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的插敘敘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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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國志演義》的插敘既有與歷史敘事相似之處,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概括起來,總共有兩種。其一是西方理論意義上基于時間意識的插敘,與史傳插敘的時間順序相同。它側重于時間的倒錯,往往于人物出場時插入該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側重于空間的穿插,是指在主敘述進程中穿插一段當下時間里事關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與第一敘事是共時關系。二者都大大拓展了小說的敘事空間,具有多種作用。
[關鍵詞]
《三國志演義》、時間意識插敘、空間意識插敘
按照西方敘事理論,插敘是在第一敘事(主故事)進程中插入此前的另一段故事,以交待第一敘事發生的原因或對其中的人事進行解釋,插入的故事稱之為第二敘事。從時間序列看,插敘是一種時間的倒錯。如《左傳魯宣公二年》,趙盾被靈公設宴謀殺,被甲士圍困,危在旦夕,敘述者緊接著插入此前翳桑餓人的故事,然后恢復第一敘事進程,繼續敘述一個甲士(即當初之翳桑餓人)倒戈舍身相救,幫助趙盾免遭大難。這段插敘既交待了衛士挺身相救的緣起,又生動地點染了趙盾和翳桑餓人二人的形象。《史記》、《三國志》和《資治通鑒》中的插敘屢見不鮮。據關四平統計,“《資治通鑒》三國部分共用‘初’字135次,平均每卷有五次之多。”總的來看,史傳中的插敘,多是以“初”、“嘗”、“始”等時間性詞語領起,它一方面具有適時解釋或預示主故事的功能,另一方面還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主故事線索的清晰和單一,使文章敘事簡練,重點突出,不會使線索過于繁雜。
《三國志演義》的插敘既有與歷史敘事相似之處,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概括起來,總共有兩種。其一是西方理論意義上基于時間意識的插敘,與史傳插敘的時間順序相同。它側重于時間的倒錯,往往于人物出場時插入該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側重于空間的穿插,是指在主敘述進程中穿插一段當下時間里事關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與第一敘事是共時關系。對于這兩種插敘,以下分別論之。
一、基于時間意識的插敘
《三國志演義》中的人物一般在需要登場的時候及時出現,直接進入敘事視野,接著多插入其一段小史簡介其過去之生平經歷,毛宗崗稱之為“小傳”。按照王平先生的觀點,這些“小傳”的形式主要有三種,即敘述者講述人物過去之事、小說中某人講述他人之事和小說中人物講述自己以前之事。從內容上看,這類插敘主要包括:姓甚名誰、籍貫鄉里、主要性格、個人素質、命相評論等。按照重要性和人物主次的不同,插敘的內容也有所不同。主要人物介紹得詳細,次要人物較為簡略。如劉備、孫堅、孫權、曹丕、曹植等人物出場時,插入的內容就比較多。以劉備為例,不僅插敘其愛好、溫厚的性格、帝室之胄的高貴血統,還敘述劉備居處附近“童童如小車蓋”的高大桑樹、相者李定對劉備未來的預言、幼年劉備的志向、叔父的評價等諸多內容。孫堅出場,敘述者惟妙惟肖地插敘其錢塘捉海賊的故事,并且歷數其在誅殺黃巾軍中的功績。
在故事演進的關鍵時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敘述者對其出場也給以高度重視。典韋憑借自己的勇力在千鈞一發之際救了曹操一命,王粲在劉琮為是否投降曹操而猶豫不決的時刻挺身而出,促使其拿定了投降的主意。他們出場時的插敘也是敘述者筆墨詳染之所在。而對敘事進程無甚大影響的人物的出場插敘,則相對簡略一些,甚至略為零。如曹操的謀士郭嘉、荀彧,袁紹處的淳于瓊、許攸等,多是幾句話帶過,交待其主要性格特征。而對于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眾多露臉即逝的人物,則沒有插敘筆墨。
閃回式人物生平插敘的.敘事作用除了可以避免敘事的枝蔓外,還具有性格奠基作用和對后文的預示作用。
