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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畜牧業轉換對西北歷史生態的影響論文
【摘要題】
西部生態
【正文】
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強有力地推動著人類改造自然生態環境能力不斷提高的同時，亦推動著人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思想認識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與發展。我國西北地區目前所面對的現實的自然生態環境，既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又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一方面是西北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歷史演變的自然過程，同時又是西北地區人類的各種活動對自然生態環境施加各種影響的過程。其中，我國西北地區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生產方式和畜牧業生產方式曾經經過多次轉換，其影響和作用是值得我們研究和重視的。
一、我國西北地區在史前時期及其以后相當時期，以畜牧業生產為主，其自然狀態下的歷史自然生態環境是良好的
我國西北地區自晚第三紀，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以來，就形成了相應的地形、地勢、氣候等自然生態環境的基本格局。大量地質氣候資料證明，在近6000～10000年間，我國境內包括我國西北從未發生過大規模植被、氣候區域的自然更替，只是有一些植被、氣候界限南北來回推移的波動。所以，在人類較大規模活動于西北地區以前，其自然生態環境的總格局已經確定。而當時西北地區是以畜牧業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地區。
我國西北地區各地在本世紀以來，多次多處發現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眾多考古和地質資料充分證明：當時的西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沼澤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縱橫。是一塊土沃水美、林草豐茂、具有良好自然生態環境，非常適宜人類生存、生活、繁衍的地區。
1993年1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距哈密市160公里處的飛躍車站，發現了長約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圍還挖掘出兩具與其共生的龜鱉類化石。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所、中國地質博物館有關專家的地質確認后認為：此一地區第三紀巨犀化石和龜鱉類化石的發掘表明，在3000萬年前這里是一片生活著巨型食草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條件。因此，我們可以確認，在舊石器時代及其以遠時期，在幾百萬年至幾千萬年前，在我國西北地區。其自然生態環境和林草植被，是適合于古脊椎動物和其它許多古生物生息繁衍的。當時這一地區的氣候溫暖濕潤，沼澤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縱橫，有大象、珊瑚、巨犀、龜鱉類生物賴以生存的絕好歷史生態條件和自然環境條件。
羅布泊是《山海經》所稱的“幼澤”，《史記》所稱的“鹽澤”，清代蒙語所稱的“羅布淖爾”，意即“多水匯集的湖泊”。《漢書》記載其“廣袤三百里，其中亭居，冬夏不增減”。公元前12世紀前，就有古樓蘭人和古姑師人生息繁衍于此。羅布泊地區曾是塔里木盆地周圍眾多河流如疏勒河、塔里木河、車爾臣河、孔雀河等河流的匯聚之地。為此，其湖面寬闊，湖畔雜草叢生，湖濱、湖中生息繁衍著各種各樣的水生植物和水禽、動物，是一塊充滿生機的綠洲。據《河源紀略》記載，直到17世紀以后，這里仍是水天一色，飛鳥難以逾越的汪洋大海。居延海位于今天河西走廊東北部，內蒙古自治區西北部的額濟納旗。從遠古時代起就有人類生息、繁衍、活動于此，后來又成為不同游牧民族相互爭奪之地。秦漢以來，這里一直是沙漠戈壁中一塊水草豐美、牛羊成群，具有良好自然生態環境的綠洲。曾經是世界上具有距今650萬年家族史的胡揚林最集中的地區。董正鈞在1944年《居延海》中還記載：“南由狼山老樹窩起，北至河口，沿東西河及支流兩岸，直達居延海濱，均布滿天然森林”，“紅柳高達丈余，密生處，人不可入，一望無際，方圓數千里”。“湖濱密生蘆葦，入秋蘆花飛舞，宛若柳絮。馬牛駝群，隨處可遇。鵝翔天際，鴨浮綠波，碧水青天，馬嘶雁鳴，綴以蘆草風聲，真不知為天上人間，而盡忘長征戈壁之苦矣”。
在我國西北地區，漢代以前是以畜牧業經濟為主要生產手段的，當時受人類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和干預較少，保持著較穩定的性狀。后來，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生產方式進入西北地區，隨著漢代及其以后長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過度開發，推動了這一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快速退化，造成資源、人口、生態不協調不平衡的矛盾，給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困難。
二、西北地區良好的歷史生態與歷史環境，在人類較大規模的開發和發展的過程中，遭到了破壞
漢唐時期，是我國西北地區古代開發發展的高潮時期。其時，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絲綢之路”興盛繁榮。西北地區各地經濟發達、城市繁榮、文化昌盛，在全國都占有極其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這一時期對西北地區開發的主要方式是發展農業生產，加大了對水土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促使西北地區的歷史生態和歷史自然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轉，造成了以后時期無法彌補的損失和缺憾。
