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學歷程回顧二題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新史學最初是以近代科學的姿態出現的，決定性的時間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學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還原客觀的中國歷史（那時稱“重建中國歷史”），這是當時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與舊史學賴以區別的標志。 

    在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績最大。這倒不完全是指他個人在史學上的成就（如夷夏東西說、性命古訓辯證）。胡適對傅的評論最確，說“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遺著序》）。盡管今天的青年學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國現代史學史已經鄭重地記下：從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傾注于學術行政，創建并長期主持了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第一個史學研究專門機構，業績輝煌。據說他當時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長，那位先生不肯，且說：“第一流人做學者，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當即大笑：“看來那只好由我自己來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學者，卻最后選擇了辦所。然而正是靠著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別是學術開拓、動議策劃的非凡識力，在他連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匯聚并成就了近世實證最有成績的一大群史學名家。胡適說他是實行了英國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國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還有一點也極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導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書面的、實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支配了大半個世紀實證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學路向，影響深遠。他是中國考古的偉業——安陽發掘和清內檔明清史料、《明實錄》整理等重大工程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在上半個世紀確實無愧為中國史學界的領袖人物，中國新史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這樣的學術組織天才，能不能說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下結論或許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實踐檢驗”了。 

        但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情節、一位人物不應忘記，那就是對新史學的創建起過“清道夫”作用的顧頡剛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風波。 

        以懷疑開道，是新學科產生的常規。懷疑不僅總與實證結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學革新的前提。有了懷疑，才激發起新的實證要求。在傅斯年創建史學“集團”之前，先有對“古史”真偽的一場大辯論，說明新史學的產生有其內在的邏輯。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論戰，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學誕育的陣痛期。 

        顧的“疑古”，除了科學主義的外來思想背景外，還包含著關乎中國本土學術的重大突破：在中國歷來“經學即史學”的背景下，史學必須先叛離、擺脫經學的桎梏，才有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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