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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摘要】民國初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局勢動蕩，政權頻繁交替并立的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因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促成了我國新聞教育的產生。在民初的新聞教育中，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所發揮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在新聞教育實踐中提出的新聞教育思想，促進了當時新聞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以后的新聞教育也有啟示意義。本文通過分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結合當前我國新聞教育存在的問題，探討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如今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關鍵詞】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啟示
民國初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保障言論自由條款的法令，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鄂州臨時約法》等。這些法令的頒布為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國新聞業在其保護下，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報界的黃金時代”。1912年4月以后，中國相繼經歷袁世凱統治和南北軍閥執政時期，政治形勢混亂。社會變革時期，社會大眾需要及時了解包括各黨派政治斗爭的各類信息，政治新聞的采寫受到報社的重視。黨派也需要報紙對民眾進行符合其利益的輿論引導，這都促使了新聞記者采寫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記者適時脫穎而出，新聞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新聞學教育在這一時期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我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導師由徐寶璜、邵飄萍擔任。徐寶璜作為新聞學研究會創辦者之一，第一個在大學里講授新聞學課程，自撰了中國人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成為民初新聞學界的泰斗。［1］邵飄萍到研究會演講時結合自己多年來從事采訪活動的經驗，講授新聞學基本知識、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他們作為中國最早的新聞教育工作者，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和新聞理想的名記者，他們的新聞教育實踐活動，成就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開創了我國的新聞教育事業，促進了新聞教育事業在我國的發展。
20世紀20年代是我國高等新聞教育奠基時期，以上海和北京為主要基地，全國許多高校都開始籌辦或建立新聞學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復旦大學的報學系或新聞學系，講授新聞學和中國報學史，為我國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他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從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學新聞系的主要教學用書之一。與徐寶璜撰寫的《新聞學》、邵飄萍撰寫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共同開創了我國新聞學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和新聞史。
作為中國較早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為新聞教育的醞釀、誕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由新聞教育實踐產生的新聞教育思想，是我國新聞教育思想的發端，這些思想無論在當時，或者應用于當今，都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這里，我們以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為文本，探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關于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的要點
（一）新聞學教育開展的必要性。徐寶璜和邵飄萍作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都認為新聞業與社會、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關系。當時我國的新聞業較西方的新聞業簡陋，而新聞事業的發展卻離不開新聞人才的培養。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協助蔡元培創辦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促進了中國新聞教育事業的誕生，為以后新聞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徐寶璜在《新聞學之性質與重要》中寫道：“在教育普及之國，其國民無分男女老少，平時有不看書者，幾無不看新聞紙者，言論行動，多受其影響。至對其記載者，多所懷疑，對其議論，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勢力駕乎學校教員、教堂牧師之上，實為社會教育最有力之機關，亦為公論之事實。自各國民權發達以來，國內大事，多視輿論為轉移，而輿論又隱為新聞紙所操縱，如是新聞紙之勢力，益不可侮矣。美國各著名大學，近均設立新聞學�？�，傳輸相當之知識，養成相當之人才，即因有見于斯學之非常重要也�！保�2］故他認為，報紙所刊登的報道對教育民眾和引導社會輿論具有重要作用，開設新聞學科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新聞人才，使新聞事業更好地服務于民眾。
邵飄萍倡導新聞學應列為普通學科，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邵飄萍提到：“新聞與社會及政治關系之重要，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以之列為一種學科加以研究者，猶屬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脫離幼稚之境域，殆可謂當然者也。若夫我國，則新聞之業，簡陋特甚。因新聞業之發達，與社會上諸事之設備，有互相為用之勢。”
