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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論文
論文摘要:五四女作家群體在她們的作品中表現了鮮明的女性意識。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體現在三方面:對舊家庭制度壓抑女性的抗議,對新舊交替時期女性困境的揭露,女性群體意識的喚醒。
論文關鍵詞:五四運動 女性文學 女性意識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說道:“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間屋子”象征寫作環境。五四運動既是一場社會政治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思想領域的啟蒙運動為女性創作提供了“一間屋子”。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第一代女作家應運而生,如陳衡哲、謝冰心、廬隱、石評梅、馮沅君、凌叔華和蘇雪林等。
這些女作家對女性自身的問題表現出了高度關注,正如楊義所說:“婦女題材是她們心靈世界的聚光點。陳衡哲的小說集《小雨點》(她只有一個小說集)共十篇小說,有六篇是寫婦女的。冰心的小說接觸面較廣,但她寫得最好、影響最大的還是婦女題材的小說……廬隱的小說寫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華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說幾乎全寫婦女。石評梅的作品,現在看到十幾篇,有九篇是寫女性的。馮沅君的三個小說集,除《劫灰》中有一兩篇不是純粹寫婦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寫新舊女性的生活和命運為主”。[2]本文將深入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對其中的女性意識進行分析。
一.對舊家庭制度壓抑女性的抗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通過對舊家庭觀的的猛烈攻擊,舊家庭制度在理論層面上雖已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但在實踐層面上卻仍然巋然不動,依舊延續著對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別是對于中下層女性,尤其如此。在蘇雪林的自傳體小說《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親便是舊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寫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終日與媳婦廝守在一起,舊式婦女,多不讀書,不明大義,氣量又比男性天然來得仄狹、自私、瑣碎、喜于猜忌,她對于一個媳婦,若感覺不滿意,磨折起來,那簡直是附骨之疽,療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兩腳一蹬,那做媳婦的才有出頭之日……醒秋的母親,便是這種不良家庭制度下犧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歲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現在‘大衍之慶’的年齡止,始終是她婆婆跟前一個沒有寫過賣身契的奴隸,沒有半點享受,沒有半點自由!盵3]由上可見,醒秋的母親便是大家庭結構和家長專制的犧牲品。醒秋對母親的深情里飽醮著同情,這種感情貫穿著她人生的重大選擇。作為引領時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艱難的求學既是為理想的圓滿,又是為改善母親的生活狀態,“那時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學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務,每月有一二百元的進款……便將母親從鄉下接出來,住在上海,雇個細心女仆伺候她!弊髡邔⑿≌f命名為“棘心”,是取《詩經·凱風》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之義。她以舊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態欲廢去包辦婚姻,但預料到這一舉動將使母親代受其“過”的結局,“不過祖母的咕噥,叫母親怎受得下?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對于這個飽受新思潮影響、滿腦子充塞革命觀念的醒秋,固毫無辦法,對于那多年絕對服從她的媳婦,則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過她的關系壓迫孫女的”。為了母親,醒秋放棄了毀婚的念頭,她感到:“我終不能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親!”[3]由此可推斷,若不是對母親的同情與愛憐,醒秋可能會選擇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個時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運。作者在這里所要表達的,不僅是醒秋對母親的敬愛之情,也是對那些在舊家庭里忍辱負重的所有女性的關懷與同情,以及對舊家庭制度的強烈不滿。
石評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講述了“我”回家省親的一段見聞!拔摇背两凇澳蚂o慈愛的環境”中,突然隔壁傳來一陣女人“慘呼哀泣”的聲音,打聽得知是董二在母親的慫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給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婦,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誰都惹不起她;耍牌輸了回來,就要找媳婦的氣生。董二又是一個胡涂人;聽上他娘的話就拼命的打媳婦”。[4]“我”熱衷于女性解放運動,欲勸說董二娘,因家人曾經嘗試此法,反遭誣陷,故叫“我”放棄了努力。過幾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這事使“我”震驚:“‘十年媳婦熬成婆’,大概他們覺的女人本來不值錢,女人而給人做媳婦,更是命該倒霉受苦的!因之他們毫不干涉,看著這殘忍野狠的人們猖狂,看著這可憐微小的人們呻吟!是環境造成了這個習慣,這習慣又養了這個狠心!奔议L專制和夫權統治仍像繩索一樣牢牢地套在廣大女性的頸脖上,一個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圍人“視若罔睹”、“聽若罔聞”,“董二嫂死了!