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心態史學方法論述評文學論文

　　摘要:心態史學既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又是史學研究的一種新理論、新方法。自年鑒學派篤力耕耘以來，心態史學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之評述有利于推動這一史學研究新視角的發展。本文擬從心態史學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學功能以及存在的問題等進行分析。

　　關鍵詞:心態史學年鑒學派史學特征史學功能

　　一、心態史學概念的界定

　　“心態”一詞出自英語，最早出現在17世紀，是17世紀英國哲學的產物，指的是集體心理學，即“人們、一個特定的人們集團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語中的這個詞只是哲學術語，在法語中，該詞卻很快被廣泛運用起來。啟蒙運動后，法語"態”一詞具有了“心理狀態”這一更為寬泛的內涵。本世紀初，由于受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心態”一詞的含義在法語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們的心理，它是一種無意識的集體現象。心態研究被廣泛運用到歷史領域，是隨著年鑒學派的產生發展而萌生、勃興的。于是年鑒學派的各大史學家們便對心態史學有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由于“心態”這一概念的含義本身太廣泛而又太模糊，雖然心態史學在法國已熱鬧了很多年，至今仍沒有人能對此作出明確而又被公認為權威的界定。在我國，關于“心態”一詞的解釋，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辭典條目中，如《漢語新詞詞典》解釋為“指心理狀態，內心世界活動的狀態”。史學界對于心態史的研究對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大體上借用年鑒學派的一些看法。可見，由于心態史學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至使對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飄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數研究者認可的一種概念可總結為:心態史是研究一定時代群體心理表現和大眾意識狀態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和趨勢的史學分支。它注重的是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識，并著重考察特定歷史環境下物質生產生活條件與這種觀念和意識的關系問題。

　　二、心態史學研究的特征

　　心態史的問世是年鑒派新歷史觀結出的豐碩成果。年鑒派歷史觀的核心是“總體歷史”，這一總體性最初是通過社會史和經濟社會史實現的。于是心態史家們一開始便注重考察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物質生產生活條件，注重一定時代群體心理和大眾意識的狀態，注重從各種社會因素與社會存在出發研究個人心理成長與發展的歷程，注重從歷史文獻和遺跡而不是任何模式出發去重建歷史上存在過的人類精神生活，注重用歷史主義的方法研究問題等。這種研究的史學特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突出心態在歷史運動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會心態在歷史運動中扮演著“中介”角色，這種中介的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從社會角度講即:社會環境—人—社會運動;二是從個體角度講即:社會意識—心態—行為。前者反映人與社會的關系，顯示心態受社會環境影響發生變化，其中“社會環境”涉及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認知能力、思維方式。后者反映心態的內在邏輯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態影響下的行為如生活方式、倫理道德、理想傾向發生的變化。同時，心態對社會歷史運動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會主體的人的心態就是一股實在的社會力量，它不屬于社會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卻是推動社會演化的實在動力之一，與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社會文化等社會因素密切聯系，以“中介”形式出現，以人為載體，通過人們的作用對社會歷史運動發生影響。

　　(二)以長時段的集體無意識現象作為研究對象

　　馬克思指出:“人類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卻不知正在創造它。”這句話充分說明了人類歷史活動的基本屬性。歷史研究也應包括有意識的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無意識的歷史現象的考察，心態史學往往都是以長時段的集體無意識現象作為研究對象。何謂集體無意識?“集體的，是指某個時刻整個社會人人都有的。沒有意識，是說有的東西很少或絲毫未曾被當時的人們所意識，因為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內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虛無縹緲的觀念，是一些老生常談，禮儀和道德規范，要遵守的慣例或禁條，公認的必須的或不準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達方式。”因此，心態史“研究日常的自動行為”，所指示的“顯然是一種群體現象”。心態史開創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證實“心態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長的時段一系列隱密的演進，這些演進是無意識的，因為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些演進”。由于這些無意識行為已深深地積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結構之中，成為影響甚至支配個人和集體活動及歷史發展的強大的歷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態史學也被標榜為:“深層的歷史學”。

　　(三)借助于表象符號系統破譯文化特質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類認識自我的明確而系統的理論性或意識可資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號去遷回認識。如心態史學家對“節日、時間、稅收、書籍內容、魔鬼觀念、避孕行為的考察等，它們都反映了這個世界的表象系統，這一系統在深層使上述這些態度行為與法律、宗教概念、哲學或科學思想等精心構建的知識框架都相聯系。這些表象也確實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與見證，它們浸透著文化的個性是代表文化內涵的密碼，破譯了這些密碼，無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質。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會》一書中，通過對圖書書名、評論、讀者、地方學術機構的社會構成和術語要領等的統計分析，勾勒了18世紀法國社會精神狀態發展的某些趨勢。應該說，這樣做比常規歷史研究要困難得多，它需要歷史學家具備更多的睿智與機敏，往往能從常人司空見慣、熟視無睹的大量日常重復出現的現象中捕捉其隱含的象征意義。因此，對于這些表象符號系統進行去偽存真的考辯，以及研究者退回歷史盡可能地逼近心態生成時代和生成者的個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學科的綜合研究特色