對于開展新聞學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聞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聞學撮要》中，戈公振認為記者的職業，并不是特別天生的。當然理論知識要實地去補充，但是大學教育能補充實地知識，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記者的大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還從記者的社會責任這一角度論述了大學新聞教育的必要性。他說：“倘使我們把報紙只作為一個商業團體利益的代表,或是一個宗教團體利益的代表，那么記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識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見就夠了，大學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們認為報紙是于群眾有貢獻，那么在大學教育內養成有綜括的知識而無偏見的記者，方可以盡這種責任。”［3］
�。ǘ┥娅C多方面知識，掌握幾門外語的重要性。邵飄萍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提到：“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當有一二專門，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實地經驗，則庶幾乎可與世界名記者相伯仲矣。”［4］其認為新聞從業者要客觀真實地反映事實本身，就必須了解國情，學習新聞學之外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知識。要打破當時外國對中國的新聞壟斷，滿足民眾對國際新聞的需求，需要新聞記者掌握一兩門外語能夠勝任國際采訪，以便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為公眾服務。
（三）新聞教育應成為國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國民媒介素養教育這一觀點，不僅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都是超前的。在《中國報學史》中，戈公振提出，新聞學應該成為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因為報紙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文化現象，每個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都應該懂得報紙的性質、作用以及讀報方法�！皥蠹埮c人生，其關系之密切如此，故報紙之知識，乃國民所應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報紙為普及教育之利器”觀點照耀下，發出了“新聞學是無條件的一切國民必修科”的倡議，號召將新聞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變專業教育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為大眾教育，從而使廣大國民對于報紙有理解和正當的態度。［5］
（四）強調“學”與“術”的結合。新聞屬于實用性較強的學科，因此開展新聞學教育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三位新聞教育工作者提出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時，都指出理論要聯系實踐。
邵飄萍講課時重視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求記者時時處于角色之中，要有“新聞鼻”“新聞腦”，用清晰的頭腦和警覺的耳目網羅世間事物的變化。
徐寶璜新聞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脫離他一直強調的一個前提，即理論要運用到實踐中去。徐寶璜認為在新聞學教育的過程中，應將新聞知識運用到新聞實踐中去。他在《中國報紙之將來》的主題演講中曾提到：“殷切希望會員投身報界，為社會提供各種正確詳細的消息�！边@句話中包含了徐寶璜啟示新聞學習者投身實踐的勉勵之心。1919年《新聞學》正式出版，為了這本新聞學著作更加具有實用性和教育性，徐寶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聞教育實踐，啟示我們新聞學術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戈公振歸納當時世界上的新聞教育模式為：美國式、德國式和英國式。在對西方新聞教育批判的基礎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論加實踐”。長期活躍在報界第一線的戈公振懂得，新聞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行業，學問與經驗，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新聞專業的學生，已經經過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須要經過實踐的錘煉，才能最終成為可用的新聞人才。［6］
�。ㄎ澹┲匾曅侣劦赖潞陀浾咚刭|的培養。戈公振強調記者的責任，他認為：“記者之職責至重，而社會之希望于記者亦甚高。抑尤有進者，報業職業也；一論、一評、一紀事，須對讀者負責任，非有素養者，曷足以語此。”他認為能夠在報館工作，在報紙上撰寫文章的人，不僅要掌握采編技巧，更要擁有良好的個人素養和道德修養�！肮视傻赖律侠硐肷弦栽炀蛨髽I人才，則報館不如學校，學問與經驗，兩不宜偏廢也。”他強調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張記者接受大學的教育。［7］
二、目前我國新聞教育面臨的問題
（一）難以處理好“學”與“術”的關系。新聞學作為應用型學科，“能上手”是考核新聞從業者的一個重要指標。而目前我國新聞教育的教學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均套用純文科的體系。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單一的講授，新聞理論教學一直占據著新聞教育的主要領地，實踐性內容也采用理論的教導形式。［8］一些新聞教育單位雖與新聞媒體合作為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但學生卻因實習時間較短、實際操作的機會太少等因素而無法得到真正的鍛煉。學生真正走上工作崗位后，就會感到實際與自己所學知識的不一致，面對工作無從下手，進而產生了是否有必要學習理論的質疑。
（二）知識結構單一缺乏對外傳播技能。新聞工作是面向全社會的，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而新聞工作者既需要有廣博的知識，成為“雜家”，同時還必須具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成為特定領域的“專家”。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是有限的，新聞教育院校在課程安排上只設立專業課程，學生只能膚淺地了解其他知識，加之有些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差，使得學生的知識儲備不能滿足受眾對信息多方面的需求，在從事新聞專題報道時感到力不從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也要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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