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晏子春秋》看晏子的國家財富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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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晏子春秋》看晏子的國家財富觀論文

　　摘要：國家財富觀是晏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財富的獲取方面，他反對過分聚斂，提出“取下節”思想，主張適度使用人力資源，合理適時開發自然資源，反對通過戰爭掠奪財富。在用財理念上，反對奢侈，注重節儉；尊重民意，提倡財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國事大小、利益輕重作為對用財目標、重點進行選擇的依據。其分配理念從“幅利論”思想出發，反對藏財，提出了“權有無，均貧富”的思想理念和國家財富分配原則，國家財富分配應向下層民眾傾斜，特別強調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從本質上講，其國家財富觀是道德倫理型財富觀，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本階級與時代局限，在人道主義和民本哲學思想指導下，表現出對弱者生存權利的關注和對強者權利意志的約束，具有一定的科學色彩。

從《晏子春秋》看晏子的國家財富觀論文

　　關鍵詞：晏子；《晏子春秋》；國家財富觀

　　財富觀是先秦經濟、文化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在先秦諸子的相關著述、言論中有鮮明表達與體現。在當時的條件下，財富的占有主要集中于國家與個人手中，因此先秦諸子也相應地形成了國家與個人財富觀。其中，春秋時，齊國杰出的政治家晏子的國家與個人財富觀是很值得關注的。就目前研究現狀而言，學界對晏子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其生平考證、政治思想等的論述，而對其財富觀尤其是國家財富觀關注較少�；诖耍疚脑噲D就其國家財富觀略作探討。

　　晏子( ?-前500 年)，名嬰，謚平仲，萊州夷維(今山東高密縣) 人，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君，前后從政五十余年，“三世顯名于諸侯”［1］，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歷史人物。作為齊國的執政大臣，他從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出發，在處理齊國的政治、經濟問題時，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國家財富觀。由于其言論主要保存于《晏子春秋》，基于此，本文著重以這一典籍作為文本對象分析其國家財富觀。

　　一、國家財富的獲取理念.

　　一般認為國家財富是指一國所擁有的生產資產、自然資產、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的總和。［2］這是一個現代學術概念。就春秋時期而言，國家財富應當是一個國家所擁有、支配的物質財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的總和。它是維護一個國家存在與發展，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必要基礎與因素。如何去獲取財富對國家而言，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春秋時期，國家財富的獲取主要依靠田賦、關市之征以及鹽鐵國家專賣等。此時，諸侯國為了爭霸或維護統治者的經濟利益，紛紛加重對農工商階層的剝削。這在齊國有充分反映�！蹲髠鳌ふ压辍份d：“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保�3］《昭公二十年》載：“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征斂無度�！保�4］可見當時齊國對田賦、關市等的賦斂、剝削是很嚴重的。

　　對此，晏子非常反對，認為“重斂于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本文所用版本為盧守助《晏子春秋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凡此書引文，以下只標篇名），“藉斂殫百姓”（《內篇問上》），會導致百姓過度貧窮，加重公室與百姓間的階級矛盾，致使“怨聚于百姓”（《內篇諫下》）。認識到這點后，晏子提出了自己的國家財富獲取觀。他在回答齊景公“賢君之治國若何”的問題時，認為賢君治國表現在四個方面：“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內篇問上》）。在此，他提出了“取下節”的國家財富獲取觀。另外，他所說的“茍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同上）、“儉于藉斂”（同上）、“節取于民”（同上），表達的意思差不多�！叭∠鹿潯崩碚摼哂兄匾饬x。在晏子以前，人們對國家應采取何種方式獲取財富已有一定的認識。《國語·周語中》載：“王(按：指周襄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按：指富辰）曰：‘尊貴，明賢，庸勛，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保�5］《楚語下》載斗且之語曰：“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妨民之財用�！� ［6］這些言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

　　國家財富獲取方式的思考，但缺乏理論認識的高度和深度。而晏子則針對春秋中后期賦稅日趨嚴重的趨勢，較早提出“取下節”思想，并把它作為與“任賢”、“愛民”等春秋時所公認的治國理念相提并論，對于后世主張薄稅、反對重斂思想的形成有理論先導作用。

