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治村”現象的思考

　　經濟先行，政治緊隨。在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農村經濟體制代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中國的農民獲得了一定的經濟自主權的同時，黨和政府啟動了農村基層民主生活的進程，期望農民獲得與經濟自主權相配套的政治民主權利。然而，如果說農村的經濟改革奏效比較快的話，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對就比較復雜和艱難。具體說，在我國農村的不少地方，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并沒有達到我們所期待的公平公正的理想目標。相反，卻出現了“惡人治村”的情況。陜西延安寶塔區柳林鎮柳林村的農民懇求《半月談》的記者：“到我們村里調查一下吧。我們的村主任李毛明簡直就是一個村霸，李家的人壓得我們實在喘不過氣來！”陜西省信訪部門提供的情況表明，近年來，一些村干部憑借手中的權力給自己大撈實惠，同時用集體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上下左右編織關系網。這樣一來，即使不少農民向當地有關部門舉報上訪，但村干部和上面的干部串通一氣，“打和拳”，很難得到有效處理。一些有識之士尖銳地指出，“惡人治村”是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極不正常的情況：“惡人治村”從長遠看付出的代價是什么、有多大，值得人們深思：“惡人治村”是當前部分農村出現的一個“怪胎”，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成為惡化黨群、干群關系的一顆“毒瘤”，勢必削弱執政黨在農村的威信，并最終動搖執政黨在農村的根基。

　　為什么會產生“惡人治村”現象？我們對此應采取什么措施？

　　第一，由于村民素質和其他種種原因，形式上公正的民選程序有可能為“惡人”提供可乘之機。柳林村的李毛明是以193票的最高票連任村主任的；西安臨潼區的黃某曾因違法活動被公安機關處理過，而在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前夕，通過一系列活動，竟堂而皇之地當選為新一屆村委會主任。這是和解放前橫行鄉里的惡霸地主是有所不同的。

　　這一現象說明，民主選舉不是萬能的，表面上、形式上公正的民主選舉程序并不必然帶來公正的選舉結果，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導致實體公正。為什么？因為在現階段，廣大農民雖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自主權，但因每個人的實際能力有大小、家庭負擔輕重不同等原因，因而實際的經濟地位是不平等的。盡管在形式上賦予每一位農民的民主權利是相同的，但由于經濟地位、富裕貧困程度相異，所以各人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大不相同。這就如同民法上所講的權利能力是每一個自然人所享有的，但在實踐中，每一個人的行為能力并不相同，有權利能力不見得就有行為能力。

　　“惡人”當選，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他們實際經濟地位有關。柳林村的“惡人”李毛明說：“我不欺男，不霸女，憑啥說我是村霸。只要我給大家辦事了，誰又能把我怎么樣？”柳林村的集體經濟和個人收入的確有提高，各項稅費全部由集體代交，村里每年還給每個村民發兩袋面、一袋米、1500元錢，此與李毛明的經濟實力、活動能力也有密切關系。李毛明的這種強于別人的經濟實力使他較容易得到一些不明真相村民的認同。

　　第二，當前的“惡人治村”中的“惡人”，憑借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還包括宗族關系。陜西省渭南市某鄉的一位黨委副書記說，現在農村有三種人可以當上“村官”：一是確實為群眾辦事的公道人；二是家族勢力大，作風強悍，無人敢惹的“強人”、“惡人”；三是敢領頭抗糧抗稅甚至專門與政府作對的人。

　　“惡人治村”現象啟示我們，民主不是萬能的，在當前農民貧富分化較為嚴重、經濟地位（或實力）不平等、商品交換關系尚未完全沖垮宗法血緣關系的情況下，鄉村的直接民主不會自發產生公正的結果。怎么辦？還要用老辦法，即民主集中制。要在黨和政府的引導、監督下推動直接民主。“扶上馬”還要“送一程”。黨和政府絕不能對農村的直接民主放任自流，“干部不領，群眾掉井”，“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這些雖是老話，卻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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