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構造和文字類型的論文

時間：2023-04-27 09:13:33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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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構造和文字類型的論文

　　1.“字”的構造和“詞”的構造

“字”的構造和文字類型的論文

　　字的構造和詞的構造性質完全不同。語言單位的構造可以分為原理上的創(chuàng)造方法和空間上的結構方式。正確認識它們,對語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應用非常有意義。

　　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包括象形、會意、形聲、指事、假借、簡化、隨意等。詞的創(chuàng)造方法包括模擬聲音、語素比擬、隨意等方法。葛本儀對漢語詞的造詞法和構詞法進行嚴格的邏輯區(qū)分［4］，具有普通語言學價值。

　　字的結構是單純的形體上的問題，分為部件和筆畫等下屬層次單位。字的結構方式是在平面上展開，包括左右、上下、內外等方式。詞的結構是聲音和意義結合形成符號實體的問題，分為語素組、語素等下屬層次單位。雖然對于表示詞或者語素的字在形體上可能與意義有關系，但是詞或者語素的意義絕對不是由字的一定形體部分的“意義”構成的。詞的結構方式是在線條順序上展開，包括主謂、述賓、定中、狀中、中補、聯(lián)合等方式。

　　下面拿漢語“貓”作為例子來分析。

　　從詞的角度來看，造詞法是模擬詞義對象的聲音擬聲法，構詞法是一個單純語素充當?shù)膯渭兎�。從字的角度來看，造字法是跟一個詞義特征和詞的相似聲音取得聯(lián)系的形聲法，構字法是義旁和音旁左右結構的復合法。構成的“貓”的兩個部件又可以進行筆畫分解，筆畫的結構又分為分離、接近、交叉3種方式。

　　下面再舉例說明字和詞在結構關系等方面的不同。一個詞可能用一個字記錄，例如英語的“ｉ”，漢語的“我”；也可能用多個字記錄，例如英語的“we”，漢語的“我們”。但是正常情況下很難讓一個字記錄幾個詞，除非用速記符號的形式。詞有一個語素充當?shù)膯渭冊~，例如英語的“write”,漢語的“寫”；也有幾個語素構成的復合詞，例如英語的“writer”,漢語的“作者”。同樣字有一個部件充當?shù)膯渭冏�，例如英語的“e”,漢語的“人”；也有幾個部件構成的復合字，例如漢語的“從”。英語的字沒有部件，不要奇怪，因為英語的字總數(shù)很少，通過簡單的筆畫就可以區(qū)分，當然沒有必要通過部件這個中間層次進行編碼。這正如，一個比較小的大學直接分系，沒有必要形成中間層次的學院。

　　但是，在這樣一些看起來像常識的道理上，不少人仍然出現(xiàn)認識錯誤。林語堂說：研究漢字形體構造與研究西方語法形態(tài)有相同的地方［5］。但是，如果把這種比喻性的相似關系當做性質相同的關系就會發(fā)生錯誤�？墒�，潘文國還把這個說法當做證據(jù)，說中國語言學落后，就是沒有注意這種概念混淆的傳統(tǒng)觀點［7］。

　　徐通鏘把漢字中的形聲字內部的形旁和聲旁這樣的部件，當做詞中的詞根和詞綴這樣的語素。他說：“‘聲’與‘形’所表示的兩種意義，好像一縱一橫的兩個軸，交叉點就是某個字的意義”。他認為“淺”是形旁“水”和聲旁“戔(小)”的意義交叉的結果，“盞”是形旁“皿”和聲旁“戔(小)”的意義交叉的結果，等等［10］［p.105］。

　　如果當初用來代表“qiǎn”這個概念的音節(jié)是另外的聲音呢？如果當初創(chuàng)造書寫“qiǎn”這個單純詞的字，用的形旁不是“水”，而是“土”、“灰”、“谷”等等呢？難道“淺”的概念跟現(xiàn)在的聲音和形體有必然的聯(lián)系？這不是違背了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原則嗎？

　　這是嚴重混淆文字和語言，混淆字的構造和詞的構造的表現(xiàn)。這跟蔡勇飛提出“單字詞的構詞法”［2］［p.105］是一樣的錯誤。

　　我們應該承認，創(chuàng)造形聲字的人肯定是在分析了語言單位的聲音和意義以后，選擇一個切入點進行字的形體設計的。但是，這只是許多設計方案中的一個，所以古代異體字多。我們由于無法直接認識古代漢語的意義，所以通過字的結構分析找到語義分析的線索，但是不能把這種線索跟語言意義本身等同起來。因為特定語言單位的意義只有一個，但是為它設計字的線索有很多。趙元任說：“有些字的來歷可以幫助咱們記憶”，不過，字記錄的詞或者語素“的實際意義本身還得要學習�！保�13］

