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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視娛樂節目同化現象論文
我國電視從黑白到彩色歷時15年完成轉換，節目由單一的新聞播報、電視劇放映到音樂、游戲、購物、體育等多元的娛樂節目，則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人們對電視領域的探索、發現和利用速度之快，足以彰顯新生事物的魅力。
一、電視娛樂節目眾生相
我國電視娛樂節目大致經歷了從節目的單向傳遞到節目與觀眾的互動，從平民的舞臺再到平民與明星同臺競技兩個階段。然而，隨著電視臺對高收視率節目的趨之若鶩以及準確抓住了大眾對“嘻哈”節目的追求心理，“模仿”“雷同”是當下電視娛樂節目帶給觀眾最直觀、最深切的感受。唯有的些許不同，不過是在表演者、服裝道具、表演場所以及娛樂設施等方面各有各的花樣罷了，實則是“換湯不換藥”的另類演出。
最初的娛樂節目是以《綜藝大觀》為代表的聯歡時期。1990年，中央電視臺開播的《綜藝大觀》與觀眾一見面就賺足了眼球，這個集相聲、小品、歌舞、雜技、魔術等各種文藝手段于一體的新節目樣式讓人眼前一亮。人們發現原來電視娛樂節目還能有如此“多笑”的功能，因而受到了萬人空巷般的擁躉。該節目不僅是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輸送而來的新形式，而且是節目編制人員的大膽嘗試，為一向規矩傳播政情、時情、輿情消息的傳統形態帶來了不同的表達方式。
《綜藝大觀》是電視平民娛樂時代的開拓先鋒，但它作為第一個試吃螃蟹的節目顯然還沒有真正做到“平民化”，主持人與觀眾基本沒有互動。隨后誕生的《快樂大本營》《幸運52》等節目，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主持人與觀眾的互動，但這種互動的門檻較高，需要先經過審核和初試，往往被看作為達到活力效果而故意設定的“托兒”。而《超級女聲》則代表的是平民造星時代，平民參與和評判過程完全公開化，節目的全程跟蹤式直播是吸人眼球的亮點。這種形式的娛樂節目打出的是“平民參與，觀眾做主”的口號，肯定了娛樂本身的平民性以及與大眾進行親密接觸的可能性。從傳播學的受眾理論來講，娛樂節目變得越來越看重受眾的主動性，加強傳者和受者之間的互動，對于節目的生存和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是對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電視觀的詮釋。
然而，這種“平民參與”的口號很快就被明星效應所掩蓋。娛樂節目以明星的參與作為賣點，確實獲得了很好的收視效果。與此同時，明星借助節目有更多的機會暴露在攝像機前，也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的人氣和知名度。這樣一舉兩得的買賣理所當然會成為各大電視節目編導們熱衷效仿的形式。以《快樂大本營》(以下簡稱《快本》)為例，與之同時代產生的娛樂節目大都偃旗息鼓，成為90年代的觀眾塵封的記憶，但唯獨《快本》依然是電視娛樂節目中最有競爭力的節目之一，除了根據時勢的不同不斷進行階段性調整外，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為明星藝人設計個人專屬主題，以娛樂時尚化、娛樂知識化、娛樂社會化的思想組織節目的編排。這從節目每年邀請的名人數量多少可見一斑。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有249位明星參加《快本》的節目錄制，2015年登上《快本》舞臺的明星有272位，2016年受邀的嘉賓則有246位。
“從最初的晚會式綜藝，到以普通觀眾為主角的‘全民娛樂’，再由‘明星秀’加游戲的套路到集文藝表演、訪談、競技挑戰于一身的綜藝，一步步將觀眾引領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視聽空間。”xx網作出的評價可謂十分貼切。《快本》的運作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得觀眾的喜愛，20年的實踐錘煉鑄就了堅實的群眾基礎。除在2009年獲得中國世界紀錄協會認定的中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綜藝娛樂節目獎外，《快本》還曾榮膺中國電視金鷹獎綜合性文藝節目獎、星光大典年度最受歡迎綜藝節目獎、亞洲電視大獎最佳綜藝節目獎等國內多個大獎，成為行業翹楚。
