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地位的再認識論文

　　隨著當今環境問題的全球化和生態危機的嚴峻化，環境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現于世，“環境保護，教育為本”業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環境倫理道德教育也因此而勃興，并在綠色浪潮中發揮著愈益關鍵的作用。伴隨21世紀生態文明的即將到來，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必將成為一支主導力量，活躍于推進人與自然共同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舞臺。然而，目前我國對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地位之認識遠沒到位，基本還停留在傳統的“公德”認識層次;整個環境教育似乎依然沒有擺脫重知識、偏技能、輕道德的舊格局;而在實踐領域，環境倫理道德意識更是難見其應有的位置。在行將邁進21世紀之時，面對未來生態文明之大勢，面對世界環境保護之大潮，面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環境建設之高級難題，我們重新確認環境倫理道德教育之地位，進而大力提高全民環境道德素質也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為此，本文就環境倫理道德教育的地位作一探析，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環境道德倫理教育，是人類環境道德活動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意是指一定社會或階級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公眾施加系統的環境倫理道德影響活動。環境倫理道德教育，既非簡單的傳統道德教育的外推或演繹，也非環境與道德兩者教育的簡單相加或拼湊，而是一個涉及多學科、跨領域、綜合性的有機系統工程。在此，我們將從道德教育、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環境倫理學四大視角，對環境倫理道德教育的地位進行再認識。

　　一、在現代人類道德教育中，環境倫理道德教育應與人際道德教育相并存

　　在傳統的倫理學說和道德教育中，道德的范圍僅限于人一人關系之中，因而道德的教育只是教化人們怎樣處理各種人際關系及社會關系，是純粹的人際道德教育。所以，當人類行為指向自然客體并直接作用于生態環境時，當然也就認為不存在道德問題，人類因此也無須在自然面前進行道德他律和自律，無須承擔任何道德責任。雖然在人際道德系統中確立過“環境美”、“不隨便吐痰”、“不亂扔瓜皮果殼”等道德規范，但只是從“講衛生”的角度提出的，它僅僅是作為社會公共場所中一般的公共生活準則，在整個傳統道德教育中屬于最低層次的道德品質要求。而且，“環境美”中的“環境”，主要指的是人居環境，涵蓋面極小。而當今環境倫理學倡導的環境道德，則被當代人類公認為“高素質”、“高境界”之一。環境倫理道德中的“環境”主要指的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它涵蓋整個廣袤的自然界。

　　因此，我們認為，把環境倫理道德教育隸屬于“社會公德教育”層次，顯然是落后于人類新文明觀的發展趨勢，也是與當前日益高漲的環境建設事業是極不相稱的。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因而再也不能被視為“社會公德”教育內涵的簡單擴大，而應視作與人際道德教育相并列的全新的人自道德教育，它在現代人類道德教育中，應當二分天下有其一。若進一步而言，其具體理由有三：

　　其一，就人類道德體系而言，環境道德與傳統道德分屬于兩個不同道德系統。我們認為，道德的主體只能是人，但道德的客體卻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因為人本身既屬于自然，又屬于社會，是自然與社會的統一體。因此，人既要在社會領域中活動，遵循各種社會規則，協調人際關系以適應社會生存與發展，同時又要在自然領域中活動，遵循大自然的生態法則，和諧人自關系，以適應自然界的演替與進化。根據人類道德不同的直接指向對象即道德客體，我們將現代人類道德系統可概括為相并列的兩大子系統，即人際道德系統和人自道德系統。前者側重規范人的社會行為，后者側重規范人的環境行為。因此，完善的現代人類道德教育，理應包括傳統的人際道德教育和新型的環境道德教育。兩者不可偏廢，不可相互代替，而應同時并舉，相互促進。

