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中國古代史學的思維特征論文

　　中國古代史學不但留下了種類繁多、卷峽浩繁的歷史文獻，而且蘊含了系統而豐富的史學思想，其史學文化之發達，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史學家們通過對歷史研究的對象、特點、方法與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漸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維特征，主要包括“究天人之際”的整體思維、“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思維、“成一家之言”的創新思維、“以史為鑒”的鑒戒思維和“求真”與“求道”的二重思維。以往學術界比較重視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個案分析，卻很少進行整體研究，把握總體特征。本文基于此，擬對中國古代史學的五個主要思維特征作出論述，以此揭示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民族特性。

　　一、“究天人之際”的整體思維

　　“究天人之際”，即是探討天人之間的關系，亦即天道對于人事的影響。中國古代史學談論人事，總是離不開天道，而將天與人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思考，體現出天人一體的整體思維特征。

　　從理論淵源來講，天人一體的整體思維，最以道治天下，而三代以后則是以法把持天下。因此，三代是治世，漢唐則是亂世。史學家司馬光就明顯表現出對于三代的推崇。司馬光肯定三代為治世，認為相較于三代，漢唐政治總體上是逐漸衰落的。如兩漢“雖不能若三代之圣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魏晉以降，社會“風俗日壞”，“不顧名節”；唐代進一步衰落，社會“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到了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朱熹認為三代君王有圣人之心，所以社會得到大治；漢唐君臣急功好利，心術不正，如漢高祖、唐太宗等做事“都是自智謀功利中做出來，不是自圣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o4ic}=>>，所以社會得不到大治。應該說，司馬光、朱熹等人對于漢唐歷史的評價，秉持的是一種道德評價標準，明顯地打上了理學的烙印。

　　二、“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思維

　　“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思維，即是肯定歷史變化發展的思維。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歷史，普遍重視對于歷史過程的認識，注重貫通的歷史意識；而在“通古今”的過程中，則重視運用歷史變易的觀點來進行審視，肯定歷史的變易過程是一種盛衰之變。 “通變”的思想也源自于《周易》，《系辭傳下》將《周易》的這一思維集中表述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強調變易是《周易》的顯著特點，司馬遷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太史封序》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中》引孔穎達語說：“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有“變”然后則“通”，《周易》肯定大千世界與人類社會都是周流變通的，所謂“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自然界普遍、永恒的盈虛消長與社會歷史的盛衰變化是相通的，所以豐卦象辭說：舊中則是，月盈則食，天地虛盈，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革卦象辭也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系辭傳下》則結合伏羲氏以來的歷史，肯定這種社會發展變化的必然性。

　　《周易》的通變思維啟發了中國古代史學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最早明確以“通古今之變”作為《史記》的撰述旨趣，首創紀傳體通史體裁記述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上下三千年的歷史，用通變的眼光來認識和把握歷史過程的治亂興衰之變。縱觀司馬遷的通變思想，其一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勺’字》，對古今歷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終結，同時注意考察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盛衰之變及其相互轉化。《史記》的編纂結構體現了這種“原始察終”的思想，其中十二本紀旨在考察王跡的興衰；十表將歷史劃分為五帝三王、東周、戰國、秦漢之際、漢興以來五個時期，整體反映了自黃帝以來三千年歷史發展變化之大勢；八書記述的是歷代制度的演進情況；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則主要敘述了各類歷史人物在歷史變易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記》的“見盛觀衰”思想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肯定歷史變易是一種盛衰之變；其二是強調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覺盛世歷史向衰敗轉變的可能性。司馬遷充分認識到歷史盛衰之變的復雜性，如《殷本紀》所記商王朝的歷史，就體現出了歷史的衰、興、復衰、復興的錯綜復雜的發展過程；所記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發展，也是一個錯綜復雜的興衰變易過程，其中充滿著周王室和諸侯國、各諸侯國之間勢力此消彼長的盛衰之變。因此，歷史的盛衰之變不是一種簡單的兩段論，而是盛衰互包、盛衰轉化的，要想保持歷史的持續發展，就必須要盛中見衰，以防微杜漸。