　　心態史的研究對象比較獨特，各種歷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匯合點，誠如勒高夫所言:“心態史也是各種對立因素的交切點，各種對立因素系指個人與集體、長時段與當天、無意識與有意識、結構與時局、個別與一般:當代史學研究的能動性使這些對立因素交切到一起。這就使得心態史的研究必須與一些相關學科交叉與滲透，如人口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符號學等。另外在史學方法的運用上，由于心態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類生活，因此必須在研究方法上大膽創新。勒高夫認為:“心態史的特征表現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資料上，所以什么資料都可以使用”。從食物、服飾、習俗、神話、信仰、舉止到碑文、建筑、災害、祈禱詞、救免證書以及書籍、畫像、雕刻、武器、隨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這些文物資料，才從“整體上表達了以往社會的精神”。

　　三、心態史研究的史學功能

　　心態史學從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為法國史壇的一門顯學，其史學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強了歷史研究的主體效果和整合性

　　心態史在研究對象上突破局限，從對經濟、政治的研究擴展到對歷史上的人們，特別是其中的某一群體或集團的心態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和趨勢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擴充為意識觀念、態度和行為三個層次，增強了歷史研究的立體效果，使歷史研究結論更為充分可靠，提高了歷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現實借鑒意義，從而也幫助我們深刻認識到社會歷史是整合的現象。說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統之中，由多種系統構成的社會也是整合的。在社會大系統中作為要素的子系統如政治、經濟、文化、心理之間都得保持相互和諧一致。當其中某一子系統因外力壓迫發生變化，就會引起連鎖反應，破壞社會大系統內“一體化”而導致失衡，社會隨之發生動蕩和變遷。所以，社會穩定需要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系統的和諧一致來維持社會整合狀態。這也告誡人們，在注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協調時，切不能忽略社會心態的狀態。

　　(二)開創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年鑒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歷史，并在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個人研究志趣以及學科發展的自身規律等原因，他們的研究重點畢竟偏向社會經濟史一端，到第二代盡管也提倡總體史觀，但在實踐中，顯然還是以社會經濟史為正宗史學。心態學的出現正好彌補了年鑒學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動的研究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從而大大拓展了史學家的研究領域。這種拓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史學的領域擴展至舊有的界限之外，一切與人類精神形態有關的事物均可作為心態史學的研究對象，而一切資料(包括以前被史學家棄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為心態史所用。二是重新發掘以前被人認出已徹底發掘過的舊有領域。為此，一些史學家以一種全新的眼光審讀某些被他們的先輩使用過的文獻資料和其他資料，從中發現足以提出新見解的依據。

　　(三)擴大了史學的社會功能

　　心態史學的研究為史學的學術性與通俗性的結合闖出了一條新路，使史學的社會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因為就年鑒學派來說，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影響不斷擴大，到新史學時期，不僅占據了法國史壇的主導地位，而且在國際史學也博得厚譽。然而，這種影響畢竟仍限于史學界。心態史學的出現使這一局面得到了改變。這是因為心態史學較好地適應了當代西方社會懷疑現代文明、懷念過去古樸、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尋人們觀念的意識的歷史與演變的“尋根熱”的需要。同時也因為心態史學促成了研究重點的轉移，即從社會經濟轉向社會文化，而物質生活較為豐富的西方社會中，后者所包含題材更能吸引廣大公眾的注意。再加上心態史學家非常注意在選材、文辭上下功夫，從而保證了心態史著作能夠擁有更廣泛的讀者群，一些優秀的心態史著作堪稱新史學的典范，新史學在公眾中的影響也隨之擴大。

　　四、心態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自然，在肯定心態史學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心態史學目前研究中存在著一些問題與誤區。

　　(一)片面強調心態的地位與作用。

　　心態研究是史學研究的一個視角，但它決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必須與人類的物質實踐活動聯系起來，并在社會的、文化的統一背景下進行，否則其結論就會變得撲朔迷離，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對某些人來說，心態已成為全部歷史演變的原因。從前有人犯了用經濟解釋一切的錯誤，而今有人犯著用心態解釋全部歷史的錯誤。必須把心態維持在它所屬的范疇之內。一些研究者忽略了這一點，往往把心態作為一種完全獨立的實體，一味夸大其作用，雖然在研究中給人以啟發，但其結論不免帶有神秘色彩，難以讓人信服。

　　(二)跨學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態史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無論從方法的運用還是理論的規范都應該是相關學科的有機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對心理學等并無深刻把握，經常造成個體、群體、情感、意識、動機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對諸如語言學、符號學、計量學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無法做到融會貫通，這也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現象的深層探究。因此熟練掌握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同時歡迎心理學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態史研究行列，應是真正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有效途徑。

　　(三)“歷史碎化”現象的存在

　　年鑒學派創立心態史學的初始，心態史學家由于在社會史方面訓練有素，所以其研究課題大多是整體綜合性的。但后來的一些研究者們由于在社會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讀者的口味，往往津津樂道對服飾、舉止、禮貌等太瑣碎問題的研究，使“歷史碎化”現象日益嚴重。新史學在解決總體史學與專題研究之間的關系、避免心態史學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現象也是一個巫待解決的間題。

　　心態史學自80年代落戶中國以來，廣大史學工作者在這一領域勤奮開拓，卓有成果，也給新時期的史學發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問題的存在，又妨礙了它的進一步發展。如何走出誤區，使這一新領域得到更好的開發，仍需要廣大史學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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