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的關系論文

　　清朝中前期，經康乾兩代帝王的苦心經營，在承德建起了規模宏大的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在京師之外營造了另一處政治中心，這其中的原因頗多，有必然，也有偶然。承德與京師距離不遠，且氣候涼爽，很適合來自東北的滿族人的習慣，這是原因之一;但其根本還是出于政治軍事之考慮 ，承德距離蒙古也不遠，出于穩固北部邊疆的需要，在這里出現一處政治中心也是必然。

　　避暑山莊與其周圍寺廟(包括外八廟之外的文廟、武廟等其他救建寺廟)在空間分布上各自獨立，建筑風格上對比強烈，雖然如此，它們之間仍然能夠達到交相輝映、和諧統一，顯示出高超的整體布局水平。其布局遵循著主從與對比關系，避暑山莊是中心，周圍寺廟是從屬于山莊的，整體上形成統一，但這種統一是以一種分散的形式表現的;對比是另一個原則，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無論是在思想內涵上，還是在外在風格的表現上，都有著巨大的反差，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

　　這種分散布局其實是很符合當時承德府的實際情況的，我們可以從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從城市規劃上講，避暑山莊與其周圍寺廟采取這種大分散、大統一的布局是符合當時承德府的城市定位與城市功能需求的。承德是先有避暑山莊，后有城市的，城市的功能主要是為避暑山莊服務的，這也就決定了承德的規模并不求大，這種布局有利于城市建設，使城市按不同的性質分成了幾個區域，同時只有分散才有主從與對比的關系。

　　其次，外八廟之中的各座寺廟都有其藍本，多系仿建，當然這種“仿”并非照抄照搬，是舍其細節、取其神韻，為能夠達到這種效果，是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地形的，如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寧寺就很好地借助了山勢，營造出了恢弘雄偉的氣勢。這種布局也是客觀條件的要求。

　　分散是外在表現，而內在的精神氣質上，避暑山莊與其周圍寺廟卻表現出高度的統一，且這種統一是一種主從關系，即避暑山莊是中心，外八廟要圍繞著它來運轉。外八廟所有寺廟的朝向原則是都要朝向山莊，顯然，這是皇權至上的一種體現。

　　避暑山莊與其外八廟最大的區分在于其功能上的差異。避暑山莊是為皇帝的辦公和生活而建，山形水系，亭臺樓閣，都是依皇帝本人的需求和審美取向而決定，追求的是雅致與舒適，較多地表現一種文化品性。正宮區前朝后寢，對皇帝本人的生活來說舒適方便，湖區、山區是園林景觀，大多依皇帝本人的興趣與意愿，和諧優美;外八廟是清朝皇帝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宗教建筑，較多地表現為政治與宗教權威，宗教建筑一定會體現其宗教屬性，在這里著重的是神的權威，追求的是氣勢與威嚴，這是一種反差很大的對比。山莊之外其他的寺廟如文廟、武廟在功能上與之差異更大。

　　以上談的都是客觀層面的關系，如果超越這一層面，進而來探究避暑山莊與外八廟之間在文化層面的關系時，可以發現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生動地體現了當時的文化發展局面，即中國文化的統攝與包容性。

　　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體，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在多樣性文化不斷碰撞和交融中發展的，形成多元匯聚的過程和多源一體的結構。清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其本民族自身文化落后于漢族，對于這一點，清朝皇帝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們很注意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甚至到了倍加推崇的地步。從避暑山莊各殿堂內書籍的陳設情況也可窺見一斑。各殿堂內有相當多的書籍陳設，其中儒家經典陳設得最為廣泛，特別是在正宮區、勤政殿、萬壑松風、如意洲等處陳設最多。書籍有《詩》《書》《禮》《易》《春秋》《周易注疏》《左傳注疏》《論語》《孟子》《爾雅》等。

　　避暑山莊的營建可以說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一山一水、一亭一榭無不散發著儒家正統思想的氣息，透射出儒家的中正人和、天人合一的觀念。縱觀儒家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它本身就是在各種思想的沖撞中逐漸形成的。這就是中國文化多樣性品格的基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傳》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這種多元開放的理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化，形成兼收并蓄的傳統。中國社會對各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包括外來宗教，都相當寬容，各種宗教都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得到正常的存在和發展。

　　山莊最大的特點在于它的“樸野”，就是那種城市里最難享受到的山野遠村的情調和塞北山鄉的泥土氣息，包括山、水、樹、石、林、泉和野生動物在內的綜合自然環境。最具人功的建筑在設計者對全園綜合的考慮 中，與承托它的自然環境非常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主持工程的人確定了戒奢尚樸、寧拙舍巧，以人為之美人天然，以清幽之趣藥濃麗的原則和澹泊素雅、樸茂野奇的格調，更加突出了山莊風景的特色。避暑山莊不僅僅是宮殿和古建筑，其主要成就在于創造了山水與建筑渾然一體的園林藝術。設計者根據不同的地勢和環境，運用巧思，合理布置，真正做到“花間隱榭，水際安亭，深山古寺藏”，將建筑的布局、體量、尺度進行因地制宜地安排，做到最為合理的布置，以求最大限度地與環境相契合。這是避暑山莊最為成功之處。

　　避暑山莊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在其564平方公里的范圍內，西北為層巒起伏的山區，具備了造園家對山高遠、平遠、深遠的諸種要求;北部是地廣草柔、林木蒼郁的平原區;地勢低平的東南則為湖天一碧、洲島錯落，有“塞北水云鄉”之美譽的湖區。而在山莊之外的東部群山之上，一赤色危崖狀如村婦搗衣的棒褪，倚天而立，這就是見諸帝王詩文中的磐錘峰，成為避暑山莊造景的極好對景。

　　避暑山莊內外有很多佛教、道教建筑，陳設等，但這些都是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的，這個大背景就是以儒家思想主導下的多教并存。整座避暑山莊既有體現儒家勤政思想的宮殿、孔子“戒之在得”的戒得堂、詩禮傳家的文化渡口—文津閣;也有梵貝聲聲、慈悲為顯的佛教寺廟;更有追求身心清寂的道教宮觀。避暑山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儒釋道三教在這里相磨相蕩，既相互融合，又各顯神異。外八廟，特別是其中的幾座大廟，普寧寺、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樂寺、安遠廟是典型的藏傳佛教寺廟，在文化品質上可以說是與儒家思想風格迥異，雖然它們有其特定的政治原因，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乃是其深層次的基礎。

　　基于對以儒學為軸心的傳統文化的高度自信，儒家思想成為一種大的文化背景，在這種背景的統攝之下，中國文化表現出極大的包容性，在避暑山莊與外八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統攝與包容的構架。避暑山莊和外八廟，并不是兩部分，而是一個整體。說它們為一體，是指它們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山莊基本形成之后，才孕育外八廟的藝術設想，這是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的結果。文化上的差異影響到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的建筑風格有極大的不同，產生了強烈的對比，避暑山莊的建園思想是“寧拙守樸，杜奢尚簡”，而外八廟卻是金碧輝煌，極盡奢華。這樣的相互映襯既能產生反差之美，又合乎皇帝的政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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