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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與人權─以正常的社會參與為檢驗標準
壹、前 言近代國家的建立，乃是市民革命最具體的成果之一，而近代市民法又構成近代國家的法基礎。在近代國家所賴以存立的「自由法治國」原則底下，個人自由權的保障乃是一切權利的出發點，透過對于國家權力的積極抑制，并在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架構之下，國家必須尊重「私法自治」、「契約自由」與「所有權絕對」等基本原則，而不得恣意干涉，介入市民社會的正常運作。
然則，在近代市民社會的架構底下，國家既然是以尊重個人自由，自我抑制為職志，則在自由競爭中落敗，因之居于經濟上劣勢的市民，其所受的一切不利益，當然必須自我承受，而不得要求國家干涉、介入。換言之，在傳統的自由法治國原理下，個人擁有得以抗拒國家任意干涉的消極防衛權，但在同時，「生活個人責任」也成了必然的產物，因之市民社會的落伍者（其成因往往是因遭受經濟上強者的壓迫所致）縱使非因其個人的因素（例如怠惰），以致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貧困階級，甚至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國家亦只有愛莫能助。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強者越強，勞工、老幼婦孺、身心障礙者等經濟上的弱者則恒居于弱勢的地位。在惡性循環之下，造成貧富日益懸殊，貧者陷于越來越貧困、悲慘的不利地位[1].
為了消弭上述形式上自由，但是實質不平等的現象，「社會法治國」原則遂應運而生。在此思想背景之下，為了保護社會上的弱者，使其生存權、平等權受到實質的保障，必須透過國家的介入、干涉，以公權力抑制社會上的強者，同時并積極提供弱勢者各種必要的生活所需，使其能夠消弭先天或后天上的不利地位，自謀生計發展，并進而追求個人幸福。在法學理論的發展上，伴隨上述社會情勢的進展，以自由放任為根底的市民法原理受到修正，代之而起的是主張國家應該積極介入、干涉，重視社會連帶的社會法理論，這是一種「從市民法到社會法」、「從近代法到現代法」的轉變過程[2].
在現代社會法治國原則之下，生存權保障無疑居于基本人權保障的核心地位（參見憲法第15條之規定）。生存權保障具有以下兩個面向的意義：在消極面上，禁止國家恣意地（違反法律保留、比例原則……等）侵犯國民的生存權；在積極面上，則賦予國家建構確保國民尊嚴之最低生活保障（national minimum security）所必須之法制度，透過給付行政的方式，實現憲法上所揭橥之國民生存權、乃至生活權保障之目的。生存權系社會權保障的最重要核心所在，國家為了實現個人生活福祉而架構的生存權，其保障內容主要可以包括以下數端：
一、特殊屬性弱者之生活保護：
例如失養老人、孤兒、身心障礙者、罹病者等，由于這些國民在先天或后天上承受較一般國民更為不利的障礙條件，使其往往居于不利的劣勢地位，甚至有時難以自謀其生活。基于憲法上積極意義生存權的落實，針對這些弱勢的國民，國家應制訂保障「維持人性尊嚴最低必要限度」之相關保護法，例如老人福利法、兒童福利法、殘障福利法…。等以給予其適當必要的扶助。
二、一般國民的生活保障：
系指以一般國民經濟生活安定為保障對象，例如失業保險、健康保險、退休生活保險……等國民安全保障制度。
三、社會生活安全保障：
例如傳染病的預防措施、災害救助措施、公共衛生措施與醫療措施、住宅規畫等等安定社會的基礎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分類毋寧僅為一種例示、概略的劃分。社會保障的內容是一個開放性的架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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