　　司馬遷受《易傳》“《易》窮則變”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承敝易變”的歷史變革論。司馬遷將《易傳》的變易思想運用于考察社會歷史，指出一個政權的覆滅，必然是這個政權在制度上出現了種種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興政權就必須要針對前朝制度的種種弊端進行變易，只有這樣，新興的政權才能得到穩定。他認為漢朝的興起與穩定，就是針對周秦累積的種種弊端，“承敝易變，使人不倦”的結果。《史記》重視對于變革歷史的記述，而略于和平時期的歷史記述。據統計，《史記》關于黃帝以來三千年歷史記述總共有五十二萬余字，而關于周初、戰國、秦漢之際和武帝建元后四個主要變革時期的歷史記述，卻有四十余萬字，由此可見其重視變革歷史記述之一斑。有學者稱這種撰述原則為詳變略漸，是有道理的。

　　三、“成一家之言”的創新思維

　　“成一家之言”，即是要求史家必須在史學認識上見解獨到，史書編纂上發凡起例，也就是具有一種創新的思維。中國古代史學從史學思想到歷史編纂，都普遍力求“成一家之言”，強調創新思維。 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最早以“成一家之言”作為歷史撰述旨趣的是司馬遷。先秦學術雖有諸子百家的稱說，卻只有史學而沒有史家，所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沒有標立“史家”名目。司馬遷提出“成一家之言”，自壽彝先生認為這“是在史學領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那么司馬遷所成史家之“言”的內涵又是什么呢？司馬遷兩次談到“成一家之言”問題，其一是《漢書》所載《報任安書》所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二是《太史公自序》所謂作《太史公書》，“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其實這兩處的記載，包含了史學認識與史書編纂兩個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史家之“言”的具體內涵。

　　首先，從史學認識來講。《報任安書》這段話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從研究對象而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則是從研究目的而言。從研究對象來看，《史記》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天人古今的內容。以時空關系而論，“究天人之際”指的是歷史撰述的空間范圍，“通古今之變”指的是歷史撰述的時間跨度。合而言之，它們便是歷史記載的全部對象。以理論思維而論，“究天人之際”體現的是一種哲學觀，是一種天人一系的整體思維；而“通古今之變”則是一種歷史觀，體現的是對歷史整個過程的思考。從研究目的而言，《史記》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史料的搜集與考辨和“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兩層含義。“網羅”史料，是史家進行歷史研究和撰述的前提條件；而網羅的“舊聞”并不都能當作可信的資料加以使用，還必須要對其進行考實，以期揭示歷史的真相。而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不只是去發現歷史真相，還要去求得其中的真理，即要在揭示歷史真相的基礎上，發現和認識歷史“成敗興壞”之變及其規律。而《史記》關于歷史“成敗興壞”的“一家言”，則主要包括“載其清靜，民以寧之”的政治觀，“富者，人之情性”的經濟觀和“存亡在所任”的人才觀。

　　其次，從史書編纂而言。《史記》在史書編纂上的“一家言”，主要體現在創立了紀傳體通史體裁。從歷史編纂淵源來講，先秦的《竹書紀年》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通史，這說明遲至戰國末年，人們已經關注對歷史的貫通考察；而《世本》則是一部包含“帝系”、“本紀”、“世家”、“傳”、“譜”、“氏姓”、“居”、“作”等多種體例的史書，這表明先秦史書的歷史編纂體例已由單一向綜合四、“以史為鑒”的鑒戒思維“以史為鑒”，即是強調歷史的鑒戒功能。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歷史，往往植根于高度的社會歷史和民族國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本著強烈的歷史憂患意識，通過書寫歷史的興亡成敗，以為現實政治做借鑒，體現了重視經世致用的特點。

　　中國古代史學“以史為鑒”的鑒戒思維，最早系統而明確地產生于《尚書》，《尚書·酒浩》記載了武王對其弟康王說：“古人有言日：人無于水監（鑒），當于民監。今惟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表達了周武王要以殷人滅亡的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好好地照照周人自己的想法。當然這里“古人有言日”，說明這種以史為鑒的思想還可以上溯到更遠的時期。《尚書》中的《康浩》、《召浩》、《多士》、《多方》、《無逸》、《君爽》和《立政》等篇，都有關于夏、商興亡的討論，如《召浩》就說“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表明了周人要以夏、商的滅亡做借鑒的執政理念。

