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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試論阿爾都塞“理論實踐”的意義-關于阿爾都塞的“研究筆記”（下）
第四章 歷史與結構
阿爾都塞被命名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對其最主要的批評，就是指責他用“結構”替代了“歷史”，尤其是其提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歷史主義”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結構”可以轉化為結構主義的概念“歷時/共時”的關系[175]。按照杰姆遜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用歷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待事物之間有一種緊張關系，一種是從事件發生的先后角度來看問題，另一種則是從結構出發，二種方法之間有某種張力。我認為這種抗衡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無法擺脫，這也許是歷時與共時的另一種表現形式”[176]。具體地說，歷時就是將生產方式的發展看成是一個歷史的序列，這涉及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而共時則是把每一生產方式作為一個包含不同層次的共時系統來考察，即馬克思對上層建筑和基礎的劃分。施密特在《歷史與結構》一書強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結構分析的方法與歷史發生的方法同時并用”[177]，對阿爾都塞把《資本論》解讀為“無歷史的結構”提出了批評，但是，阿爾都塞并非要在歷史/結構的二元結構中做出選擇，而是在他看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機體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案中具有優先性。
第一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案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追溯了自己的研究心路，“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78]，進而，馬克思把這種研究的體會上升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二元結構，即“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出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79]，這樣，馬克思就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了研究計劃的首位。
在討論“生產”問題時，馬克思提出是研究“生產一般”還是研究“生產特殊”的問題�！耙话恪笔且环N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個時代都會擁有的共同點，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別有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180]，也就是說“一般”在歷史中是重復運動的，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否則歷史就只能原地打轉了，而構成歷史發展動力的“恰恰是有別于這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181]，所以，馬克思認為對“一切生產階段所共同的、被思維當做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182]，而那些推動時代發展的“差別”或“特殊”才是研究的重點，“忘記這種差別，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所在”[183]，所以說，馬克思強調了以不同生產方式為標志的不同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差異性和斷裂性，而不太重視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及其連續性[184]，這就為后來馬克思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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