　　更加嚴重的問題是：在沒有這些形聲字或者沒有漢字以前的漢語怎么分析？如果“字”是漢語的基本單位，那么沒有文字的原始漢語，就沒有基本單位？同樣，現(xiàn)在還沒有文字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又怎么進行這種“字”的分析？如果漢語像越南語言一樣把漢字改革成拉丁文字，那么“qiǎn”怎么進行這種分析？

　　即使字的形旁和聲旁的關系，跟詞的詞根和詞綴的關系一樣，也不能從這種結構分析去直接分析語義。從字來看，“形旁只是表示某個語義類別，不跟語言中的具體詞語相聯(lián)系”。［3］［p.261］聲旁也是一樣。有的形旁和聲旁甚至跟具體詞語的意義是背道而馳的。例如，“碗”、“橋”的形旁是“石”、“木”，可是，“石”、“木”即使當時有道理，但是跟現(xiàn)代漢語中這兩個詞的意義已經(jīng)沒有多少聯(lián)系了。

　　同樣，從詞來看，也是這個道理。詞根和詞綴這樣的語素在詞中的語義關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詞的意義，但是不等于詞的完整的真正意義。例如，“國家”不是“正確處理國家和家庭的關系”中的“國”和“家”加起來的意義，“打手”不是“他打了一下我的手”中“打”和“手”加起來的意義。如果說詞組中的詞和詞的語義是加法關系，那么詞中的語素和語素的關系是乘法關系。

　　明白了字和詞的不同結構性質，我們就不會簡單地拿學習3500個漢字跟學習幾萬個英語單詞進行沒有邏輯共性的比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正確區(qū)分不同文字類型的可靠依據(jù)。

　　2.“字”和文字類型

　　文字類型應該根據(jù)字記錄口語單位的主體功能確定。

　　裘錫圭認為文字體系的類型由字符(構字符號)來決定，并且把字符分為“音符”、“義符”、“記號”3種。［8］這好像只是把構詞單位語素分為實語素和虛語素，并沒有給詞本身分類。

　　“既然文字用來表達言語，所以書寫符號的圖形就應該根據(jù)它們表達言語的不同單位來分成各種類型。”［12］［p.31］古老的文字一般用一個字記錄一個詞，后來在語言經(jīng)濟原則的作用下，這些詞被當作詞的結構單位，成為更多的復合詞中的語素，就出現(xiàn)了一個字記錄一個語素的局面，自然就出現(xiàn)了幾個字記錄一個詞的現(xiàn)象。雖然詞、語素比較容易識別，但是數(shù)量太多。于是，人們用一個字直接記錄語音單位音節(jié)或者音素。這樣只需要少量的字。如果這種語言的音節(jié)數(shù)量少，例如日語大約100個，音節(jié)字不再分解。否則，像朝鮮的音節(jié)字比較多，就進一步在里面用不同筆畫代替音節(jié)中的不同音素。這種音素化的音節(jié)字，不能叫做音素字，因為表示音素的筆畫不是自由的形體。同樣道理，阿拉伯文字是突出輔音的音素化音節(jié)文字，元音不在字上面體現(xiàn)出來，或者用附加部件在字上體現(xiàn)出來。［15］［p.216］因此我們可以根據(jù)字記錄語言單位的主體狀況，把文字分成2種大類型，4種小類型：

　　表意文字(1)詞文字：古代漢字(2)語素文字：現(xiàn)代漢字表音文字（3）音節(jié)文字：整體音節(jié)文字：日語的假名音素化音節(jié)文字：朝鮮的諺文輔音突出的音素化音節(jié)文字：阿拉伯文字(4)音素文字：英語等許多語言的文字。把文字分成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不是說有的文字只能表達口語的意義，有的文字只能表達口語的聲音。只是從單字的直接功能出發(fā)，看它是跟有意義的語言實體單位，還是跟沒有意義的語音形式單位直接聯(lián)系。