　　春秋時期，以庶民為主體的勞動人民還必須為國君、國事無償服勞役、力役。作為人力資源，他們的勞動及勞動創造的財富，也是構成國家財富的來源�！霸谏a力不發達的條件下，財富的創造只能依靠體力的支出，財富的尺度也只能是勞動的時間。”［7］因此，為獲取更多的國家財富，滿足國君或統治集團的欲望，統治階級往往極力加強對勞動人民的役使與剝削。對此，晏子認為毫無節制的役使會讓百姓陷入了“盡力不能周役”（《內篇諫上》）的境況之中，“民之力弊矣”（《內篇雜下》）,讓民眾疲憊不堪，耽誤農時，造成“下之疾其上甚矣”（同上）的矛盾狀態，引發社會斗爭。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在通過勞役獲取國家財富時，應堅持以下的基本原則：“不從欲以勞民”（《內篇問上》），不能“奪民農時”（《內篇諫下》），“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內篇問上》），“使令不勞力”（《內篇諫上》）。也就是說，不能因個人私欲以役使百姓，過度使用人力資源，縱使是為國家所需的勞役，也要堅持適度原則，不能與農時相違，妨礙糧食生產，不能超過規定的時限，過度壓榨其勞動力�？梢哉f他的主張是比較適中辯證的。

　　勞動固然創造財富，但一些產自于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因自身的使用價值，也被視作財富�！秶Z·周語上》云：“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保�8］《楚語下》云：“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保�9］這些資料就說明了上述觀點。為了增加國家財富，自西周以來，國家都派官員守護管理山林川澤，視其中的自然資源為國家之寶，開發利用，謀取專利，形成了國家特權財富收入。當時的齊國的主要措施是“官山�！�,即礦產、水產等由國家經營，實行鹽鐵國家專賣。但過度的開采必然會破會自然生長規律，引起資源的枯竭或無法再生。晏子在繼承齊國早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茍”［10］思想的基礎上，認為“大宮室，多斬伐，以逼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逼川澤”（《內篇問上》），必然會導致“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同上），即會引起老百姓與神靈的怨恨，山川會收回自己的財富。國家應當“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逼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逼川澤”（同上），這樣才能夠“山川納祿”（同上），即山川獻出財富。這種觀點實際上涉及到了現代財富理念中的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與增加國家財富之間的關系問題，反映了晏子對二者關系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個比較理性的水平。這在先秦時期是非常難得的。另外，晏子還反對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專利，提出了“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同上）的主張，認為山林池澤應向百姓開放，不獨占財富，這樣能夠達到“民親”的政治效果。デ镎焦時期，戰爭頻繁，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侵占別國的土地、財產，獲取財富。為了維護國家的政治利益，晏子反對“以兵降城，以眾圖財”（《內篇諫下》）財富獲取方式，提倡“不侵大國之地，不秏小國之民”（《內篇問上》），“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內篇問下》），“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眾彊兼人之地”（同上）。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使“諸侯皆欲其尊”（《內篇問上》），“外歸其義”（《內篇問下》），使本國“長保威彊”（同上），也就是說能夠為諸侯國所尊，樹立國家的政治道義，長期保持國家的強大。可以說，這一觀點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反映了晏子國家財富追求應服從于國家政治利益的經濟思想。

　　二、國家用財理念.

　　所謂國家用財理念，是指國家基于當時的政治、經濟境況與形勢，在使用、消費國家財富時，所應遵循、堅持的基本原則與指導思想。在先秦時期，不少思想家對這個問題有一定的認識。其中晏子是比較值得注意的。他身為國相，執掌國政，對齊國的經濟形勢、財政收入等問題自然了解得比較全面，在處理國家經濟問題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用財理念。

　　第一，反對奢侈，注重節儉。在自然經濟時代，國家財富的生產與創造畢竟是有限度的。在財富供給量為既定的條件下，以國君為代表

　　統治階級的消費水平過高的話，必然會引起國家財富分配鏈中的失衡，使另外一方財富占有不足，必然會引發社會經濟、政治矛盾。對此，晏子有較深的感悟與體認：“厚身養，薄視民，……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保ā秲绕獑柹稀罚�

　　“消費有示范效應，而示范效應是社會性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同消費行為有密切聯系�！保�11］由于諸侯是國家的代表，其消費自然也就不是純粹的個人消費，而是國家消費的反映，必然會對整個社會消費產生導向作用。而“奢侈性消費是不合理的消費行為中的一種，它同樣會對社會風氣產生消極影響�！保ㄍ希┛梢哉f，晏子很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圣人所難也。” （《內篇諫下》）“（景公）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茍美樂之，國必眾為之。”（《內篇諫上》應當說，在春秋時期，晏子是最早認識到以國君為代表的國家消費與社會風氣關系的第一人。

　　在上述認識下，晏子認為國家財富的消費必須以節儉作為基本原則，并把它作為賢君治國四大策略之一：“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內篇問上》）�？梢�，晏子是把節儉上升到一個治國理念角度進行認識的。所以他積極提倡國君向古代圣王學習，節制日常生活消費。“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同上）“為君節養其余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內篇問上》）國君應通過自身的“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的節度消費，“示民知節”（《內篇諫下》），積極發揮社會示范效應，來引導社會風氣。

