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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學生資助工作的正面標簽化論文
摘要：在高校學生資助工作中，貧困生“被標簽化”帶來的不良效應，是長期困擾資助部門的難題，也是社會各界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文章首先回顧了貧困生標簽化的產生，以及一些高校“去標簽化”的工作，然后將標簽理論視為一種中性理論，即將“標簽”作為一種可操作的工具，通過“正面標簽化”的方法，發揮“標簽”的正面積極效應，促進學生健康、全面的發展。最后提出了一些具體工作的建議。
關鍵詞：貧困生；去標簽化；正面標簽化；學生資助工作
一、標簽理論概述
標簽理論是以社會學家萊默特和貝克爾的理論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學理論，最早應用于青少年的越軌行為研究。這種理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越軌”，但只有被貼上“標簽”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走上“越軌生涯”。一個人被貼上“標簽”，是與周圍環境中的社會成員對他及其行為的定義過程密切相關的。雖然人們的行為是一樣的，但其中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被貼上“越軌者”標簽。而一個人是否被貼上這種標簽，不僅取決于他的行為，還取決于他所處的社會階層、政治態度、居住的社區、民族、膚色等。
社會學者認為，當下社會“標簽化”盛行，已經被放大到一種無孔不入的地步，以致產生對一些“標簽”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嚴重的偏見和排斥，農民工群體的“泛標簽化”，“白領”注定都小資、“富豪”注定為富不仁、“90后”注定失去責任感，等等，都似乎成為社會公眾和媒體的共識。而且，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看，一旦被貼上了某種標簽后，這一群體往往內化標簽所包含的行為規范，出現“自我實現預言”，即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會導致我們形成一種心理預期，并在我們以后的行為中得到驗證。
二、貧困生的“被標簽化”及“去標簽化”
1.高校學生資助工作概述
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特別是在2007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后，我國已基本形成貧困生資助體系，即由政府、高校、金融機構、社會、學生個人等多方分擔、多形式并存的“獎、貸、助、補、減、免”資助體系。根據教育部《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資助政策執行情況》，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527萬人，占在校生總人數的23.06％；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166.1萬人，占在校生總人數的7.27％。而根據《2010年全國學生資助政策執行情況統計》顯示，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共資助學生3885萬人次，資助經費支出總額437.3億元，比2009年增加67.65億元，增幅18.3%。
隨著高校資助范圍和幅度的不斷擴大，高校貧困生也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一舉一動也受到了廣泛關注。有些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入學之初就能獲得上萬元的獎助學金，由于其他學生以及社會公眾、媒體對資助過程的不甚了解，加上受資助學生普遍不愿多談及這些，貧困生儼然又成為一個“特殊”群體。
2.貧困生“被標簽化”的形成
在一則新聞報道中，某高校每一位申請國家助學貸款的大學生，都必須在教師和同學面前陳述自己家庭如何貧困，說自己將來如何克服困難渡過大學生活。這一做法對于那些原本因為貧困而有些自卑的學生而言無疑是一場考驗。為了避免尷尬的一幕，有的孩子竟然選擇了放棄申請貸款。類似的事情及報道不絕于耳，一些媒體甚至挖空心思，推出諸如“貧困生宿舍樓”、“貧困生被監控”等吸引眼球的新聞報道，橫加指責肆意評論，有形無形中為他們貼上了標簽。
貧困生“被標簽化”的表現包括方方面面。學習上，大家一貫認為貧困生在學習上非常刻苦，潛意識中認為這些學生學習成績都應該不錯；生活上，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理應節儉，但是有些學生受到物質利益誘惑，出現“勤工逃學、誤學”等現象，更有甚者，出現對于資助過于依賴現象的等、靠、要思想；心理上，雖然意志力強大，但是很多學生心理過于敏感，容易產生自卑心理，還有少數學生不能正確對待家庭的貧困，怨天尤人；人際交往上，普遍性格內向、膽怯、語言表達能力差，由于為人處事“現實功利”，容易產生人際交往障礙。
總而言之，貧困生往往被“標簽化”成一個特殊的群體：學習能力強，性格內向，內心脆弱敏感，心理疾病高發等等。
3.高校資助部門“去標簽化”的努力
針對上述“標簽化”的內容，各高校在學生資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在尋求合適的方法，從申請、評定、公示到發放，最大限度的減少標簽對貧困生的影響，既要做到過程的公開透明，又要照顧貧困生的自尊和隱私，費盡心思。
以評定過程為例，2007年教育部、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年級（或專業）為單位，成立以學生輔導員任組長，班主任、學生代表擔任成員的認定評議小組，負責認定的民主評議工作；認定評議小組成員中，學生代表人數視年級（或專業）人數合理配置，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級（或專業）總人數的10%；認定評議小組成立后，其成員名單應在本年級（或專業）范圍內公示。這就是后來在高校廣泛推廣的貧困生“評議認定法”。多數高校使用的這種貧困生資格評定方法保護了貧困生的尊嚴和隱私，但在“公正”方面卻產生不少爭議，很多學生甚至懷疑這種不夠公開的過程會出現“暗箱操作”。