一直以來，電視娛樂節目不斷探索新的制作模式和展播方式，而從室內游戲到室外拓展，從明星到“星二代”，湖南衛視在2013年推出的《爸爸去哪兒》可謂是這種模式的先行者，一時間賺得盆滿缽滿，贏得無數的鮮花和掌聲。隨后，浙江衛視的《人生第一次》《我不是明星》，央視的《正大綜藝·寶寶來啦》，深圳衛視的《飯沒了秀》，陜西衛視的《好爸爸 壞爸爸》等全國各電視臺幾乎都制作了類似的節目，完全充當了追隨者的角色，爭相來搶占這一新的價值高地。然而長期浸淫在模仿、抄襲下的娛樂環境中，不免讓大眾心生厭煩，逐漸對此類節目喪失了好奇與好感，乃至排斥這種只是單純改頭換面的同質傳播方式。
二、電視娛樂節目的同化隱憂
我國的電視娛樂節目雖然一度受到“限娛令”的影響，但改頭換面后依然是“換湯不換藥”，抑或使出渾身解數玩起了“擦邊球”。在娛樂至上的年代，為賺取觀眾的眼球，獲得電視收視率、網絡點擊率，乃至登上“熱搜榜”，成為“熱評詞”等，綜藝節目不斷擴大娛樂功能和感官刺激，社會教育功能、娛樂審美功能、文化傳播功能等卻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鐵盧。娛樂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沖突，以及對傳統倫理道德底線的挑戰一時間讓它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尤其在《爸爸去哪兒4》推出了一對新“父女組合”董力與阿拉蕾后，進一步將電視娛樂節目的道德底線問題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并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幼童保護”“兒童性教育”等問題的激烈討論，乃至驚動了公安部，其官方微博也轉發了媒體對節目的質疑。由“父女”到“CP”(couple 的縮寫)，由“舔屏”到“批駁”，由“賣點”到“槽點”，輿情如此迅速調轉方向，與節目不恰當的傳達方式分不開，更進一步凸顯民眾基本素質的提高和對娛樂節目功能的合理審視。
電視媒體作為傳承文化的重要工具，其綜藝類節目不論在節目制作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均比較靈活，或者說比新聞類、軍事類、法治類節目更加開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粗制濫造、抄襲模仿現象泛濫提供了溫床。然而，越是大熱、越是受歡迎的節目就越應該懂得珍惜眼前的受眾，繼而才有可能進一步培養出更多的新晉追隨者和不離不棄的支持者，而不是貪圖一時之利，肆意地消費觀眾的娛樂心理和無視觀眾最基本的道德訴求。優秀的娛樂節目應該以輕松幽默而又多元的表現手法，通過影響社會風氣、引領社會價值導向的方式，對人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產生積極的影響。然而，隨著電視技術的逐步發展以及人們對娛樂的不斷追求，電視娛樂節目“同化”“媚俗化”的現象日益突出，一味地模仿、抄襲、克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帶來的是人們對娛樂節目的文化品位和社會責任產生的懷疑與思索，莫讓“娛樂”變“愚樂”成為當下最強烈的呼聲。
目前，國內學術界和相關行業對綜藝節目的研究都比較活躍，也已經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針對性的書刊爭相問世，發表于各類雜志、學術網站的關于綜藝節目的論文數量可觀。它們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國電視娛樂節目“號脈問診”，并對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提出了多個可行性的，或者具有一定參考性的意見和建議。