不過像人們無意中踐踏了的螞蟻,董二仍然要娶媳婦,董二娘依盡要當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舊!盵4]在既存的性別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國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對新舊交替時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人們是帶著舊的社會關系去迎接新的觀念。許多男性此前因襲傳統習慣,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學或工作期間,感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不滿于既有的婚姻,渴慕與新女性自由戀愛,于是就釀出了一幕幕為另尋新歡而休妻棄子的悲慘故事。女性小說在謳歌自由戀愛、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時,也對那些被拋棄的女性寄予了關懷與同情。 石評梅在《棄婦》中,講述了表嫂被棄的故事。表哥家是一個專制的舊家庭,表哥結婚后到上海讀大學,愛上一個女學生,于是要求與表嫂離婚,并寫信向“我”解釋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責備表哥,“表哥也太不對,他不會為這可憐舊式環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覺著自己的妻不如外邊的時髦女學生,又會跳舞,又會彈琴,又會應酬,又有名譽,又有學問的好!盵4]
在石評梅的另一篇小說《林楠的日記》里,“我”——林楠在家養老撫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倆恩愛情深,“我”日夜盼望著琳的歸來。他終于歸來了,可是這次態度冷漠,舉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鐵,從前那樣溫柔深愛的琳,近在咫尺遠若天涯。”原來他愛上了女大學生錢頤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沒有偉大的力量,滅熄我心底的悲憤之火。但是琳有個力量逼迫他,離開我,遺棄我,令我的生命沉落。這種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個最痛苦最可憐的婦人。”[4]“我”成為棄婦,“維系我幸福的鏈子斷了,我將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這兩篇小說中,集中表達了對棄婦的同情。棄婦作為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群體,承受著新舊兩種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們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過為媳、為妻、為母來實現價值,充當了舊時代的犧牲品;另一方面,她們又被新女性所排擠,成為新時代的棄婦。時代的前進已不容她們躲進傳統觀念和生活中尋求庇護,而現代觀念和生活方式又將她們拋離,新舊文化的雙重壓迫造就了她們可悲的命運,在被棄后找不到生命的支點。但她們在現實中的被棄并沒有導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棄,女作家們以敏銳的眼光和自覺的女性意識關注這一社會現象,同情之余為她們立言,為她們吶喊,為她們尋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勸林楠道:“時代已經變了,而且你也是師范畢業的學生,受過相當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個屈伏在如此家庭中過這樣的痛苦的日子!盵4]順應時代,迎趕時代,才是棄婦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
此時期的女性作品中還表現出了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在廬隱的小說《秦教授的失敗》中,秦教授的母親,一個飽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詰問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沉地獄,對不對?”“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讓她受這種齷齪氣嗎?”[5]以全體女性的名義大膽地向傳統性別觀念、多妻制度宣戰。凌叔華在小說《女兒身世太凄涼》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感慨,“中國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沒有法律實地保護,女子已經叫男人當作玩物看待幾千年了”。[6]這些女性都是舊制度和觀念的犧牲品,都有著悲苦的命運,但她們并不哀嘆自己的不幸,也不譴責某一個給她們帶來不幸的男人,而是著眼于女性全體,質疑性別觀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們已具備了女性群體意識。更重要的是,她們還萌發了以女性群體的抱團合力來改變女性處境的愿望。在廬隱的小說《藍田的懺悔錄》中,藍田說:“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那么我懺悔以前的,同時我將要奮斗未來的。”[5]這說明女性已從沉夢中醒來,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識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條件。五四女性小說中凸顯出的女性意識,既反映了少數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識,也激發和喚醒了女性群體的女性意識的復蘇,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聯書店,1989:2.
[2]楊義.楊義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5.
[3]蘇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4,159.
[4]石評梅.石評梅散文小說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247,248-250,436-437,528-533.
[5]廬隱.廬隱散文小說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392,393,378.
[6]凌叔華.愛山廬夢影[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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