　　為了避免理解的分歧，我們也可以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別叫做“語符文字”和“語音文字”�！罢Z符文字”中的字直接對應形式和內容結合的口頭語言的符號單位，包括詞、語素�！罢Z音文字”中的字直接對應口頭語言的形式單位包括音節(jié)、音素。漢字不是“音節(jié)文字”。

　　每個漢字記錄的語言單位在聲音形式上一般是一個音節(jié)，所以有人把漢字叫做“語素－音節(jié)文字”。這種名稱實際上是把字跟語素的關系和字跟音節(jié)的關系錯誤地等同起來。

　　在漢語中字跟語素基本上是一個對應一個的關系，所以漢字是語素文字。但是，字跟音節(jié)的關系一般是多個對應一個的關系，例如“yí”音節(jié)就對應“咦、儀(式)、移(動)、姨(媽)、遺(失)、疑(問)、彝(族)、(適)宜、貽(笑大方)……”這么多的字。但是，如果漢字像日語的音節(jié)文字假名一樣記錄一個抽象的音節(jié)，只需要一個字�，F(xiàn)代漢語有大約1300個音節(jié)，如果采用音節(jié)文字只需要大約1300個字。可是現(xiàn)代漢語通用的字就有7000個，字和音節(jié)的數(shù)量是1比5。可見，漢語的字記錄的是具體詞語中的“具體音節(jié)，而不是從漢語中抽象出來的音節(jié)”［9］。所以“它是記錄單音節(jié)的詞和語素以及音節(jié)的文字”［14］中的“以及音節(jié)”應該去掉。

　　善于類推的人也許會不滿意地說：漢字也不是跟語素一一對應的啊，例如“開花”和“花錢”中的“花”。是的，但是這種情況相對來說，非常少，而且如果有人帶頭，完全可以用“扌＋化”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字來記錄“花錢”的“花”，即使兩個“花”的語音本來就相同。

　　3.文字類型和字數(shù)、偏旁、字組

　　字的總數(shù)量跟特定語言單位需要的字數(shù)構成反比例關系。

　　“在書法家那里，一個漢字就是一個造型單位……但是拼音文字的數(shù)量，無論哪個民族都不能與漢字相比擬，它們至多也不過數(shù)十個，造型單位太有限了�！保�6］這是“外行人”說了內行話。

　　為什么字母的數(shù)量比漢語的字的數(shù)量要少？因為字母是表音文字中的字，字母直接對應的是語音單位。漢字是表意文字，字直接對應的是有意義的語素，有的是單音節(jié)的詞。語音單位中的音節(jié)、音素自然比語言單位中的詞、語素在數(shù)量上少。

　　不過，事物總是辨證統(tǒng)一的。在用表意漢字記錄的漢語中，字的總數(shù)多，但是記錄一個詞需要的字卻少，平均只要2個左右。例如：“人”、“國家”、“現(xiàn)代化”。相反，英語的“字”(字母)的總數(shù)只有26個，但是記錄一個詞需要的字，平均需要6個左右。例如：“a”、“do”、“get”、“note”、“study”、“deadly”、“inverse”、“national”、“beautiful”、“naturalize”、“originality”、“unfrequented”、“rearrangement”、“unexceptionable”、“impressionability”。

　　這種反比例關系，如同數(shù)學上的十進制跟二進制的關系。十進制雖然有“0、1、2、3、4、5、6、7、8、9”十個符號形式單位，但是表示“☆☆☆☆☆”這個數(shù)目只要1位數(shù)字“5”。然而，二進制雖然只要“0、1”兩個符號形式單位，但是這個數(shù)目需要3位數(shù)字“101”。這是系統(tǒng)自我平衡的需要。古代漢語的音節(jié)數(shù)量多，所以單音節(jié)的詞多；現(xiàn)代漢語音節(jié)數(shù)量少，所以多音節(jié)的詞多。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部件和字組在不同文字類型中有不同的表現(xiàn)。

　　什么文字需要用部件對字進行內部結構再編碼？如果一種文字的總的數(shù)量超過一定數(shù)量，例如超過100個，人們就會想辦法對字進行內部再結構，使相對無限變成相對有限，使相對混亂變成相對有規(guī)律。

