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災害信息傳播的背景、維度與價值的論文

　　【摘要】近年來，災害事件的頻繁發生催生了災害信息傳播這一新的研究方向。災害信息傳播研究包括對災害信息傳播者、災害信息傳播受眾、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災害信息、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等各個要素的研究，還包括對災害信息傳播案例的分析。災害信息傳播研究對于擴展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和指導災害事件中的信息互動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詞】災害信息傳播;研究背景;研究維度;研究價值

　　對災害事件中的信息傳播現象及其規律進行研究，對于災害信息傳播業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基于此種社會需求，災害信息傳播現象及其規律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災害信息傳播的研究背景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外災害事件頻繁發生，極大地破壞了人類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當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在努力探索如何減輕災害損失。減輕災害損失的基本前提就是認識災害，這既包括災害本體認知，也包括災害與社會生活的各種聯系。災害信息傳播研究就是致力于對災害事件中信息傳播現象及其規律的探究，從而為人類防災減災事業提供理論支持。災害事件的頻繁發生，催生了國家頂層設計對于災害相關領域研究的支持和引導。在2011年10月16日修訂的《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中，明確指出：“支持和鼓勵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開展災害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建立合作機制，鼓勵減災救災政策理論研究。”這些都為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有力支持。

　　災害信息傳播的研究維度

　　筆者認為災害信息傳播研究主要有兩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基礎研究，主要包括災害信息傳播要素和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研究;

　　第二個維度是應用研究，主要包括案例研究。

　　(一)災害信息傳播要素研究

　　災害信息傳播歸根結底是信息傳播，一個完整的信息傳播過程不能缺少傳播者、媒介、受眾、信息和效果等要素。

　　災害信息傳播者研究。在拉斯韋爾的“5W”模式中，傳播者是信息傳播的第一要素，也是開始災害信息傳播行為的第一關。盧因將傳播者視為把關人，決定著信息能否進入傳播渠道和以何種形態進入傳播渠道。在常態的信息傳播活動中，專業傳播者憑借著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媒介組織提供的物質保障，贏得了受眾的信任，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力量。但是災害事件具有突發性和難以預測性，這一特點決定了專業傳播者在災害事件發生過程中的“缺席”，無法在第一時間記錄信息和傳遞信息。隨著影像記錄技術的進步和社會公眾媒介素養的提高，業余傳播者在信息傳遞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尤其在災害事件中，業余傳播者的在場有效填補了專業傳播者的缺席，利用隨手的DV、數碼相機、手機等設備將災害發生的瞬間記錄下來。2001年美國“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日本地震，都留下了災害發生瞬間的寶貴視頻，為受眾了解災害事件和災害學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資料。完整有效的災害信息傳播過程，需要專業傳播者和業余傳播者之間的緊密合作。災害突發時，需要業余傳播者迅速捕捉第一時間發生的客觀事實。當災害事件發生后，專業傳播者要充分發揮專業優勢，接手信息傳播的主動權，按照信息傳播的客觀規律和新聞傳播政策的要求傳遞信息、引導社會輿論。專業傳播者和業余傳播者在災害信息傳播中是并存的，業余傳播者是專業傳播者的有效補充，二者的作用同等重要，互相不可替代。

　　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研究。重大自然災害事件，往往造成電力、交通、通信被破壞，這就大大阻礙了傳播媒介向災害地區傳遞信息。災區受眾和災害救助對于信息傳播的強烈需求得不到有力滿足。筆者在參與汶川地震救助情況的社會調查時，曾通過詳細的問卷調查了解災區的信息傳播狀況。受到電力、交通、通信的影響，汶川地震重災區汶川、都江堰、北川等地的信息傳遞主要依賴于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所有大眾傳播媒介中，只有廣播媒介憑借著較低的物質依賴性仍然發揮作用。[1]此外，劉曉嵐等學者對于災害信息傳播階段性特征的研究也是從媒介角度進行考察的。[2]物質依賴性是大眾傳播媒介在災害事件中對于災區發揮作用的重要制約因素。印刷媒介離不開電力、交通，具有易損性，電視媒介和網絡媒介離不開電力、通信信號，信息接收終端相對龐大、沉重，都使得這些媒介在災區的信息傳播中很難或無法發揮作用。廣播媒介在災區信息傳播中發揮著生命線作用，成為災區人際傳播的重要信息來源，并有力指導了災區群眾的自救互救。《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中指出：“開展國家應急廣播相關技術、標準研究，建立國家應急廣播體系，提供災情預警預報和減災救災信息的全面立體覆蓋。”

