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的法律自然主義

　　法律自然主義在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典型表征是：把“天”或“天道”當成立法的根據，此謂“則天立法”；把四季變化和自然災異當成執行刑罰的前提，此謂“順天行罰”。

　　法律自然主義在戰國時期就有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后經漢代儒家的努力，它又被轉化為一種制度形態，并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

　　在西方文化中，同樣存在著法律自然主義這一文化現象，源遠流長的自然法學就是證明。自然法學所謂“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一種道德化了的自然法則。

　　本文的研究，是在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布迪和莫里斯《中國帝國的法律》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展的。

　　一、帛書中的法律自然主義理論

　　在中國，法律自然主義觀念并非自帛書《黃帝四經》（出土于馬王堆漢墓）始，但《黃帝四經》可說是迄今所知最早比較系統論述該問題的。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尉繚子》增載梁惠王“黃帝刑德，可以百勝”之語，說明黃帝之學注重探討刑德問題。作為黃帝之學的代表作，帛書《黃帝四經》確實是以刑德問題為其理論核心的，并且把刑德與陰陽結合起來，以陰陽作為刑德的自然根據。《黃帝四經》認為，陰陽是由“道”派生的，“道”既是萬物的本源，同時又是宇宙的普遍規律。

　　在《黃帝四經》（含《經法》、《十六經》、《稱》、《道原》）中，宇宙論（自然論）與政治法律思想有密切關系，宇宙論實際上為其政治倫理思想提供了自然的根據。《稱》中所言“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即以陰陽（自然法則）來揭示、辨明其理論大義。《黃帝四經》還以陰陽論作為其刑德思想的自然根據。《十六經。姓爭》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勝（姓）生已定，敵者生爭，不諶不定。凡諶之極，在刑與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穆）繆（穆）天刑，非德必頃（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之“天”是指天道（自然法則）而言，天道包括陰陽兩個方面，是陰陽運行的規律。照《十六經》的作者看來，陽為德，陰為刑，德刑乃治理國家的根本，須配合適當，若適用不當，也會給國家帶來災難。《十六經》還把“德”稱為“天德”，把“刑”稱為“天刑”，無非是為了抬高德與刑的地位，使之神圣化永恒化。

　　《十六經。觀》又說：“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與德。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生。……夫并時以養民功，先德后刑，順于天。”這同樣是強調了刑德之于治國的重要意義，并根據春夏、秋冬的先后順序提出了“先德后刑”的觀點，認為這是合乎天道的。《觀》的作者還指出，為政者若不按“先德后刑”的順序去治國，則是逆天道而動，就會給自身和國家招致災禍。他說：“其時贏而事絀，陰節復次，地尤復收。正名修刑，執（蟄）蟲不出。雪霜復清，孟谷乃蕭（肅），此（災）□生，如此者舉事將不成。其時絀而事贏，陽節復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執（蟄）蟲發聲，草苴復榮。已陽而有（又）陽，重時而無光，如此者舉事將不行。”大意是說，在春夏萬物生長之時，行秋冬嚴急之政即動用刑罰，就會使秋冬再現，地氣收縮。若春夏行刑，則會出現蟄蟲不出、霜雪寒冷、植物枯萎等反常現象，災禍就發生了。反之，如果在秋冬萬物肅殺之時卻行春夏之德政，就會使春夏再現，地氣不收。若秋冬不用刑罰，則會出現蟄蟲發聲、枯草復榮等反常現象。可見，統治者必須按照春夏秋冬的先后順序治理國家，先德后刑，決不可先刑后德，若先刑后德，必然帶來災禍。這種思想與《管子。四時》所反映的思想頗為一致，請比照觀看：“是故陰陽者天地之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四時則福，生詭則生禍。”“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兩相比較，何其相似。這說明，把陰陽四時與刑德問題結合起來的理論，在戰國時期已相當流行了。正是這種理論，對漢代的董仲舒產生了至為深刻的影響，并把它改鑄為“大德小刑”、“前德后刑”的德主刑輔論。

　　讓我們打開《春秋繁露》，摘引幾段相關材料，以供參照。《陽尊陰卑》：“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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