　　例如，詞文字、語素文字因為直接與成千上萬的詞或者語素發(fā)生聯(lián)系，因此字數(shù)量必然成千上萬。因此，包括詞文字和語素文字的表意文字必然會有部件。這些部件根據(jù)詞或者語素的聲音和意義的全部或者局部進行形體上的設計，但是不是等同它們的聲音和意義。表意文字中的部件，因此可以分為“義旁”、“音旁”。有人把“義旁”、“音旁”分別叫做“義符”、“音符”［8］。有的部件因為在設計、演變和改革中沒有或者失去這種明顯的聲音和意義聯(lián)系，就只能叫做“記號”，例如“趙”里面的“×”。

　　造字方法中的“象形字”是由一個“義旁”構成，“會意字”是由幾個“義旁”構成，“形聲字”是由“義旁”和“音旁”構成，“指事字”是由“義旁”和“記號”構成，“假借字”是由一個轉變功能的“音旁”構成。

　　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不會出現(xiàn)部件。因為一種語言經(jīng)過音位歸納的音素是非常有限的，不過幾十個。因此音素文字往往只有幾十個字，用簡單的幾種筆畫就可以設計這些字的形體，不需要再分解成部件層次。

　　但是，表音文字中的音節(jié)文字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有的語言音節(jié)數(shù)量不多，例如日語只有大約100個，所以日語設計的音節(jié)文字，每個字代表一個音節(jié)，不需要把這個音節(jié)再區(qū)分部件。然而，朝鮮語言的音節(jié)有幾千個，作為音節(jié)文字的朝鮮文字，必然會有幾千個對應音節(jié)的字。幾千個字，如果不再分解，記憶起來相當困難。所以，它在內部又根據(jù)構成音節(jié)的音素的不同分別用不同部件代表。如果朝鮮文字不是局限在傳統(tǒng)文字漢字的音節(jié)方塊的影響中，那么可以把這些表示音素的部件直接變成獨立的字，就變成更加方便的音素文字。表音文字的部件必然是單純的“音旁”。

　　4.字和文字類型的錯誤認識

　　如果把字和詞的關系等同起來，就會誤解或者顛倒書面語和口語的關系。例如安子介為了保持漢字的外表不變化，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統(tǒng)一聲旁的讀音”［1］試圖改良那些不合理的形聲字記錄的語素的聲音。他說用“非”做聲旁的字有17個，如果這17個字統(tǒng)一讀“非”就很方便。他用“非”的聲音讀了“悲哀、悲傷、悲痛、悲涼……可悲……”一共28個詞，沒有出現(xiàn)一個跟“非常、非凡……除非……”等詞同音的現(xiàn)象�？墒�，誰能夠說和聽“非哀、非傷、非痛、非涼……可非……”這樣的詞呢？文字可以改革，語言卻不能這樣大面積改革。這個起碼的語言規(guī)律是不能違背的。

　　但是，即使文字可以全面改革，對于文字歷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因為不容易就否定文字改革的普遍性規(guī)律也是不對的。

　　徐通鏘完全放棄原來的《語言學綱要》對文字的功能分類，只是從來源上把文字分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10］。這就好像把中國人不分工人、農民、解放軍等，只是分本地人和外國人。但是，有些地方又提到文字的功能類型，例如“漢字是表意文字體系，與印歐語的表音文字體系不同”。

　　徐通鏘因為“不少語言文字學家為實現(xiàn)漢字的拼音化付出了畢生的精力”,而沒有最后使?jié)h字被漢語拼音徹底代替，所以提出語言結構特點制約文字發(fā)展方向的理論，證明“漢字難以實現(xiàn)拼音化的改革”。［10］［p.386，382，385］僅僅100年時間，在漢語拼音已經(jīng)得到廣泛應用的情況下，就給文字改革這樣一項需要長時期才能完成的工作下這樣的結論，顯得太性急太武斷了。

　　胡明揚不僅明確從文字的功能分類的角度，把文字分為詞語文字、語素文字、音節(jié)文字、音素文字，而且批評了漢字是一種“語素·音節(jié)文字”［11］［p.163］的不準確的說法,認為“語言的特點制約文字的特點”“缺乏證據(jù)”。“同一語言可以采用不同的書寫符號系統(tǒng)”，對于“擁有豐富的歷史文獻的文字進行改革，特別是進行文字類型轉變的改革，必須非常慎重”,才能避免遭到多數(shù)人的反對。［3］［p.247，251，266］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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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蔡勇飛．漢字的構形法和構詞法［ｊ］．成都：走向未來，1987，(4)．

　　［3］胡明揚主編．語言學概論［ｍ］．北京：語文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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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潘文國．試論“中國語言學的落后”［ａ］．語文論叢7［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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