　　其二，就道德教育目的看，道德教育就是教人怎樣做人，如何處事。而“做人”、“處事”的一個關鍵，就是怎樣處置各種利益關系問題。利益關系，不僅僅體現在人與人的直接交往之中，而且也反映在以人與自然交往為中介的間接交往關系之中。環境問題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個利益問題，生態失衡、環境失調終究導源于人的心態失衡、行為失范和利益失調。因此，道德教育除了引導人們如何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社會的利益關系，擺正自己的社會位置，嚴格規范自身社會交往行為之外，還應當培育人們如何與自然友善交往、和諧相處，擺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正確規范自身的環境行為，養成良好的環境道德習慣。而且，由于在自然物的背后總會折射出人與人的關系，因此，環境道德教育無疑應當與人際道德教育同等視之，從而達到善待人類與善待地球相統一，人類與自然共繁榮、同發展。

　　其三，就人生道德修養看，“真、善、美”的統一與“人的全面發展”，歷來被視為修養的最高境界。由于人處在自然與社會兩界不能分離的大系統中，因而人對“真、善、美”與“全面發展”的追求，顯然也應涵蓋兩大領域既應體現在社會交往行為中，也應貫徹在自然交往實踐中，人際道德與環境道德由此共同組成了人生道德修養的內容。而且從境界角度看，環境道德更能體現出一個人的修養品位與文明程度。試想，一個對自然都能善待關懷、賦予愛意、承擔責任的人，怎能不會與人為善、和睦相處呢?反之，一個在社會領域品德真正高尚之人，怎能不關心人類的家園，怎能不愛護自然、與萬物友善相處呢?正如古人所言::厚德載物”、“至德及禽獸”。一個高尚的道德必然對自然飽含深厚的情感，對萬物給予尊重和關懷。

　　因此，環境倫理道德的高下，顯然應是完美人生的衡量尺度之一，環境道德教育也就理應成為人生修養的重要環節之一。因此，“讓世界充滿愛”的道德誓言，不能僅僅停留在人的世界，為人獨享，而且還應貫徹到人的另一實踐對象自然這一新的道德客體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生態文明的21世紀的到來，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將在整個道德教育系統中占據日益突出的地位。

　　二、在環境教育中，環境倫理道德教育更關鍵

　　眾所周知，環境道德教育是環境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英國的“盧卡斯模式”中“為了環境的教育”，實際上內涵了豐富的環境道德教育內容，如提出：環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人們保護環境的態度、價值觀和積極的環境行為。各種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也毫無例外地將“環境態度、環境價值觀和環境義務觀”視作環境教育的重要目標、內容。我國96年推出的《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也明確規定:“環境教育內容包括:環境科學知識、環境法律、法規知識和環境道德倫理知識”?應當說上述觀念反映了人們對環境道德教育認識上的進步。但我們認為它們還沒有將之提高到應有的地位上來。

　　正是由于對環境道德教育地位的認識不足，以致造成環境教育實踐偏重于知識的教育和技能的傳授，而環境道德教育卻常置于被遺忘的角落。所以在一些中外學生共同參與的環保活動中，對我國學生所表現出的環境知識競賽領先，而環境道德意識落后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中國中小學環境教育課題組，在其完成的兩項子課題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仍需努力培養對環境友善的自覺行為，并指出教材內容偏重知識介紹，對于中小學生良好的環境保護行為習慣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重視不夠，在知識教育與行為培養上有些脫節。也正是上述的偏差和脫節，由此成為導致環境活動中“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人類種種失范的環境行為，如濫伐亂墾森林草地、濫捕亂挖瀕危野生動植物、偷排污水廢氣等等，無一不與他們的環境道德意識貧乏、環境道德責任淡薄直接相關。或者說，環境活動中的無數“短期行為”，環境執法中的種種不嚴現象，從本質說，都可最終歸因于他們低下的環境道德水準。