其一是性格奠基作用。“小傳”中的人物性格奠定了其人在全書中的主導性格,此后的內容就是對該性格特征不遺余力的層層渲染。敘述者通過大量的事例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地抓住一切機會強化這一特征,把人物這種性格特征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劉備出場插敘說他“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從敘述者對其性格特征的直接概括中不難看出,劉備是個胸懷大志,以禮待人,喜怒哀樂不隨意顯露的人,城府極深。這一總體性格特征的覆蓋面極廣,幾乎為劉備在全書中的性格定下了基調,此后劉備行事的彬彬有禮在幾乎所有的事件中都有所體現,他耐心求賢,每戰必問,而三顧茅廬則把其禮下于人的一面寫到了極致。而他的城府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當趙云把阿斗完璧歸趙交給劉備,竟被其“擲之于地”,并說“為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大將!”他把真實的愛子之情深深的按捺住,一席話贏得趙云“雖肝膽涂地,不能報也”和眾將“皆哭”的效果,可見其城府之深。不僅如此,后園學圃以避曹操謀害和青梅煮酒話英雄也可見其城府。尤其是青梅煮酒,曹操對劉備多有猜疑,劉備身處險境,如坐針氈,但他憑借超強的城府,沉著應答,讓曹操疏忽大意,從而躲過一劫。再如孫堅出場插敘中,其錢塘捉海賊的魄力和膽識是敘述者著力刻畫之所在。而這也正是后文敘事中孫堅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讀者不會忘記,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時,愿為前部先鋒直抵沂水關下打頭陣的正是擁有膽識和魄力的孫堅其人。后來有仇必報,主動攻擊劉表的也是孫堅。可見,其魄力和膽識是其后來行事的性格基礎。
主要人物出場插敘只是先行描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并不能覆蓋人物的全部性格。如劉備仁義的一面就無法從中看出,虛偽的一面更未曾提及。曹操出場插敘中只見其奸詐,其“雄”的一面則未顯端倪。可見,通常認為《三國演義》人物出場就已經定型的論斷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說,人物出場插敘奠定了人物某方面性格特征,為其后該人物的活動提供某方面性格依據,則較為妥當。
次要人物出場插敘所顯示的性格則基本能夠與后文的敘事相符,基本覆蓋了其人在全書中所呈現出的性格。這種人物出場插敘除了簡要交代其生平和核心性格外,還交待其能力、特長或智慧。能力和智慧預示其未來成就事業的方向,性格優缺點隱隱埋下其或悲或喜的命運結局。如魯肅將要出場,敘述者插敘周瑜對魯肅的介紹,就指明其“胸懷韜略,腹隱機謀”的智慧。許褚的插敘著重敘述其兩大事跡,一是聚集宗族數千人抵敵“黃巾賊”數萬人,“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方退去。”二是用雙手掣住兩條牛的尾巴,“倒行百余步”,嚇退“黃巾賊”。因此,許褚給我們的初始印象便是力大無比,有膽有識,無所畏懼,已具備“虎癡”行事風格的基本特征。后來大戰馬超時,許褚下戰書單搦馬超,惡戰兩百三十余合打個平手,并憑借其力大,“絕斷槍桿”,此等膽識和勇力是從其出場插敘中便可見出端倪的。再如典韋出場是通過夏侯惇之口著重插敘其逐虎過澗、手刃張邈帳下十數人和“幼年與友人劉氏報仇,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三件事跡。我們知道,典韋最著名的戰績是在曹操征伐張繡時創下的。當時張繡發動突襲,夜圍操所住之營帳,典韋獨自一人死拒寨門,殺死多人后大叫數聲而亡,敵人嚇得“半晌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與插敘中的描述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的次要人物只用三言兩語概述其主要性格,點到為止。如淳于瓊出場插敘道:“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對許攸的出場插敘僅揭其短曰:“為人多傲,酷嗜財帛。”最終,淳死于“好酒性剛”,許死于“多傲”,插敘中點睛似的性格提示有著很強的目的性,敘述者以此為人物未來命運埋下了伏筆,似乎具有性格悲劇的朦朧意圖。
