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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與中國的人格權立法
[摘 要]在人格權的基本理論上存在一元論與多元論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論模式。一元論認為只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人格權，它以概括的統(tǒng)一的人格利益為客體；多元論認為存在一系列具體的人格權，它們以具體的典型的人格利益為客體。一元論在實現概括保護人格利益的同時，導致法律規(guī)范的不確定性以及過于依賴司法個案判斷，多元論能夠在克服這些缺陷的同時，借助于民法其他制度實現對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護。中國的人格權立法應該采用多元理論模式。在民法典中采用多元理論模式的人格權立法時單獨設立人格權編比較合適。
[關鍵詞]人格權，一元理論模式，多元理論模式，權利的邊界，民法典編纂
一、問題的提出
在民法發(fā)展史中，法典編纂往往是各種理論的產生、發(fā)展和相互角逐的重要時刻。近來民法學界對人格權理論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圍繞人格權制度而展開的學術辯論就具有這樣的背景。①但是，在論戰(zhàn)中過于急切地得出自己的方案和反駁別人的方案，往往會導致理論說明的膚淺和空泛，所謂的學術論戰(zhàn)淪為一種“表態(tài)”和“站隊”性質的說法，這實際上不會推動理論研究的深入。為了避免這一弊端，就特別有必要在理論論戰(zhàn)中注重研究方法的嚴謹和說理的通透，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人格權的理論研究在民法典編纂中得到切實的發(fā)展和深化。人格權的基本理論研究自19世紀末期發(fā)軔于德國法學界以來，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逐漸形成了自成格局的理論體系，有相應的論述路徑和分析方法。在這一研究中筆者就試圖運用這樣的路徑和分析方法對其理論脈絡進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中國的人格權立法問題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形象地說，人格權理論的基本入口由一個選擇題構成：“存在一系列人格權還是一個統(tǒng)一的人格權”？答案可以是前者：“存在一系列人格權”，也可以是后者：“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人格權”。這兩個不同的答案就構成了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多元模式和一元模式。
馬上有人會問：這有什么特殊，這不就是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的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的區(qū)分嗎？問題就在這里。不管是由于誤讀還是由于不了解，我們所習以使用的術語“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在西方的法學語境中具有一種很特殊的，并沒有被我們所真正認識的內涵。在術語移譯中出于漢語的語用習慣所選擇的“具體-一般”這樣的對偶修辭法，導致我們對這兩個術語產生了望文生義的理解：認為這二者是具體與一般的關系，可以相互并存而不存在沖突，等等。其實這些說法都經不起推敲。在民法中，任何一種“權利”（dirittosoggettivo）都有其明確的邊界和內涵，這既為權利保護機制所要求，也是權利本身的一種基本特征。從權利的內涵-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來看，私法不可能對同一種利益采取賦予不同類型權利的方法來進行重疊式的保護。這不只是因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而且是為了避免權利體系以及與之相關的請求權規(guī)范的混亂。難以設想，一種“權利”（甲）被包括在另外一種“權利”（乙）之內的同時，甲仍然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權利”。我們對“所有權”這一術語的使用方法正反映了這一點。雖然在私法中也存在使用權、用益權等權利類型，但是當它們成為所有權的內容時，我們說的是所有權中包括了使用、收益等權能，而不是說所有權中包括了使用權、用益權等權利。如果某所有權人被妨礙使用自己的土地，是他的“所有權”受到侵害，而不是“使用權”受到侵害。②因此不能說所有權與使用權、用益權之間存在著一種一般與具體的關系，因為從民法規(guī)范的邏輯來看，所有類型的權利都是相互平行和獨立的。③同樣的邏輯也應該運用于人格權體系的分析中。如果接受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并存的說法，比如說，名譽權構成一種具體的人格權，那它與一般人格權的關系如何界定？如果它構成一般人格權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在一般人格權中就已經包括了名譽權所試圖保護的利益，當名譽受到侵害的時候，是一般人格權受到侵害，受害人可以援引一般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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