　　那么，《尚書》的作者為何有如此強烈的以史為鑒的思想呢？這是與西周初年嚴峻的政治形勢分不開的。歷史上的周滅商，其實是“小邦周”滅了“天邑商”、“大邦殷”，所以取得統治的周人自然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對于商周之際周人的憂患意識，《易傳》也有反映，《系辭下》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為書，“其出人以度外內，使之懼，又明于憂患與故”。在《易傳》的作者看來，《易經》所反映的是商、周之際政治盛衰轉換的那段歷史，所以其文辭飽含著一種憂患的意識。周人正是因為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所以才會強烈地要以殷人的滅亡作為自己的借鑒。也可以說，《尚書》的以史為鑒思維，其實是周初穩定統治的迫切政治需要。 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像《尚書》這樣出于現實政治統治的.迫切需要而強調以史為鑒的，以漢初史學的“過秦”思潮和唐初史學的“以隋為鑒”最且什棄。

　　四、“求真”與“求道”的二重思維

　　“求真”與“求道”，是中國古代史學關于歷史之“真”的一種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歷史之“真”包含著史實之真與道義之真兩個方面，前者旨在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后者是基于一種倫理道德的判斷，我們將這樣一種求真理念稱作二重性思維。這種“求真”與“求道”的二重性思維，要求中國古代史學一方面要追求史實之真，從歷史的真實中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探求歷史治亂興衰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要追求道義之真，從神意角度論證王權的合理合法性，發揮歷史學的道德教化功能。

　　首先談“求真”，即追求史實之真。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史學家們始終致力于追求史實之真，并且在史學“求真”實踐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思想。 第一，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產生。最能體現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當屬“太史簡”。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載，春秋時期的齊國權臣崔桿因齊太史書“崔桿就其君”而連殺其兄弟三人，最后因太史弟繼續堅持書寫而作罷，“太史簡”的故事成為春秋史官崇尚并踐行“秉筆直書”原則的典范。先秦史家求真精神在史著中的體現，則以《春秋》和《左傳》為代表。孔子《春秋》雖然重用褒貶避諱書法，卻又能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對尊、親、賢者違禮行徑不加回護，并且盡可能地“把二百余年的臣就君、子就父的場景淋漓盡致地展現給后世的人們”。

　　同時孔子也重視文獻的實證，《春秋》的編次乃其“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的結果。《左傳》記事詳盡，書法不諱，劉知裘稱贊其“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并從敘事角度發出“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I39I（《中左》）的感嘆。先秦史學崇尚求真精神，首先是與史官起源的神圣性有關。史官起源于巫，原為神職，而巫是溝通天人的，作史記事是為了享報于天。這種帶有神學目性的記事，必須要求真實。其次也與對歷史知識鑒戒作用的認識有關。如《易·大畜·象傳》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經·大雅·蕩》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召浩》說：“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春秋》“竊取”警世教化之義等，鑒戒使歷史記載的真實性成去一種I弘妖。

　　宋元明清歷史撰述重視天理。范祖禹著《唐鑒》，從理學角度將武周21年統治歷史看作是“母后禍亂”時期，紀年方式完全援引《春秋》“公在乾侯”例，以此申明褒貶之義。該書敘史、論史，處處皆以天理為標準。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是一部“會歸一理之純粹”的史學著作，其“義正而法嚴，辭核而旨深，陶鑄歷史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緒，垂豁范于將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

　　章學誠認為，歷史撰述的目的是“傳述忠孝節義”，使“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住。《文史通義》的很多篇章如《史德》、《婦學》、《詩話》等，都是以宣揚綱常倫理道德為旨趣的。 上述五種思維形式，雖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國古代史學思維的全部特征，卻也大致揭示了其主要特征。通過對這些思維特征的具體闡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民族特性，以便更好地繼承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這份寶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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