漢唐時期西北地區歷史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開始遭到人們較全面的影響和干預。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大規模的水土資源開發開始影響其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狀況。西漢初年，鐵制農具已推廣到中原以外的許多地區，武帝時傳播更為迅速。今西北地區各地都有西漢的鏟、镢、鋤、鐮、鏵等鐵制農具出土。漢武帝以后，隨著大規模徙民西北地區，屯田事業不斷發展，農業中開始使用牛耕技術。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地區西北的敦煌和安西境內，多次發現漢代屯田遺址，其溝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見。并出土了大量漢代使用的鐵鏟、鐵鍤、銅犁等農業生產工具。1979年10月，在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了漢代的小麥、糜谷、大麥等糧食作物，至今顆粒飽滿、粟色如新。同時，還出土了當時守邊戍卒記錄農業生產、糧食收入的漢簡，其中有：“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等記錄。從西北地區出土的漢代實物和漢簡等記載，我們知道當時這一地區生產多種糧食作物，是西北邊疆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
漢代前陜西關中一帶已是“膏壤，沃野千里”，由于秦代起開鑿了鄭國渠、白渠、加之大力推廣代田、區種法等先進的農業技術，使八百里秦川成了當時我國最發達的農業區之一。南側秦嶺“夙稱陸海，林木之列，取之不窮”，漢中盆地也已發展成農業區，而巴山為濃密森林所覆蓋。在渭北山地，據一些方志記載，原來山上森林覆蓋，多為“萬木森映”，“佳木蔥蘢”。渭河以北甘肅東部、寧夏南部的山地也都“群巒燎繞，煙樹蒼茫”，六盤山更是“萬樹蒼松、蔚為深秀”。據史念海教授考證，西周時黃土高原地區森林的覆蓋率達到了53％。《后漢書》卷88記載，隴東至陜北黃土高原地帶“厥田為上，且沃野千里”，《隋書.地理志上》也稱，“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牲多木多。”渭北隴東是周人的發祥地，在戰國時期又是秦國支前的大后方，山源土地開墾較早，形成了連片的農業區，較早有了水土流失，《漢書.溝洫志和地理志下》說，秦國時就有“徑河一石，其泥數斗”的情況。
隋唐時期的主要邊患有突厥、契丹等，為邊防而設的屯墾大多在西北地區。唐王朝時，在西北地區的屯墾，有一套完備的管理制度和辦法，促進了西北地區農業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唐王朝推行均田制、設置常平倉，同時治水修渠，形成了較完備的灌溉系統和灌溉網絡。敦煌遺書中的《開元水部形》殘卷，就是唐代在西北地區水利管理機構和制度的規范性文件。可見，唐時我國西北地區的水資源、水環境已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已需要政府法律制度的規范。當時農業生產工具普遍使用了鐵制犁鏵及一系列的配套工具。敦煌莫高窟中的《雨中耕作圖》就充分反映了當時西北地區農業生產的精耕細作。在我國古代西北地區開發發展的高潮時期，自然生態環境的危機也開始出現。西北河西走廊地區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沙漠化過程開始發生，武威舊縣、連城、文一古城、駱駝城、新墩子城、許三灣城、草溝井城、明海子城、鎖陽城等先后被迫廢棄。
漢唐時期，西北地區封建的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水土資源利用方式，代替了奴隸制的以游牧為主的水土資源利用方式。較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改變了遷徙畜牧業時期西北地區較原始的自然生態環境面貌。大面積的綠洲原野被開發開墾為農田，農業栽培作物大量地取代了原始的原生植被，天然水資源被大量地應用于人工引水灌溉。為此，西北地區原有的以自然力起主導作用的綠洲自然生態環境系統，被以人工為主的以灌溉農業為中心的，與草原畜牧業相結合的自然生態環境系統所取代。在我國西北地區生活著的人們，已經從消極地適應自然生態環境的階段，過度到了以積極的態度和行為有效地改造自然生態環境的新階段。我國西北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第一次，極其強烈地受到了人類的干預和嚴重影響。
然而，隨著西北地區大規模開發發展的不斷深入，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業生產和人畜用水量大量增加。西北地區內部各綠洲系統所依賴的各流域各河流，上、中、下游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的矛盾開始愈來愈突現出來。遠離水源上游的綠洲邊緣地帶和各流域各河流下游地區，愈來愈多地受到水資源匱乏的影響和威脅。以致綠洲邊緣地帶開始被沙漠吞沒，被迫放棄長期經營的綠洲農業區域。可見，我國西北地區古代開發發展的高潮時期，因水源不足和枯竭，以及人為破壞固沙植物引起的風沙侵害綠洲邊緣區域的現象已經時有發生。
唐末，吐蕃占據西北大部地區，畜牧經濟再度發展，寺院經濟繁榮。公元848年，張議潮起義迅速收復河西隴右等地區，西北河西走廊等地區歷史進入歸義軍時期。張氏政權和隨后五代時期的曹氏政權，為鞏固統治，在河西走廊等地區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他們“興屯田，疏水利”，鼓勵農耕，有效地抵御了吐蕃和西夏的進攻。公元1036年，元昊親自領兵西征，最終占據了幾乎整個西北地區。當時西北地區水草豐美，極其有利于主要從事畜牧經濟的西夏王朝的發展，而且依托西北各地豐富的冰雪資源和富有的灌溉之利，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是極為有利的。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壁畫畫面中有許多反映西北地區工農業生產的形象資料，也可見當時西夏統治時期手工業、農牧業和商業的發展繁榮狀況。壁畫中的《打鐵圖》、《釀酒圖》、《耕種圖》、《舂米圖》、《犁耕畫》等都有形象生動直觀的對生產生活的反映。從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西夏農業生產中，普遍使用了北宋中原地區的耕作方法，“耕稼之事，略與漢同”了。
清朝前期就開始大規模地經營西北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并興修水利，鼓勵發展農牧業生產。清后期至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的農牧業生產力和自然生態環境，遭到了更為嚴重的破壞。當時，社會動蕩、山河殘破，土地荒蕪，森林毀壞，自然災害頻繁。雖有林則徐、左宗棠、孫中山、馮玉祥等人治理西北，改善西北自然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狀況的思想和微不足道的行動。但終究不能有效逆轉西北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甚至連原來左宗棠沿陜甘大道栽種的“左公柳”也幾乎被砍伐殆盡。我國西北地區自然生態環境進入了最嚴重危機的時期，這一時期自然生態環境條件的嚴重惡化與危機，并對以后這一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和保護，帶來了無窮的后患。
