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話語/實踐的艱難展開

　　權利話語/實踐的艱難展開：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典修改的反思

　　“如果將法律理解為社會生活的形式，那么作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則是這種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桿頂尖，對船身最輕微的運動也會作出強烈的擺動。”1 基于程序法有如此作用，中國在法治建設過程中逐漸重視程序法的作用。在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對個人權利，而且是對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基本人權的影響巨大。依據中國的具體情況，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目標是要規范和重新調整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中國刑事程序法的變革對于“依法治國”的推進極具象征意義和實際意義。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在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較早進行并頗受各方關注。

　　中國的刑事程序改革-作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維度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在人權保護向度上的努力，即強化訴訟的民主化和對公民權益的保護。因為，權利理論是現代法律的基本敘事（narrative），這種敘事之所以成為法律的“元敘事”， 其原因就在于：權力對社會秩序的形成盡管必不可少，但它必須囿于權利規則的范圍之內實施才具有正當性，權利的話語和技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抵消權力的內在支配性。2 但遺憾的是，從新刑事訴訟法實施近五年來看，新文本所增設的權利符號基本上淪落成了沒有具體指涉對象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符號，刑事司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慣習”（habitus）3 所驅使，它依然未擺脫打擊犯罪的工具面相：在偵查階段律師仍然很難介入訴訟；刑訊逼供、久押不決、超期羈押的情況仍然存在；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也未見有多大改觀；非常規化的“嚴打”活動仍在根據形勢的需要被反復發動；甚至象公開審判這樣的現代性司法原則，本來是用來監督權力的正當行使，也被置換為用來展示犯罪、威懾犯罪……

　　從關照個人權利這一立場來審視，新的“權利規則”無疑有被司法實踐虛置之虞，其意義似乎僅局限于一種話語實踐。4 這說明，當初的法典修改存在著諸多局限和問題。對此，學界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我認為對其進行反思與檢討的理論分析還遠未得到有效展開。在這里，我將略呈一己之管見，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問題

　　在法典修改頒行之初，國內外輿論普遍肯定改革舉措是成功的，認為它順應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顯示了依法治國的時代特征，體現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的理性要求。尤其在人群保障方面的進步更值得稱道。但實踐表明，由于在人權保護向度上的改革有限性，以及與之相應的訴訟價值與結構的沖突未能妥善協調的立法不足，權利保障的條款處處面臨受到拆解的危險；而在相應的配套措施與條件闕如的情況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強弱懸殊對比就必然使這種危險變為事實。可以說，改革出現的這些問題是陳陳相因的。

　　（一）改革的有限性

　　一般認為，權利保障與犯罪控制是刑事程序中沖突著的兩種基本理念。因為，刑事訴訟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機關與被追究者之間關于追究與反追究的激烈對抗，利益之軒輊決定了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之間處于一種此消彼長的狀態，如果要強調控制犯罪就要給予國家權力較多的職權自由，而要張揚權利就需對國家權力進行較多的規限。5 由于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國家治理策略等的差異，各個國家在訴訟價值的取向和配置上各有不同。盡管如此，由于現代性法律的敘事邏輯是一種權利理論，所以，權利保障的價值不斷地得到提升是刑事訴訟的一種世界性發展趨勢。1996年的中國刑事訴訟法改革無疑就反映了這樣一種現代性取向，但是其改革的力度相當有限。

　　眾所周知，由于傳統法律文化的長期浸淫和受前蘇聯式的制度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在1996年以前，中國刑事訴訟立法與司法基本上都是抱持著一種單一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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