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隆與“意識形態的終結”

　　談談阿隆（Raymond Aron，一九○五——一九八三年）這個人，是我早就有過的愿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英國思想家伯林（Iasiah Berlin）去世后，有朋友來電話告訴我，一些街頭小報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氣里透出愉快。這當然不是因為他死了，而是從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種思想立場的影響。我因此想到一九八三年阿隆的謝世。那時阿隆在巴黎高師的同窗薩特的大名剛傳人中國不久，他那種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義，以及怪味豆一樣的左傾立場，在青年人和知識界中頗有影響。不過若問到阿隆，十個人中間恐怕會有十個人說：“阿隆是誰？”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人影響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輩為代表的。

　　法蘭西文化很易于培養出一些專事理想主義批判的種群，因此招來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還得加上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不斷指責法國文人的輕狂，而把他們中間那些主要以鎮定文化為己任的人忘掉。據說自步入近世以來，法國人向這個世界輸出的，大多是些包含著危險基因的思想（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青年時代在巴黎靠讀《人道報》培訓出來的波爾布特）。不過面對著這樣多的不信任，法國人至少有一點是非常值得慶幸，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奇跡的。法國人太喜歡嘴皮子上熱鬧（用阿隆的話說，是“巴黎人需要沖突”），因此他們熱愛自由的精神似乎彌補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許這種原因深植于法蘭西式自由主義文化的深層，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過于本土化，所以經外人一學，很可能落個南橘北枳的尷尬。而在法國，雖然各派激進思想經常大行其道，卻從來沒有讓它的制度傷筋動骨。即使我們把短暫的熱月和波拿巴時代都算在內，它也的確從未陷入哈耶克所說的那種“笛卡爾式理性主義的極權主義陷阱”，而是一直保持著基本的自由制度。就拿二十世紀來說，法國有許多激進的思想立場可供人選擇，他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柏格森主義，戰后受希特勒德國的影響，沾染上一些種族主義傾向，不久后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勵成為一名抵抗戰士，戰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進步陣營”，再過一陣子，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終于歸順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協會——盡管這看起來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見出法國社會容納各種異見的張力，它使一個人有機會做這種顛三倒四的選擇。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種過分熱衷于主義之爭的氣氛，使阿隆這樣的人在法國總感到有些“身處邊緣”。他的思想風格同薩特完全不同，在影響社會的方式和沖擊力上，自然也迥然相異：一方面對于把握世間的人與事，總感到缺少幾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貫的體系，不敢言之鑿鑿地表達關于自我的信念，對于具有煽動性的語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在信念問題上則更為果斷，喜歡做出有關時代命運的終審判決，為此甚至敢于直接訴諸人的靈魂，為其提供這樣或那樣有關自我拯救或群體拯救的許諾。同它比較起來，另一方看上去不那么關心個人的靈魂，它所著力的，是如何從基本的制度設計上，保證讓每個人有選擇自我拯救或無須拯救的權利，同時又要防范這種選擇被集體化之后可能給社會帶來的災難。

　　早在二十年代末同薩特互以“小同學”相稱時，阿隆就發現自己和薩特的差異，他說：“我羨慕薩特的自信，在內心深處我認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慮都是有道理的。”而薩特給他的評語則是：“阿隆屬于那種同火熱的歷史運動似乎總保持著一段歷史的距離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最需要“宣傳”的時刻，他依然能“保持這種不帶情緒的客觀”。受早年在德國研習韋伯的影響，他便認定自己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解釋世界的總體系，在這段學習的產物《歷史哲學引論》一書中，他對建立這種體系的可能性明確表現出懷疑。韋伯的知識立場影響著他的一生：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因此他為自己提出的兩項任務是：“盡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

　　在法國這個知識分子凡事必須表明“立場”的國度里，阿隆為自己選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觀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說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藝術”，它雖然“胸懷為全人類而思考的宏愿，卻無視甚至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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