其二是富貴命相預示。三國之主出場的插敘中多含有命相預敘的內容,他們生來就有大富大貴的帝王福相,敘述者或寫其容貌形體,或錄其兒時特異之語,或記其周圍人物的預言,或描繪其出生時的神秘現象,敘述者以此兆示他們有朝一日將飛黃騰達,問鼎權利富貴的巔峰。且看劉備出場插敘。幼年劉備自己發為異言:“我為天子,當乘此羽葆車蓋。”相者李定以旁觀者身份依門前樓桑算定“此家必出貴人。”叔父劉元起認定其“宗中有此人,非常人也。”凡此種種,都不約而同地預示著劉備終將成為九五之尊。再如,孫策新亡,孫權開始打理軍馬大事,敘述者插敘道:“權生得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昔日有漢使劉琬入吳,見孫氏昆仲曰:‘吾遍觀孫家弟兄,雖各才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必有大貴之表,而又享高壽。眾皆所不能及也。’”按照相書,“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是長壽的相貌,孫權薨于太和二年,在位二十四年,壽止于七十一歲,這在古代絕對可以算作長壽的了。而且劉琬根據形貌骨相斷定其必將“高壽”和“大貴”,也是暗示著孫權以后的帝王之尊。人物出場插敘以回憶的姿態,把人物以前的履歷和典型事跡濃縮為一篇“小傳”或一句性格概述,填補了出場前的敘事空白,規劃了人物的未來性格和富貴命運,在述往事中示未來。華萊士馬丁就認為,“記憶的閃回,如果不是提示性的,也許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手段,用以圓滿我們的人物畫面。但是,如卡勒所暗示,提示的最重要的用處是在過去之中尋找意義的起源。”
二、基于空間意識的插敘
用“細作報說”、“飛報”等方式插入的敘事,從時間上說,是已經發生的事情,且一般和第一敘事共時發生,可以稱之為共時性插敘。這種插敘很好地解決了故事空間的多維性和敘事時間的單線條性的矛盾。同一段歷史時間內發生了無數個故事,要想通過單線條的敘事過程把這些同一時間內的故事都呈現出來,就必然有先后主次之分。在敘述主要故事的過程中把其它居于次要地位各方的事件插入敘述,既可以把同一時間內另一空間的事件展現出來,又可以用插入的事件推進主故事。因為在戰事頻繁、互相兼并的三國時代,獲得敵方情報是己方做進一步戰略安排的依據,有了情報之后,就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動了,這是連鎖反應的過程。如卷三“曹操定陶破呂布”。當時曹操斬了黃巾首領何儀、黃劭,班師山東。一個敘事段落已經結束,此時曹仁教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兗州,一鼓可下。’曹操接下來立即奔襲兗州和濮陽大戰呂布。顯然,正是細作的情報使得瀕臨“枯竭”的敘事獲得接續下去的“補給”材料,生發出新的情節。還有的是獲得情報后的被動布置。如斬顏良后,曹操正封關羽“壽亭侯”時,“忽聞人報袁紹又使大將文丑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于是曹操“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操自領兵迎之。”這是被動的迎戰,引出了延津誅文丑的情節。
還有一種共時性插敘,它雖然和第一敘事共時發生,但并不用“細作報說”、“飛報”等方式簡單插入,而是在第一敘事的適當位置完整詳細的插敘出來。如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戰東吳兵孔明一氣周公瑾”至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銅雀臺孔明三氣周公瑾”。這七回書所敘述的主干情節是“三氣周瑜”,核心人物是諸葛亮、周瑜、劉備、孫權和魯肅,主要的敘事空間則集中在荊州城及附近地區。其間多次使用“橫云斷山”之法,插入孫權大戰張遼、曹操大宴銅雀臺等事件,將敘事空間從荊州一帶擴張至合淝、鄴郡等地。所插之事都是和三氣周瑜這一主干情節同時但發生在另一空間的事情。
上述共時性插敘可以避免文章的平鋪直敘,增加敘事的靈活性,使一段過長的敘事不至于顯得繁冗拖沓。其效果如毛宗崗所言:“文之長者,連敘則懼其累墜,故必敘別事以間之,而后文勢乃錯綜盡變。”適當的共時性插敘可像調味品一樣,縱筆蕩開而后回歸主干情節,宛然有味。而其更重要的敘事功能是,插敘空間既為與其共時的主干情節創造隱含條件,又對未來的主干情節產生催化作用,可謂“一石二鳥”。孫權大戰張遼就是典型例子,合淝戰場作為插敘空間,與荊州戰場是同一時間中的不同空間,合淝戰場分散了孫權極大的兵力,減輕了劉備荊州戰場的壓力,否則劉備取四郡焉能如此輕松!而孫權在合淝戰場的失敗又直接導致其加速討還荊州的行動,緊接著劉琦死亡魯肅即刻討還荊州,又推動了主干情節的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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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四平.從歷史到小說的關鍵一環——論《資治通鑒》在三國題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北方論叢,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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