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律產品

　　伯納德·施瓦茨說：“我們都是法律的用戶。我們享用的這種產品的質量，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上，都直接影響著我們。”在法治社會，社會個體、社會群體和國家等社會主體對法律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就是法治生活方式的表現過程。換句話說，法治就是各社會主體生產、消費法律產品的一種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法律產品，可分為初級法律產品和最終法律產品。

　　一、初級法律產品

　　初級法律產品是指處于準備階段、尚未直接影響法律消費者生活的法律產品，即各類法律規范、法律機構、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手段（實用設備和象征標識）。初級法律產品可以被稱作法律制度。

　　作為初級法律產品的法律制度應具備以下三大要素：第一，有一整套體系化的法律規范；第二，有一個由內化了法律規范的特定角色集團（即主體體系）主持法律規范的生成和復現；第三，有一套按照法律規范生成、復現要求配置的手段（指實用設備和象征標識）。

　　法律制度不是這三大要素的簡單相加，而是它們的有機構成，它們相互聯系，缺一不可。法律規范是法律制度的靈魂，是法律制度主體體系行動的依據；法律制度主體體系主持法律制度從社會結構中分化（即生成），又主持法律制度復現于社會結構；主體體系和法律規范均離不開法律制度的手段，沒有物質設備和象征標識，法律制度無法生成和延續，也無法協調活動，但手段體系只能依照法律規范配置，只能由承擔特定角色的人及其機構（主體體系）管理、控制和使用。法律制度，就是國家根據維護和發展社會秩序的需要組織起來的一整套法律規范化的活動體系。

　　由此可見，初級法律產品還是不能直接消費的，它還是“半成品”。但這些“半成品”的質量將直接影響最終法律產品的質量，從而影響法律消費者的生活。

　　在非法治的社會中，國家不會認真地組織初級法律產品的生產-譬如及時制定基本法典和其他法規，設置各類、各級法律機構，培訓和錄用大批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科學設置實用設備和象征標識。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立法活動頻仍，法律機構相繼設立，法律工作者在數量與質量上均得到提高，法律制度所需的實用設備和象征標識也有明顯改觀，這是社會法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體現。

　　有法律制度，并不一定有法治。法治社會的法律制度，必然是人民參與并能反映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制度。盧梭說：“確切說來，法律只不過是社會結合的條件。服從法律的人民就應當是法律的創造者；規定社會條件的，只能是那些組成社會的人們。”法治社會中初級法律產品的生產，應當符合民主、自由、公正等原則，這與人治社會的法律產品的生產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要促進法治的進程，就必須提高社會個體、社會群體參與立法活動、接受法律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以進入法律機構的程度。每當法律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差距過大時，各社會個體、社會群體應當有提出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的機會。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利益和社會資源的分配，只要有暢通的表達和參與機制，各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就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二、最終法律產品

　　最終法律產品是指已直接影響法律消費者生活的法律產品，即法院裁決、仲裁裁決、行政決定、公證及其他一切能直接影響法律消費者生活的法律措施。最終法律產品主要包括以下種類：各級權力機關就特別事項、對特定人所作出的決定；各級審判機關的裁判及其執行措施；各級檢察機關的偵查、公訴等法律監督行為；各級公安機關的治安處罰決定和刑事偵查措施；各級行政執法機關的行政決定；仲裁機構（含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公證機關的公證行為；律師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

　　初級法律產品實際上是生產最終法律產品的基本生產要素，但在實際生產中，非初級法律產品的社會資源也可以成為生產要素。周林彬認為法律的生產要素主要有：以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隊伍為載體的立法、執法、司法勞動；立法、執法、司法技術；一定量的物質財富。

　　最終法律產品的品質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生產者即各類法律工作者的素質狀況。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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