會，如果說傳統社會更傾向于被動接受既有的文化認同，那么流變的現代社會則迫使人們主動找尋自己的文化歸屬。
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與自然之間的傳統聯系被割斷，與鄉土、宗親、家庭之間的親情聯絡被削弱。大量的農民工被強行帶入了現代性的快車道。而現代性引發的身份危機使得進城農民不再擁有恒定不變的文化身份。在農民的傳統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慘遭解構的當下，由于原有的農民身份日益瓦解，新的身份尚未形成，農民工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成了游離于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無根的漂泊者。大量進城農民被日益崛起的商業社會流放，成為城鄉夾縫中孤立無援的邊緣人。
城市化在把大量農民囊括其中，導致其文化屬性喪失的同時，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面臨更為直接的身份焦慮。
這在當代四川文學創作中有集中的反映，作品以文學的方式對農民工身份主題作了最形象的呈現。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四川文學涌現出“書寫農民工”和“農民工書寫”的創作景象，農民工的文學書寫不單是對打工生活邊緣化生存境遇的關注，也是對處于雙重邊緣的農民工身份認同和價值歸屬的探究，凸現了獨特的身份認同的主題。
羅偉章的小說《我們的路》《我們的成長》《我們能夠拯救誰》《大嫂謠》《變臉》等以及打工詩人鄭小瓊的詩歌《黃麻嶺》《活在異鄉的村莊》《流浪》《命運》，徐非的《心靈之約》，許強的《打工時代》《失業者》《在深圳流浪的日子》《流浪是一塊永不愈合的傷疤》《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等作品，盡管其中進城農民的現實境遇不盡相同，但作品的主題或故事背景卻始終與農民進城這一宏大的社會趨勢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并且在眾多農民工的書寫中，無一例外都將農民工作為無根的漂泊者和異鄉人，以此凸顯作為身處社會邊緣農民工個體的身份焦慮和群體的身份訴求。
二
鄭小瓊以詩歌文本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因迷失自我而不斷游蕩、追尋意義的象征性故事，從多個層面見證了農民工艱難的生存現實和艱辛的心靈漂泊，以此凸顯農民工群體的卑微生活及與日俱增的身份焦慮。無論是在《五金廠》的《掙扎》，還是《人行天橋》上的《恥辱》，以及對《活著的記114ZHONGHUA WENHUA LUNTANFORUM ON CHINESE CULTURE憶》中《完整的黑暗》的描寫，這些描寫凸現了一個打工者自身的生存體驗和文化際遇，揭示了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的漂泊不定的精神特征和內在焦慮。
鄭小瓊在《流水線》一文中鮮活地展示了打工妹艱辛、屈辱的生存現實和身份錯位。在作家筆下青春靚麗、性感迷人的打工妹，一旦進入流水線，“與外面的世界隔開來……她們的神色那樣蒼白、黯然，飄浮著一種迷茫”。而且她們每個人的沉默或愁苦都是“如此壓抑，漂浮著一股陰柔的死寂。每張臉上的眼神間都流露出一種由緊張而產生的恐懼，某種冰冷規矩下而產生的膽怯與小心翼翼”［３］。這是青春被塵封的空間，是自我被放逐的時段。在這里沒有了性別，沒有了自我，沒有了身份。打工妹在流水線上呈現出迷失本性的異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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