為了兼顧公平，一些大學通過信息公開、演講競選等方式，如有高校開展“比慘”演講，挑選所謂的“貧二代”，還有高校傳出“競選”特困生的消息，雖然這種形式的確完全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但是不少貧困生覺得有損自尊而放棄了申請。如何平衡貧困生的隱私權以及其他學生的知情權，成為困擾資助部門的難題。
另外，在資助金的使用上，有學校出臺了“資助金追回制度”，即如果發現有學生在貧困資格問題上弄虛作假，或是吃穿超度，抽煙、酗酒、請客會友、鋪張浪費等違反校紀校規的行為，學校將收回資助金。學校決不讓一個貧困生因為貧困而輟學，也不能讓弄虛作假和鋪張浪費的現象出現，這對其他學生不公平。然而這些措施又被媒體解讀為“監控”，認為學校侵犯了學生的消費權。事實上，諸如“貧困生不得使用手機、電腦”的規定，就是將貧困生標簽化、臉譜化，似乎貧困生就應該是那種面黃肌瘦、衣著老土、縮手縮腳、啃饅頭吃咸菜，站在人群當中一眼就認出來的“窮人”。事實上，這也是對貧困生的一種歧視。
可以說，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及“去標簽化”的努力在爭議中前行，而且，隨著國家、地方經濟條件的不斷好轉，資助力度的逐漸加大，同時貧困人口減少，貧富差距縮小，高校學生資助部門將面臨新的挑戰，學生資助工作近幾年將面臨一個轉型。
三、“正面標簽化”的新思路
20世紀7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里斯特將標簽理論運用到分析學校的教育過程中，由此，標簽理論對教育實踐的應用和作用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里斯特認為，“標簽”和“貼標簽”的過程，一方面影響著學生對自己的認識，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影響著教師的教育行為。標簽利用的好，將會激勵學生不斷地前進，利用的不好就會成為學生今后發展難以逾越的一個障礙。
在實際工作中，也存在這樣一種情況：盡管很多高校開展了“去標簽化”的工作，回避一些群體差別，力求一視同仁，但這種思路也造成了貧困生認定工作的尷尬，如貧困生的隱私權與非貧困生知情權的矛盾，貧困生消費權的問題等。實際上，社會心理學中的標簽論是一個中性理論，也就意味著“標簽”可以作為一種工具：利用的不好，會成為影響學生發展的障礙；利用的好，則可以激勵學生不斷前進。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可以采用一種“正面標簽化”的方法，即減少“標簽”的消極影響，發揮“標簽”的正面積極效應，甚至變“標簽”為“榜樣”，以促進學生健康、全面的發展。
1.認識方面
要形成完全的一視同仁。也就是說，管理部門、資助者、受資助者、其他學生都要形成對資助工作的正確認識。對于貧困生，要引導他們懂得家庭經濟困難不是父母的錯，更不是學生本人的錯，然而能不能正確的面對現實、積極向上就完全取決于他們自己，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與此同時，加強對非貧困生的引導教育，使他們能夠給予貧困生足夠的寬容和尊敬，用同學之間純真的感情帶動貧困生的發展。總之，高校應該盡量的為貧困生創造和諧的生活和學習環境。
2.行動方面
貧困大學生應該注意挖掘、發揮自身的長處，參與寢室和班級建設，學校相關部門也應該鼓勵他們參加各種學生活動，有針對性的提供專門的舞臺，使他們充分的展示自己、樹立自信，用豐富的校園文化活動增長貧困生的能力。許多高校涌現出一些優秀貧困大學生群體，如北京師范大學“農民之子”、安徽大學“愛心社”等學生社團，通過凝聚貧困大學生的集體力量和智慧，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鍛煉自己，服務社會，成為校園有影響力的公益學生社團，并多次榮獲“全國優秀學生社團”等稱號。
3.教育方面
要千方百計消除高校貧困生的心理隱患。在影響高校貧困生成長的諸多因素中，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顯得尤為重要。相對于普通學生來說，貧困生除了經濟方面的壓力外，更主要的是還要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對此高校要善于引導，使之轉化為學習的動力，同時將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納入正常的教學體系，平時可以通過開展心理知識講座、心理素質拓展訓練等。精神方面鼓勵他們自強自立，物質方面除去直接提供經濟資助外，鼓勵他們參與勤工儉學，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合法的經濟來源，以此來改善自己的困境，這同樣也會幫助貧困生克服自卑，增強自力更生的信念。
4.管理方面
要充分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在高校的優秀大學生群體中，貧困生占據了很大一部分。他們面對困難時總是持積極向上的樂觀態度，自強自立，不依賴別人，靠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擺脫當前的困難境況，如洪戰輝、許志偉等，一些學校還專門開展相關活動，如江南大學通過開展“我的勵志青春路”專場訪談，從數百名國家勵志獎學金獲得者中遴選代表，分享自己在勵志路上的挫折、經驗，用事實說話，幫助學生更好地成長。高校相關部門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典型事例進行宣傳教育，依靠這些成功典型的親身體驗來感染、激勵那些仍處于困境中的高校貧困生。長遠來看，這些舉措將進一步促進貧困大學生成為一個優秀群體，在全校范圍乃至全社會中形成這樣一種正面的共識。
四、結語
事實上，貧困大學生不愿意被貼標簽，也不應被看作全面的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在智力、能力等很多方面都有優于他人的地方。高校相關部門與其費盡心思的“去標簽化”，不如花大力氣研究如何管理“標簽”，通過發揮其良性功能，促進學生優勢思考，進而促進他們健康、全面的發展，而這也是高校學生資助工作、思政教育工作的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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