　　為此，環境教育在強調科學知識灌輸和環保技能培養的同時，理所應當日益突出人類環境道德在整個社會和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事實上，環境教育中“知”的培育只是淺層的，唯有“德”的培養才是更根本、更深層。一切環境科學知識和環保法律、法規知識的教育，只有通過環保主體確立了環境道德意識之后，方能轉化為現實且富成效的環保功能。作為教人如何與自然相處，在大自然中怎樣做人的環境道德教育，無疑要比一般的環境知識教育更重要。因為前者是目的，后者僅是手段;前者關系到行為方向的對和錯，具有質的區別，后者只是涉及到知識的多寡和程度的高低，僅有量的差異。顯然，任何形式的環境教育不能僅滿足于“知”的傳播，而應更致力于“德性”的培養。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環境教育重在立德。正是有鑒于此，1992年世界“首腦高峰會議”上通過的《21世紀行動議程》明確要求:加強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態度、價值觀念和行動，建議將環境教育重新定向，以適合可持續發展。可見，為了人類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突出培育與之相應的以環境態度、價值觀等為內容的環境道德教育已勢在必行。

　　三、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居“優先”地位

　　自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源于環保的“可持續發展”，業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發展戰略。所謂可持續發展，其最經典的定義便是《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指出的:“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表述所內涵的思想實質，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看，可以說就是要求人類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堅持眼前與長遠、當代與后代利益相統一，效率與公平相兼顧、人與自然相協調的新型倫理思想。循此思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所在，便是“完善并促進可持續生存發展的道德"也即“環境倫理道德”。

　　1992年6月巴西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專為相聚于此的世界各國首腦提供的背景報告《保護地球一一可持續生存戰略〉)鮮明地強調:“我們需要完善并促進一種可以持續生存的道德”。該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保護地球〉的目的就是幫助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為此該報告提出了兩項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努力使一種新的道德標準得到廣泛地傳播和深刻地支持，并將其原則轉化為行動”。并進而提出了“優先行動”的四個方面：

　　第一，“制定世界可持續生存的道德標準”;第二，“在國家一級宣傳可持續生存的世界道德標準”；第三，“通過社會各部門的行動，實施可持續生存的世界道德準則”；第四，“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以監督實施可持續生存的世界道德準則，并防止和克服在實施中的嚴重的違反行為”。

　　由上可見，這一“可持續生存道德”一“環境倫理道德”的制定、宣傳和實施，在整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優先行動”之“優'無疑道出了環境倫理道德之“先，，的地位。一切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活動，無不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可以設想，對一個缺乏環境道德的決策者，公眾是難以指望他制定出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精神的良策的;一個環境倫理道德低下的管理者和執行者，也是難以真正走出“以犧牲環境而發展經濟”的傳統模式的；一個沒有受過環境道德教育的公眾當然也是難見其積極的環保精神的。甚至，他們反而有可能成為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阻力。據此我們可以說，環境倫理道德教育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具有無可辯駁的主導地位。

　　四、在環境倫理學體系中，環境倫理道德教育是其關鍵環節

　　在環境倫理學中環境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它對于人們確立正確的環境道德觀念，養成良好的環境道德行為習慣，維護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環境倫理道德的培養，是公眾形成和提高環境道德品質的關鍵階段;是使環境倫理道德由理念形態轉化為現實形態，由德的內化轉向德的外化，由自發、被動的道德“他律”，上升為自覺、主動的道德“自律”的由此達彼的橋梁和綠色通道。環境道德教育在環境倫理學中，有著極為重要的由知到行的道德轉換功能。如果人們對環境倫理道德的一切認知，不能有效地轉化為環保熱情與行動，那么，任何絕妙的理論都將陷入“烏托邦”的境地。

　　綜上所述，環境倫理道德教育，無論從人類道德領域，還是從環境教育領域分析，無論從可持續發展戰略角度，還是從環境倫理學的理論體系角度透視，其重要地位是客觀存在，顯而易見的。因此，在當前的環境倫理學研究中，應深入探討環境道德教育的目標與內容，途徑與方法;在思想道德建設中應大力加強環境道德素質的教育;在環境宣傳教育中應突出環境道德培育力度;在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應積極促進廣大公眾參與環保，“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道德踐行。只有這樣，社會才能迎來良好的環境道德之風，人類才能從容邁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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