在唐后期至民國時期，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西北地區的農牧業生產方式和結構，進行了多次的頻繁轉化。唐末前期是以農為主以牧為輔，隨后吐蕃時期轉化為以牧為主以農為輔，到歸義軍時期又轉化為以農為主以牧為輔，而西夏統治時期再轉化為以牧為主以農為輔，明清及以后再又進行了同樣的幾次主輔生產方式和生產結構的轉化。這種連續的、幾乎不間斷的農牧業生產方式和生產結構的調整與轉化，必然造成西北大地這一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嚴重的、不可逆轉的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
我國西北地區沙漠化、荒漠化的歷史和規律證明，干旱半干旱地區的農田大面積棄耕以后，原來的耕地以疏松的地表土形式直接裸露；在失去天然的和人工的植被保護的情況下，風力活動迅速加強，地表粗化，就地起沙與流沙侵入相結合；進而很快形成灌叢沙堆和流動沙丘，綠洲區域逐漸沙漠化和荒漠化。這種過程一但完成，如若人們重新墾殖、重新引水灌溉，在水資源環境與條件保證的情況下，綠洲區域河流的中上游地區可以在一定區域、一定程度上實現其自然生態環境的逆轉。而下游地區，就西北地區歷史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的實踐來看，自然生態環境狀況逆轉的可能性很小，難度極大。
我國古代唐后期以來，西北地區一定時期、一定綠洲區域中心的發展繁榮，掩蓋著的或隱藏著的是西北地區綠洲區域邊緣地帶自然生態環境狀況的嚴重惡化。或者說，在一定時期、一定意義上，正是由于西北地區綠洲區域中心的發展繁榮，造成了西北地區綠洲區域邊緣地帶嚴重惡化的自然生態環境狀況。
三、西北地區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的演變發展，有其自身的原因和規律性，與頻繁的農業經濟生產方式和畜牧業經濟生產方式轉換是相關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必然
我國西北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的演變，是自然的歷史生態與歷史環境演變的必然結果，更是人類的各種活動、各種行為不斷影響其歷史生態與歷史環境的必然結果。西北地區史前時期以前形成的良好自然生態環境，在人類的活動和行為大規模影響、干預以前，在我國漢代以前，并沒有較大的劇烈的變遷與逆轉。當時，山川秀美的大西北，水草豐美，河湖遍布，氣候溫暖濕潤，孕育著廣闊西北大地上的各種動物、各種植物和人類初期活動的無限生機，充滿著生物、動物、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相處的活力。
自漢代開始，人類的活動開始較大規模地、不間斷地影響和干預我國西北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其中，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對西北地區不間斷的軍事活動、不間斷的移民墾殖、不間斷的水土資源開發，幾乎也是不間斷的毀林、毀草、過度放牧。結果是不間斷地毀壞了西北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了西北地區動物、植物、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協調的共生與發展。特別是我國從唐代后期開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不斷的戰禍離亂加上不斷的天災人禍；再加上不斷的、反復的生產結構調整，特別是農牧業生產結構調整。即因為頻繁調整的統治者的民族生活、生產習慣的不同，造成的從以農為主以牧為輔到以牧為主以農為輔，再到以農為主以牧為輔，又到以牧為主以農為輔的多次的、循環的農牧業生產結構的不斷轉換。致使西北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狀況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國西北地區歷史生態與歷史環境，是經濟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歷史的人與自然生態環境關系的具體體現。這種關系既是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對獨立的發展變化過程，又是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相互作用共同發展變化的過程；既是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演化的自然歷史過程，又是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進入人類實踐，且相互關系日益發展變化與密切的過程。分析和研究我國西北地區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演變發展的具體表現、一般過程和基本規律；探索西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在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中的地位和作用，人類和歷史自然生態與歷史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在促進人類對歷史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現實的自然生態環境有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才能推動西北地區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實現自然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總結西北開發的歷史，其歷史生態與歷史環境惡化與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選擇開墾對象不當；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自然災害的影響；水土資源利用不當；戰亂的影響等。但農業生產方式和畜牧業生產方式的頻繁轉換，是有直接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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