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貿組織選擇和實施進取性的應對戰略論文
主要觀點
●鑒于加入世貿組織給我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當選擇和實施一種進取性的應對戰略。
●進取性應對戰略的涵義是指在進一步開放條件下充分發揮大國競爭優勢，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后新的開放條件下，加快國內的調整和改革，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將我國現實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按照進取性應對戰略的要求積極推進調整和改革，將適應世貿組織規則作為解決深層次體制和結構矛盾、加快制度創新的重要契機；將某些領域的“過渡期”作為開放市場、引入和加強競爭，從而有效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機會；將履行對外承諾作為對內建設信用關系、對外保持和提高國際形象的重要機遇。
加入世貿組織對我國有利有弊，總體上利大于弊。在這一基本判斷之下，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其一，這種利弊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其二，具體部門內的利弊變化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與這種利弊變化中的不確定性相聯系的，主要是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戰略，特別是其中的調整和改革取向。好的應對戰略，應當是盡可能多地利用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機遇、降低相關的風險和成本、趨利避弊甚至化弊為利的戰略，是立足于調整、改革和制度創新的戰略，簡而言之，是一種進取性的應對戰略。
選擇和實施進取性的應對戰略
選擇和實施進取性的應對戰略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加入世貿組織，是基于對世界經濟政治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深刻理解，基于對我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性考慮。加入世貿組織將推動我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更多地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將使我國更廣泛地直接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在國際經濟秩序建設和完善中發揮更大作用；將有力地促進我國國內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因此，盡管存在著種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我國仍然做出了加入世貿組織這樣一個富有遠見和魄力的戰略性決策。加入世貿組織以后，與這種基本態度相適應的應對戰略，當然不能是消極應付的，而必須是積極進取的。
當前，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上，有些人存在消極應付心態，這與他們對一些問題的誤解有關。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過多地看到“沖擊”和“挑戰”，錯誤地將諸多調整、改革措施看成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有人以為，“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有的.產業將會垮掉”。這種看法的錯誤在于將產業與具體的企業混為一談。事實上，加入世貿組織后受沖擊較大的產業，從中長期看往往是增長潛力很大的產業。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資和以往受限制的內資進入增加，市場競爭加劇，某些競爭力差的企業垮掉是非常自然的。但與此同時，一批競爭力強的企業將會迅速成長，整個產業不僅不會垮掉，而且會發展得更好。大量經驗證明，如果具備好的體制和組織條件，內資企業利用其本土化優勢，完全可以表現出與外資企業相抗衡乃至超過外資企業的競爭力。還有人以為，“加入世貿組織將使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顯露，會產生不利影響”。事實上，這些矛盾和問題是過去長期存在、懸而未決的。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顯露，反而有利于其逐步得到解決，消除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可預見性，推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澄清諸如此類的不正確認識并不是否認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已經或將會遇到的困難。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特別在初期，就業、收入分配、人才、產業重組等方面的調整壓力較為集中，某些領域的矛盾可能趨于尖銳。強調采取進取性的應對戰略，正是為了以調整、改革、發展的辦法化解遇到的難題，盡可能降低調整成本。
在進一步開放條件下充分發揮大國競爭優勢
進取性應對戰略的涵義，可以概括為在進一步開放條件下充分發揮大國競爭優勢，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后新的開放條件下，加快國內的調整和改革，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將我國現實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趨利避弊，首先取決于對我國比較優勢的理解、培育和發展。我國經濟的優勢，其中多數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我國擁有12億多人口，且處在經濟快速成長期，在眾多產品和服務上具備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增長潛力；
（2）繼續保持著勞動力、土地總體上低成本的優勢，近年來資金成本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3）有一定技術含量的、以組裝加工為重點的制造業優勢正在逐步形成；
（4）通過學習先進經驗而形成的技術、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后發優勢”；
（5）國民具有善于經商、節儉、吃苦耐勞等傳統品格。
