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檢察監督三個原則性的想法

　　要建設一個法治國家，應當是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就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法律的規定也許會有它的不合理，不完善之處，但這些不足之處卻不能作為任意違反它的理由。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我國法律中的淵源主要存在于《憲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民事訴訟法》中，《法院組織法》第12條第2款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第14條第3款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檢察院組織法》第17條和第18條也作出了同樣的規定。《民事訴訟法》對應上述規定對民事訴訟中的檢察監督進行了細化，其中第1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第185到188條則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有權提起抗訴的條件、效力、形式、方式等。這是法律當中規定得最具體的，在實踐操作中就必須嚴格地遵守這些法律。

　　盡管現在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有許多的爭論，有些意見認為檢察機關不應介入民事訴訟，有些又認為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的監督權限和范圍應該加強和擴大，但應注意這只是理論上的探討，在實踐中也固然可以作一些探索，這些探索卻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在理論的研討上，學者們有必要從各方面對這個規定提出疑問而使之完善，但這需要通過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方式來完成，在法律未改變的情況下，民事檢察監督的運行還須遵守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二、民事檢察監督的司法解釋應協調統一

　　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檢察監督的規定，在檢察監督實際操作的需求下，顯得過于原則。法律規定的民事檢察監督方式只有抗訴這一種，雖然規定了抗訴的條件、效力、形式、方式，但在抗訴的范圍、抗訴的程序、抗訴機關在再審過程中的地位這些重要問題上，法律規定則缺乏相應的內容。在“可以抗訴”這個原則性的空間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發生了許多矛盾之處。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2001年9月30日）中規定，在某些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這個解釋是符合憲法規定的，但對于檢察建議對法院有什么樣的效力、是否會導致某些程序上的后果的問題上卻缺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來配合。又如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訴訟執行程序、保全程序、訴訟費用負擔等方面的抗訴，以及檢察院在庭審中的地位、閱卷或是審查閱卷的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間也存在重大的意見分歧。

　　出現上述法檢兩家司法解釋的種種矛盾說明，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間需協調，在作出涉及對方職務履行的司法解釋時，要先和對方協商。法檢兩家不經過雙方協商一致而各自為政的情況下所作出的規定，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三、民事檢察監督應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

　　以人民的利益為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出發點，反映在民事訴訟中就是以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為出發點。在探討建立和完善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時候，如果僅限于從法院和檢察院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其結論不免會失之偏頗，從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考慮問題，才能建立起有堅實基礎的民事檢察監督制度。

　　從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出發，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當事人對民事檢察監督的需求。筆者認為，在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當中，當事人對法院審判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心理認為多一層監督就多一層正義，因此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檢察監督還是有群眾基礎的。而且，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現行規定下，當事人申請法院啟動再審相當困難，而民事抗訴則必然啟動再審程序，故檢察院民事抗訴權的行使，至少是比當事人申請再審和申訴更為行之有效的途徑，所以當事人容易認可民事抗訴權的存在。但是，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檢察院行使民事抗訴權，可以不以當事人的申訴為前提而主動提起，這不能不說缺乏當事人的需要這一基礎，因而也是不合理的。民事訴訟要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在沒有當事人請求的情況下啟動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就失去存在的正當性。

　　從當事人的利益出發，其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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