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古代喜劇功名情結的論文
中國古代喜劇中遍布功名情結，這是中國古代喜劇一個獨特的地方。由于受到中國古代取士制度，尤其是科舉制的影響，功名便成了喜劇作家們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表面上看功名情結是作家的藝術表現，實際上聯系大的政治歷史環境，不難發現文人們在政治上的困厄是其現實的映射。
中國擁有悠久的喜劇傳統，這一傳統大致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先秦時期活躍在宮廷中的以“滑稽調笑”為主的徘優，是中國最早的職業演員，也是最早的喜劇演員。時至元代，中國過古代喜劇的創作進入鼎盛時期，其喜劇因素的豐富與喜劇意識的明確，則更為引人注目。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喜劇是中國古代戲劇中最為源遠流長的劇種。考察中國古代的主要喜劇，我們可以發現，功名情結描寫在中國古代喜劇中占用重要地位。
一、功名情結與取士制度
受儒家傳統影響，讀書人將入仕作為人生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漢代之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成為正統的統治思想，而儒家所宣揚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受到了歷代文人的追捧。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對于寒庶文人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寒門子弟的入仕之路被逐漸切斷。隋唐之后，科舉考試正式成為了國家機構取士的重要標準，寒庶文人便得到了一個相對公平的對待，此后文人的功名情結遍愈發的強烈，仕途上的得意成了文人成功的一條重要道路。
受科舉制的影響，中國古代的文人普遍具有強烈的功名情結，這個是中國古代文人最主要的特征。作為文人，“立言”是文人不抒發其情感的重要手段。于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遍出現了許多和慨嘆不遇的作品。這些作品無一例外都具有鮮明的功名情結。作為中國古代戲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喜劇，也成為了文人們表達功名訴求的載體。
二、功名情結的藝術表現
考察中國古代的重要喜劇，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特征，那就是一種遍諸文本的功名情結。無論是作者對于主人公身份的設置還是故事的情結發展，都充滿著功名因素。
李漁的《風箏誤》描寫了寄人籬下的落魄書生韓世勛因題詩風箏而與貴族小姐詹淑娟產生了一段姻緣的故事。韓世勛作為一個傳統的文人，他自知無功名無以立，心想著“且把這門心思收拾起來。以功名為念，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結果他上京應試，最后中了狀元，不僅僅立了功名，最后也抱得美人歸。
喜劇《秋胡戲妻》中也有很明顯的功名痕跡。秋胡在大婚當日被軍卒勾去當兵，這本是一個悲劇，可是在全劇的最后卻由悲變喜，實現了真正的大團圓。原來，秋胡在被軍卒勾去之后屢立功勛，戰功赫赫，被提拔做了中大夫。而秋胡這一形象，便成了依靠軍功取得名位的典型代表。
“臨川四夢”之一的《邯鄲記》雖然有神仙道化的因素，但是其中不乏功名情結。盧生和呂洞賓談起功名事，感嘆非常，以為“大丈夫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 宗族茂盛，方可言得意。”盧生瞌睡上來，呂洞賓便送一磁枕給他 ，盧生在枕頭之上做了一個美夢。夢里盧生政治生涯跌宕起伏，最后做了二十年宰相，進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官加上柱國太師。雖說僅僅只是夢境，但是這個夢確是中國古代文人翹首以盼的，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這個夢境榮辱俱全，有春風得意也有悲歡離合，可謂是道盡了人世間的種種，也寫盡了一切功名利祿。
元代作家施惠的《幽閨記》可以稱得上是最具功名色彩的喜劇。《幽閨記》描寫的是兩對青年男女在戰亂時代背景中的婚戀故事，兩個男主人公最終的結局最吸引讀者的地方。作為全劇最主要的兩個主人公蔣世隆和陀滿興福，在劇終他們分別取得了文狀元和武狀元的身份，此劇的功名情結可見一斑。
三、功名情結的現實映射
功名情結表現在喜劇中，就是高中狀元或者加官進爵，這些都是喜劇作家的藝術表現。反映到現實之中，功名情結往往是作家和社會的縮影。我們可以透過功名情結反觀當時的社會和文人的心理，找到功名情結最合理的解釋。
從喜劇中的功名因素可以得知，元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對于文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科舉考試是他們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然而在元代的大部分時間里，科舉取士并未得到元代統治者的認可，文人們失去了進入仕途的重要的通道。于是，他們便只能活躍在文學創作之中，只能將自己的功名追求訴諸紙上。
由此觀之，喜劇作家們在作品中描述的功名情結，其實質上是他們對于功名的一種追求與向往。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功名夢想，只能寄托在文學作品中，這向來就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將喜劇作品和現實結合起來，我們便不難理解喜劇作家對于功名情結的執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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