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一種關懷的理性

　　對弱勢者抱有一種悲憫情懷，并為他們被侵犯的正當權益發出正義的聲音，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于是，我們從很多媒體上都能夠讀到這樣的悲憫寫作。類似的表達多了，也會形成一種人文關懷的路徑依賴——以為一悲憫起來，正義就得到了弘揚。

　　可是，過于泛濫的關懷，反而會讓人覺得關懷本身的虛偽，就像那些給乞丐施舍一點兒小錢的人們，根本無助于拯救乞丐于水火，反而客觀上延續了對方的乞討身份和乞討處境，卻成了一種美德被頌揚——我們為什么不去推動公共救助的制度化呢，比如心理關懷和職業培訓，這難道不比施舍更能夠拯救乞丐嗎？當一些地方推出禁乞措施的時候，飽含了悲憫情懷的鋪天蓋地的輿論討伐就出現了，然而他們未必知道，在有些場所，乞討確實侵犯了別人的權益，在交通通道上甚至可能釀成災難。這些都說明，我們應該關懷，但是需要一種審慎的態度。

　　前不久有評論者在《南方都市報》上對“誰窮誰丟人”的標語進行討伐。窮人丟人不丟人，窮人自己從生活中就知道，他肯定感受到社會對窮人某種程度的鄙視，火車臥鋪乘客得到的微笑服務肯定多于硬座乘客，就是一個例子。人的尊嚴感，在市場時代確實是可以置換為經濟能力的。鄙視對窮人來說，既可以安之泰然，也可以成為一種改變自身處境的壓力和動力；可是，如果竟然說，你窮是不丟人的，別人對你的鄙視是沒有道理的，這個時候窮人難免會覺得，自己的窮也成了一種權利——這是怎樣的權利呢，給你們評論家也享受這樣的權利好不好呢？

　　如果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或者自身無法抗拒的因素導致我們貧困、無能，那么我們就應該為自己的處境負責；如果富裕、杰出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目標，那么，沒有獲得這些積極的評價的人理當有一種反思——這種反思，本身也體現了人性積極向上的品性。

　　我不止一次看到有關牽著洋狗曬太陽的那些愜意的低保戶的報道，可是當有關方面對此做出限制的時候，那些反對的人文關懷就涌現出來了。我們對下崗者報以同情，是因為他們遭遇了體制性的委屈；我們同情爬塔吊討工錢的民工，是因為他們正當的訴求渠道被堵塞了。可是必須意識到，我們并非同情下崗本身，因為社會追求效率，就要求一些不適應者離開；我們也并非同情貧困，而是譴責導致貧困的那些不公正的力量。

　　沒有清晰的理性考慮，評論者是很容易混淆兩者的分別的；而同情心作為一種力量，也可能扭曲另外一些同樣積極的價值。

　　10月10日《晶報》上又有作者撰文抨擊有條件的低保政策，認為侵犯了低保者的權益。其實，享受低保并非天然的權利，乃是社會出于同情貧困者，為了避免一些人由于生存壓力而采取危害社會的極端行為，而設置的公共安排——這一安排的動因表明，享受低保是有條件的，人們沒有義務無償為某些人付出。人們通過納稅和公共福利制度的方式讓一些人得到幫助，顯然希望這些幫助本身是有價值的，是能夠回報社會的。所以，當一些地方要求低保戶參加公益活動，其用意無非是讓享受低保者知道回報的道理、懂得“沒有人可以無償占用他人或者公共的資源”的現代倫理規則。因此，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要求也是對尊嚴的傷害的話，那么他完全可以拒絕這種有條件的社會救助。把享受低保當成窮人的無條件的權利的觀點，在關懷了窮人的同時，實際上也在損害社會其他人的利益和價值，正如對爬塔吊的無條件同情，也同時損害法治價值一樣。

　　劉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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