國內知名上對電視娛樂節目的分析中代表性的論文有：《論娛樂類電視節目“寓教于樂”的功能與作用》指出“寓教于樂是將文藝與娛樂融為一體，這是今后電視娛樂節目的發展走向”;《“走出去”與“請進來”：中國內地電視節目模式引進現象研究》分析了國內電視娛樂節目大多為向外國同類節目的學習，即“引進來”，但不應一味地模仿，也要學會自立與創新，打造真正屬于本國的品牌，才有可能成為“走出去”的資本;《關于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現象的研究》則以最為火熱的《奔跑吧兄弟》為例，對電視節目“為娛樂而娛樂”的泛化現象作出思考，并表達出該現象對整個電視娛樂環境可能導致的不良后果的一些擔憂。
國外學術界對電視娛樂節目的研究，更多以媒介為切入點，探討媒介科學或技術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美國傳播學者梅羅維茨則從個人隱私角度闡述交往規則下的倫理概念，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表明“作為印刷媒介的報紙新聞，只是用文字傳播信息，供讀者‘閱讀’，而電視媒介則是在傳播信息的同時，把人物的神態、表情，直觀的情感和具體的場景都清晰地呈現了出來，供所有的人‘觀看’”。因此，梅羅維茨認為，印刷媒介具有“前區”傾向，電子媒介具有“后區”傾向。言外之意就是，電視天生具有一種展現人們在后臺的隱私行為的特點。
三、電視娛樂節目的出路探究
分析當前電視娛樂文化的發展現狀，正視存在的觸及道德底線的問題，既有道德滑坡的現實基礎，又是我國電視娛樂節目尋找新出路的迫切要求。從經濟學商品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環節入手，對娛樂節目制作者、國家廣電總局監督者、娛樂文化消費者等方面加以探討，試圖找出一條電視傳媒娛樂轉型和重塑道德建設之路，這對我國娛樂文化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從業者的自我反思
在傳媒市場化的背景下，媒體往往重利輕義，沒有恰當處理公眾的知情權和隱私權之間的矛盾。泛娛樂環境下出現的“井噴式”娛樂節目，為收視率而特意進行的炒作、宣傳，不僅對成年人，而且與青少年樹立健康的倫理觀、價值觀的教育理念也是背道而馳的。正如一位媒介倫理學家認為的那樣，倫理討論的中心議題有兩點：第一，“我”負有什么責任，對誰負有責任?第二，“我”承擔的責任反映了什么價值觀?這無疑喊出了“媒介要進行自我反思”的口號。事實也證明，用這種不斷打破道德底線的方式來吸引陷入狂歡中的人們的注意，最終會不可避免地在大眾的無意識狂歡下進入一種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之中。很多娛樂節目盡管紅極一時，但最終也是曇花一現。
(二)媒介法制建設
不管是直接的商業交易，還是電視娛樂節目的明爭暗斗，往往受到利益的驅使，根治這種現象還需強有力的法制建設。在健全機制的同時加強監管，從而為電視娛樂節目的健康發展提供一片凈土，營造和諧發展、良性競爭的氛圍。廣電總局在電視娛樂節目的規制方面下發了不少的“令”，如“限娛令”“限歌令”等。但從現狀來看，其似乎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一方面，其缺乏實質性、持久性的舉動;另一方面，它忽略了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法制的建設要內外配合，才有可能讓違規行為無所遁形。用法律制度構建一條“他律”防線，用理想信念喚起個體的“自律”意識，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使娛樂回歸最本真的價值。
(三)受眾的媒介素質教育
電視娛樂節目的文化屬性和社會責任，不僅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價值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而且對國民基本素養的提升，尤其是青少年兒童價值觀的培養具有不容小覷的作用。人類對自身以外的事物擁有強烈的好奇心，都有窺探他人隱私的欲望。而娛樂節目正是抓住了廣大受眾的這一心理，投其所好，在鏡頭下極盡窺探之能事。不管是名人還是普通人，不管這些隱私是有價值的還是無趣的，都會被主持人極力地挖掘。在節目的“消費”環節中，觀眾則是自身接觸何種性質文化的“把關人”，要有所選擇和甄別，不讓盲聽、盲看助長了低劣節目的傳播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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