與其他國家比較，這些優勢有獨特之處。例如，我國是一個擁有12億多人口的國家，這樣的人口基礎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容量。在這樣的市場條件下，生產企業僅僅依賴國內市場就可以充分實現規模經濟；市場上可以容納若干個使產業內形成合理競爭結構的大型企業；人口基數龐大且發展不平衡，可使某些產業保持比其他國家更長的快速增長期。又如，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動態轉換，在保持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的同時，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業優勢。在制造業水平提高的同時，我國并不像一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出現了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的顯著上升。我國地域廣大，限制了發達地區地價過快攀升；源源不斷、近于“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特別是素質較高且與國際水平相比收入較低的熟練工人、技術和管理人員，使我國可以持續地保持人力資源總體上的低成本優勢；傳統的高儲蓄傾向促進了資金緊缺狀況的緩解，近年來利息率的持續降低，使我國的資金成本接近國際水平。制造業優勢的提升和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的維持，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際制造業生產能力轉移到我國。
值得強調的是，巨大而迅速成長的國內市場、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和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制造業等幾種優勢同時集中在一個國家的現象并不多見。這種狀況使我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發展大規模、低成本、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產業占據了有利位置，同時也使我國完全有可能依托國內市場，在不斷保持和提升自身競爭力的情況下，推動產業結構和整個經濟結構的升級。
但我們還應看到，經濟理論和實際經驗也證實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命題：比較優勢并不等同于競爭優勢，擁有比較優勢的一方也可能在競爭中落敗，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不能使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反之，如果有好的市場環境，在實現這一轉化的同時，還可以在某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環節創造出競爭優勢。在認清我國的比較優勢后，問題就集中在如何實現由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而關鍵又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率的市場環境。這樣就回到了加入世貿組織后，對我國國內經濟運行規則進行調整的涵義應當如何理解的問題上。世貿組織規則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在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過程中逐步制定和完善起來的。加入世貿組織后，按照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對國內經濟運行規則的調整過程，就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過程。也就是說，經濟運行規則的調整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具有一致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運行規則的調整比市場開放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按照進取性應對戰略的要求，積極推進調整和改革
將適應世貿組織規則作為解決深層次體制和結構矛盾、加快制度創新的重要契機。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多年來的一條重要經驗。加入世貿組織為我們提供了在新的開放條件下促進改革的機遇。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取得重要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與加入世貿組織后國
內經濟運行規則調整相關的改革包含了兩層涵義：一是這些改革不是外部強加的，而是我國自身發展所必需的，換言之，即使不加入世貿組織，這些改革也是必須進行的；二是加入世貿組織為加快改革提供了契機，但利用這個契機推動的改革，并不僅僅局限于與經濟運行規則調整直接相關的那些改革，而應從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總體要求出發，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推動改革，解決深層次的體制和結構矛盾。
將某些領域的“過渡期”作為開放市場、引入和加強競爭，從而有效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機會。國家壟斷、市場封鎖、政府對部分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提供特權和優惠，對產業發展和競爭力的改善基本上是有害無益的。一個可以得到普遍驗證的事實是，國家通過行政性壟斷、進入限制等方式實行保護的行業，如金融、保險、汽車等，企業競爭力一般不強；反之，放開市場，鼓勵競爭，甚至對外商也高度開放市場的行業，如家電、電信設備制造等，企業的國內國際競爭力普遍較強。所以，要把對外保護與對內保護區分開來。對外保護在一定時期內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是應當爭取的。而對內保護必須盡快打破，通過開放市場，引入、鼓勵和保護競爭來切實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過渡期”，就是要在某些領域爭取到一定程度、一定時間對外保護的情況下，在開放市場、促進競爭上邁出決定性的步伐，把有限的“過渡期”作為通過國內市場競爭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機會，從而有效降低加入世貿組織的風險和成本。
將履行對外承諾作為對內建設信用關系、對外保持和提高國際形象的重要機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這種提高既來自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也來自我國在國際關系中樹立的恪守諾言、注重信用的形象。在加入世貿組織后不長的時間內，我國政府在履行承諾方面已進行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入世貿組織后履行對外承諾，對我國而言，既是新的挑戰，也是維護和提升我國國際形象的重要機遇，同時也為我國國內建設和完善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信用關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和動力。履行對外承諾與新體制下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重建具有一致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現代市場經濟基礎上信用關系的全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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