　　第二，尊重民意，財以利民。晏子是民本主義思想的提倡者，看重“民”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內篇問上》）。即謀劃事情時考慮符合道義就一定能夠有所得，做事情在注重民意的基礎上必然能夠成功。在這種政治觀點之下，國家財富的使用、消費等作為國家政治、經濟大事，必然也要聽取、注重民意。為此，他提出“用財之費順于民”（《內篇諫下》），即國家財富的使用、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要順應民意的先見卓識。從實質意義上，國家財富的使用、消費與分配等，不是個體性行為，而是國家、社會性行為。既然如此，國家財富的消費決策不能僅僅取決于統治階級，應當有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參與，才能顯示出它所具有的社會性。應當說，這是一個富有現代國家財富理念的問題。關于此點，晏子已表現出一定的認識。

　　在民本思想基礎上，晏子還認為國家財富的使用要給下層人民帶來利益：“利多則民歡�！保ā秲绕獑柹稀罚懊骶貏照渲危允吕瘛！保ā秲绕G下》）“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內篇問上》）認為人對利益、財富都有天然的追求欲望，利益多就會高興。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若要在政治上治理好國家，獲得天下認可，就必須采取包括運用國家財富以利民的策略。顯然晏子的財以利民觀念是從維護齊國公室統治的角度進行思考的。

　　第三，注重功效，以國事大小、利益輕重作為對用財目標、重點進行選擇的依據�！秲绕G下》“景公為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條記載了一位魯國工匠為齊景公制作衣服鞋子，花費很大，但非常不實用。晏子認為其罪有三，其中一條是“用財無功，以怨百姓”。意即耗費了很多錢財，結果沒有功效，招致百姓怨恨。又，同篇“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條載，晏子批評景公修建路寢臺，景公檢討自我“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實際上也是晏子思想的反映。國家財富的使用有其目的，必須有實際功效，否則就是變相地浪費國家財富，引發社會矛盾。上述兩則資料就說明了晏子的這種認識。

　　國家財力畢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條件下，進行財政支出，以服務于國家與民眾，謀取利益，是富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對此，晏子提出了創見：“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按：當作“羨榮”），民有如（按：當作“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保ā秲绕獑柹稀罚┮饧春饬渴虑榈拇笮�，權衡利益的輕重，使國家增加榮譽，百姓增加利益，憑著這些來做事的，一定能夠成功

　　。這實際上反映了晏子在有限的國家財力之下，以國事大小、利益輕重作為標準與依據，有重點地選擇財政支出目標進行國家建設的思想理念。

　　三、分配理念.

　　《內篇雜下》載，慶封逃亡后，齊景公把他的食邑分給晏子，晏子不受。他說：“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痹诖耍套犹岢隽酥摹胺摗�，認為人都有追求財富的欲望，但過于滿足欲望必然會招來災禍。因此，需要對追求財富的行為加以限制，在端正道德的基礎上，使之處于正當適宜的范圍內。此論談的雖然是個人財富觀，但國家作為一個獲取、占有、使用、消費的社會主體，它同社會個體一樣，都具有對財富的追求欲望。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對待國家財富也必須持有“幅利”觀念。

　　在此觀念基礎上，晏子反對國家“藏財”，即反對國家過度集中財富，不進行社會再分配，提倡“府無藏，倉無粟�！敝匀绱耍凶约旱乃伎��！秲绕獑柹稀份d其論云：“府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內篇雜上》又載云：“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余不分，則民盜�！鄙鐣敻贿^度積累、集藏于以公室為主體形象的國家當中，必然意味著社會下層群體的過度貧窮。在強烈的貧富兩級反差、對比中，社會不安定因素必然產生，引發公室政權滅亡�？梢�，晏子是站在政權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藏財弊端的；也可以看出他主張國家財富再分配的積極態度。

　　國家掌握財富目的是什么，國家又該如何實現財富的再分配。對先秦時期而言，這是富有挑戰性的經濟問題。對此，晏子是進行回答的歷史第一人。他在回答景公“古之盛君，其行何如”的問題時說：“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保ā秲绕獑柹稀罚┛梢钥闯觯熬涫钦f國君身居君位，可以使政治清明，教化得以推行，不以權勢威迫天下人。這是就國君的政治作用而言。而后句則是從經濟角度指出國家掌握財富的功能與目的：不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嗜欲，而是為了平衡社會物質、財富占有的有無，使貧富平均。在此，晏子不僅首次提出了“權有無，均貧富”的思想理念和國家分配原則，而且從經濟角度回答了國家掌握財富的目的：調節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差距，使社會在經濟上達到一種和諧而非兩級貧富對立，實現在封建等級秩序下財富占有的相對公平，表達了當時人們對美好而理想的社會經濟財富分配平等狀態的訴求。有無，均貧富”理念指導下，晏子在國家財富的分配上，反對“厚藉斂不以反民”（《內篇諫下》），積極提倡向下層民眾傾斜，發揮國家在改善社會各階層經濟關系的調控作用，達到國家主導下的財富分配、占有的均衡，發揮、實現國家財富的社會價值和政治作用。他說：“節取于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內篇問上》）“為君節養其余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同上）“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同上）只有如此才能化解因貧富極度反差而產生的各種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富民，實現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維護社會安定。

