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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27年的中國商人與政治：文獻批評與理論構建
[內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一項專題研究“1911―1927年的中國商人與政治”的導論部分。近世中國商人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是國內外中國近代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論預設，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論上的錯誤而存在不少的缺陷。為重新解釋近世商人與政治間的關系，作者提出了一個“產權與秩序”為理論架構，并以江浙地區為考察對象，對民初商人與政治關系作了一個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結論是：在民初中國，商人對政治并無多少興趣，他們對政治的關心是建立在產權是否受到波動的基礎上。商人為了挽救秩序，保衛財產的自救舉動不能被視為什么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民初中國商人與政治的關系實際上是一個有關產權與秩序的問題。商人與政治的研究主題，一直為國內外學者所關注。但長期以來，學者們的研究似乎都束縛于“資產階級”的概念體系或者“現代化”的理論取徑，而對中國近世的政治、社會變遷與商人的觀念、行為間的互動關注不夠。其實，討論近世商人與政治的關系如不從商人本身的角度出發，并且與急劇的社會變革相聯系，其視野上既有盲點，論述也必流于牽強。對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識的抬升與降低以及政治參與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沖擊如何影響到社會秩序的變動，以及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他們又該如何因應這些變量。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過商人自身的視線，去梳理商人與政治、社會三者間的互動史實，進而分析其中所蘊含的歷史經驗與理論啟示。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區為考察對象，先看看晚清以來該區域內社會變遷的態勢與商人的變化，再對近世三種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戰爭、民族主義運動對社會的沖擊及商人的反應做具體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沖擊下商人所出現的種種變化。
一、文獻批評
1980年代前，“商人與政治”的主題在中國大陸學界主要被置于“中國資產階級”的框架中加以討論：其一，著重分析政治運動的“階級基礎”。如立憲運動的階級基礎、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其二，將商人劃為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認為階級屬性決定政治立場。其三，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如軟弱性、妥協性、兩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脫胎”說、“工業弱小”說、“政治幼稚”說等等。（注：主要可參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7月。）
1980年代后，關于中國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學者們突破以批判為主的論述模式，試圖對“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在近代歷史中的表現給予一定的公正評價，其研究工作多側重于討論他們對革命的態度，或者按照資產階級的階層分析法將多數商人納入到“民族資產階級”的范圍，與“大資產階級”或者“買辦階級”作些區分。稍后，又開始對“買辦階級”及“大資產階級”進行具體的分析，盡量將這些概念具體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這些研究仍多從中國資產階級發展史的角度來進行，政治色彩仍很濃。對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進行。
作為對資產階級集團分析的一種路徑，1980年代后商會史熱潮在大陸亦開始興起，分析的動機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資產階級的政治動向。所以在時段上、價值取向上均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此前講“民族資產階級”，其所指多停留在“維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識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卻反而被淡忘。商會史的研究者將“民族資產階級”的主體重新提出，從而根據新的基礎來判斷“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特點。在這些研究者的筆下，商會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獨立階級隊伍的形成”，成為“資產階級爭取政治地位與利益，以及與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斗爭的重要場所”。論者們一方面承認商會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有一定的促進經濟發展的“進步性”，體現了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但認為它無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制約，政治上表現出很多的“軟弱性”。（注：馮筱才：“中國商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發表中。）
進入1990年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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