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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中國法治化困難與對策
內容提要：法治是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開始了法治化的進程。法律法規的不斷健全、公民權利開始愈來愈多的受到關注、執法隊伍執法能力的不斷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設的成果。但是中國法治化仍然困難重重，進一步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相關理論，培養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識，加強國家整體建設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困難的必要選擇。關鍵字： 法治 中國法治化 法律制度 法律意識
一。 對法治的理解
法治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政治學》一書：“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而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則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為更好的理解法治，有必要明確法治、法制及人治的關系。
1. 法制與法治
法制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法制與法治同義，指的是法律成為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管理人們日常生活的作用，而且人們自愿接受法律約束的社會狀態。不過，廣義的理解隨著法治一詞的盛行已很少被使用。人們現在講法制更主要是狹義層面的理解，即完整的法律規范體系，健全的法律運作機制以及相關的保障制度。本文中的法制也是狹義的理解。
在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論述中，就認為法治的前提基礎條件是“良法”。因此，完整的法律體系，規范的法律運作機制是法治的前提保障，能夠促進法治的實現。實現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在我國，一直強調中國法治化的首要任務是建設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
2. 人治與法治
人治與法治問題，中國儒法兩家爭論了2000多年，但給人治、法治下定義則是在近代。1907年，梁啟超講“圣人之治出于己，圣法之治出于理”，于是開始有人把“圣人之治”概括為人治，把“圣法之治”概括為法治。
人治狀態下，治國的主體是個別的人，法律要受最高掌權者的控制。人治的成功是指君明臣賢民順的社會治理狀態；法治強調治國的主體是法律，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應當遵守法律。
不過，無論人治還是法治，都不可能脫離人。在法治的狀態下，也并非排斥人的作用，要充分尊重人的作用。正義的法律需要人來制定與執行。
綜合對法治的認識，我們再來理解“中國法治化”。中國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指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就是指實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 法治的作用
法治國是近現代西方國家的一致選擇，如今已成為全球的選擇。法治能繁榮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治能創造安寧有序的社會秩序。我國進行法治化進行，是適應世界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1. 法治能保證黨的領導，促成黨領導實施的民主政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蘇聯走與法治相背的道路，結果發生了蘇東巨變。曾經，我們也放棄過民主，踐踏過法律，結果是帶來國家十多年的貧窮與落后，幾乎黨亡國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發揮法律的作用，確立“依法治國”為治國方略，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家政權獲得了從未有過的鞏固。
2. 法治能充分發展人的自由，還能保證社會道德的長存與發展人權問題是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發展個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是各國建設中的重要任務。通過法律來認可與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各國公認的有效途徑。實現法治還能夠同時利用法律的威嚴來維護社會道德，阻止和懲罰個人權利侵犯社會道德的現象，防止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錯誤擴展。
3. 法治是發展經濟，富強國家的內在需要市場經濟是實現國家富強的選擇，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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