　　在向下層民眾傾斜的國家財富分配中，晏子特別強調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表現出對弱者生存權利的關注。在民本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基礎上，他鼓勵統治階級去了解社會貧困情況，根據弱勢群體的具體情況及時進行貧困救助。《內篇問下》載：景公出游，詢問應當如何作為才能效法先王的巡游時，晏子說：“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辈⑴u他“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在這種情況下，齊景公“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鐘，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后歸也�！痹俾撓怠秲绕s上》所載：“景公游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Γ邢采�。晏子曰：‘圣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唬骸Z�！谑抢先跤叙B，鰥寡有室�！笨梢钥闯�，晏子具有明確的運用國家財富進行弱勢群體救助的理念與具體措施；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在相關部門運作下，國家財富應發

　　揮社會救助方面的功能與作用；在國家發生災難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應運用國家財富進行救災救荒，在正常條件下要了解弱勢群體情況進行救助；要了解救助對象的不同情況，進行個性化的國家經濟救助。

　　四、關于晏子國家財富觀的思考.

　　在晏嬰所處的時期，齊國以陳（田）氏為代表的私門同公室間的經濟、政治矛盾已比較尖銳。由于陳氏在經濟上采取了比較適中惠民的新經濟策略，因此政治上很得民心，大有取代姜齊政權之勢。對此晏子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薄褒R為田氏乎�！保ā秲绕獑栂隆罚┓从沉怂麑Ξ敃r政治局勢的敏銳把握。如何去挽救姜齊政權，成為他執政的主要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倡導、采用新的國家經濟策略，打破傳統的代表宗室、貴族利益的經濟剝削、占有方式，成為適應政治、時代的必然。他的國家財富觀就是這種必然的產物。

　　春秋時期，隨著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與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一種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個體與國家究竟該如何去追求與占有財富？問題的提出反映了先秦人對純粹經濟行為的倫理關懷與構建財富價值理念的時代思索。早在西周時代，芮良夫已表現出對此問題的思考：“夫王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裢鯇W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保�12］批評周厲王的專利是不義行為，透露出一定的倫理色彩。到了春秋時期，隨著“義”觀念的深入人心，人們便把相關的財富活動與它緊密結合起來，使此時期的財富觀帶有強烈的道德倫理色彩：“德、義，利之本也。”［13］“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保�14］其中，晏子是重要代表，認為“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15］，“義厚而利多”（《內篇問上》）。不過與春秋其他人物相比，由于身處執政之位，致力于政治、經濟問題的解決，因此其道德倫理財富觀更具體現實，更富有實踐性，而不是空洞的理論主張。他的國家財富獲取觀、用財觀、分配觀實際上多是這種道德倫理財富觀的具體化，實質上是用道德倫理的原則約束統治階級的占取和消費財富的行為，同時實現一種具有濃厚道德倫理和諧色彩的財富分配，達到社會的和諧而非矛盾斗爭。

　　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晏子維護公室統治，但是道德倫理不同于階級意志。從哲學層面上，“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16］，是對人的生存方式及社會關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追問，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超階級性。這使他的道德倫理（“義”）性國家財富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本階級與時代局限，在人道主義和民本哲學思想指導下，表現出對弱者生存權利的關注和對強者權利意志的約束（如反對過分聚斂與奢侈逐欲，主張減輕稅斂與節儉），“以避免由于滿足強者意志而犧牲弱者利益所出現的社會沖突和對抗狀況”［17］。這也使其國家財富觀更富有價值與意義。

　　晏子能在國家財富的獲取、使用、消費、分配等不同層域，表現出自己的思考與認識，這說明其國家財富觀已有一定的體系性。這在春秋時期是很難得的。特別是他的一些理念，諸如主張對自然資源合理適時開發，尊重民意，財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國事大小、利益輕重作為對用財目標、重點進行選擇的依據等，都具有一定的現代財富科學色彩，對當代國家財富思想的構建有一定的借鑒意義。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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