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人員與律師之關系：統一與制約

　　審判人員與律師是我國審判體系中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審判過程中，他們都是實施法律的主體，所不同的是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兩者所處的位置不同，就決定在實施法律過程中的職能不同，就審判人員而言，在現行的審判方式中，他作為法庭的居中裁判者，應具有與論辯雙方不同的中立性的職能，在審判過程中，他應首先對程序起引導和控制作用，指揮法庭的審判活動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使各論辯雙方的充分行使各自的訴訟權利，從而很好地揭示案件的事實。其次是在各方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的前提下，對案件作出實體上的判決，使法律得以實施，因此審判人員在審判過程中的活動，決定著案件的結果，鑒于審判人員的這一職能，為了保證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審判人員在審判過程中的活動必須以公正與客觀為基準。公正，就要求審判人員能很好地控制和調整論辯雙方在審判過程中的活動，以使這種活動從既保持論辯雙方的平衡又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的角度來開展，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作出公正的判決。客觀，就是要求審判人員不偏聽、不偏信，做到兼聽則明，根據論辯雙方的舉證、交叉質證和辯論意見，最終作出合符事實與法律的判決。有鑒于此，審判人員與律師間的關系不具有對抗性，而是一種統一與制約的關系。

　　就刑事訴訟而言，征罰犯罪和保護社會主義人權這兩大任務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部過程中，因此控辯雙方職能的積極實現，是完成上述兩大任務的重要環節，在現代訴訟制度中，控、辯、裁三者職能分立，檢察機關的職能是控訴犯罪、證明犯罪的犯罪行為應得到定罪，使犯罪分了受到刑罰處罰，從而使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實現，而律師作為辯護人的職能則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以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使 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罪輕的人不至重判，通過律師的工作也使法律得以正確實施。

　　而審判人員職能是行使裁判的職能，在法庭上積極調整控辯雙方的活動，在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被告有罪、無罪或罪輕的判決，從而使法律得以正確實施，從而最終體現出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權的統一。

　　而就民事案件而言，律師參加民事訴訟，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通過調查收集證據，向法庭舉證、質證，通過其對法律的理解，闡明代理意見，幫助審判人員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明審理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從而達到保證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制裁民事違法行為的統一。

　　同時，審判人員與律師也是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

　　審判人員與律師由于參加訴訟的職能不同，故兩者間在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著眼點不盡相同，因此在訴訟活動中，雙方還存在制約的關系，這種制約圍繞著審判人員是否積極調整論辯雙方的活動，能否保持活動的平衡和有利有于查清事實，論辯雙方是否正確行使訴訟權利和是否違反法庭秩序而展開，這種制約的目的，也是為了幫助審判人員查清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切實保障司法公正，以使法律的水源不至受到破壞。如果離開了這種制約，就如同一場比賽，裁判給參賽的人享受不同的比賽規則，或者吹黑哨，偏坦其中的一方，必然會造成結果的不公正，在現今的社會里，司法已成為人們維護自己權利的最后希望所在，如果這種希望由于司法不公正而得不到實現，則社會就會走向無序。

　　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識處理律師與審判人員的關系及為重要，據報載某法院取消王海之律師辯護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此案的辯護權之爭，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審判人員與律師間的關系還存在的問題。新的刑訴法頒布后，我國在刑事審判方式，已經從原來的審判人員職權主義向到當事人主義過渡，在吸取了國外當事人主義的某些因素，實行了在法庭指揮下的抗辯式審判方式。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獨立地位大大加強，刑事訴訟從糾問式轉變為抗辯式。因此，法院不是主動地參與抗辯對抗，而是成為聆聽控方和辯方觀點的第三方。在整個案件審理的過程中，無論是法院還是律師都是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來維護司法的公正。司法公正中當然也包括被告人享有的辯護權。該法院直接取消律師辯護權的做法，其后果一是直接影響被告人享有的辯護權，是對被告人應享有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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