　　災害信息傳播受眾研究。按照所處區域的不同，可以將災害信息傳播受眾分為災區受眾和外圍受眾。災區受眾是災害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無論是否在災害事件中受到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他們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他們對災害信息的需求不同于外圍受眾。災區受眾的信息需求具有單一性，他們只關注與災害緊密相關的信息，常態的信息傳播方式不能滿足他們對信息的需求，相反還會沖淡對災害事件的關注，容易在災區受眾中形成消極的影響，不利于災害救助和災區受眾心理撫慰的進行。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災區受眾常常缺乏理性，這就要求災害信息要淺顯易懂，沒有歧義。正是對于災害信息需求的不同和理解方式的差異，要求災害信息傳播媒介對于不同的受眾傳遞不同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災區受眾對于災害信息的過度闡釋，才能保證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災害信息研究。信息是一個傳播學概念，指的是由一組相互關聯的有意義符號組成，能夠表達某種完整意義的信息。災害信息指的是與災害事件相關的所有信息。這些信息既包括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也包括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中與災害相關的信息。災害信息具有以下特點：①重大性，災害事件往往對人類社會造成較大損失，這些信息的傳播常常影響著社會穩定;②破壞性，災害信息一旦傳播不當，就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進而影響社會穩定;③時效性，任何不及時報道災害信息的行為都違背了受眾的知情權。對災害事件中的流言和謠言的研究也是災害信息的重要內容。災害事件常常引發集合行為，加之大眾傳播信息缺損嚴重，災害事件常常成為流言和謠言傳播的“重災區”。近年來，自然災害事件和人為災害事件的頻繁發生，使得社會公眾處于一種安全恐慌之中，這樣的心理狀態最適合流言和謠言的傳播，流言和謠言傳播速度也更快，產生的影響也更大，日本地震后我國全國性的搶購食鹽風潮就顯示了謠言的巨大威力。

　　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研究。災害信息傳播要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災害信息傳播媒介要將政府意向和受眾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在我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新聞實踐中，對災害信息傳播總是控制得多、放開得少，雖然在引導社會輿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眾的知情權。媒體競爭的加劇和公眾素養的提升，對災害信息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強化災害信息傳播效果，這是媒介重點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衡量災害信息傳播效果要依賴于“四個有利于”的標準，即災害信息傳播是否有利于滿足受眾知情權，是否有利于災害救助順利開展，是否有利于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是否有利于防災減災科普宣傳。實現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首先從政府方面，應該堅持“三善論”(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從媒體方面，要積極形成傳播合力，拓寬信息反饋渠道;從受眾層面，要開展有效的信息監督，及時反饋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問題。從媒體方面，需要調整災害信息傳播策略，做到兩頭滿意。[3]

　　(二)災害信息傳播案例研究

　　每一次災害事件發生之后，都有人對這次災害事件中的信息傳播活動進行專門的研究，這種以案例形式開展的研究并未完全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單純媒介批評的層面，對于災害信息傳播的未來走向提出過很多很好的建議。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新聞理論界對中國媒體在非典初期“集體失語”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有效督促了新聞媒體對災害事件的及時介入;2009年全球爆發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我國媒體吸取了非典報道的教訓，正確估計了這一全球性事件的巨大新聞價值，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并持續報道了半年時間，盡管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平緩期報道的同質化現象，但是總的來說，較非典疫情報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2008年雨雪冰凍災害的報道也引起了社會公眾的詬病。筆者在《管窺新聞聯播2008年冰凍災害報道》一文中指出，以央視《新聞聯播》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在這一災害事件報道中存在三對矛盾：災害事件的突發性和新聞報道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災害事件的破壞性和新聞報道的趨利性之間的矛盾，災害事件的客觀性和新聞報道的主觀傾向性之間的矛盾。緊隨其后的汶川地震新聞報道就有效彌合了這三對矛盾，成為新時期災害信息傳播的典范。此外，對于“7·23”甬溫線特大交通事故，《新聞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中國記者》、《新聞愛好者》等刊物及時刊發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文章，對這一事件中的信息傳播活動進行了闡述。

　　從目前對災害信息傳播開展的研究來看，案例研究仍然占據多數。這是因為不斷發生的客觀變動為理論家提供了無盡的研究對象。隨著網絡資源共享的發展，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變得簡單，研究者能夠輕易地將特定媒體對某一災害事件的報道內容收集窮盡，維護了學術研究的嚴謹性。而在傳播學學科體系中，尋找新的交叉研究點進行理論創新，則很可能是一件勞而無功的事情，因此，災害信息傳播研究中，研究者對于案例研究的興趣遠遠大于基礎理論研究。

　　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

　　災害信息傳播屬于傳播學的一個分支，是對與災害事件相關的信息傳播系統進行的研究。對災害事件中的信息傳播進行實證研究，也是當前傳播學研究的熱點。據邵培仁、楊麗萍對SSCI收錄期刊《傳播學刊》21世紀第一個10年發表的332篇論文進行分析，發現當前的傳播學研究中“對于美國‘9·11’事件、炭疽病毒、歐洲的瘋牛病等突發性、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社會影響極大的異常疾病和危機事件的及時關注和跟蹤研究，既體現了高度的現實敏感性，也體現了學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4]。可以說，在這些突發事件信息傳播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災害信息傳播理論，對于豐富和深化傳播學研究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災害信息傳播研究是隨著近年來災害事件頻發興起的。新媒體介入媒介競爭，打破了傳統媒體一統天下的局面。以互聯網為代表的草根媒體信息的低門檻準入，逐漸改變了受眾的信息需求，促使受眾形成新的信息消費習慣。這種新的信息消費習慣在客觀上推動了主流媒體信息傳遞觀念和信息傳遞方式的轉變。此外，無論是自救互救，還是專業救援，也都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加真實的信息，這既包括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中的信息，也包括大眾傳播中的信息。信息需求決定了信息傳播，大眾傳播媒介在信息傳播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大力調整報道方式，盡力滿足受眾的知情權和災害救助的信息需求。災害信息傳播現象成為災害信息傳播研究者的研究內容，研究成果又直接為災害信息傳播業務提供理論指導。

　　參考文獻：

　　[1]郭子輝，徐占品，郗蒙浩.廣播媒介在災害救助中的積極作用——基于汶川等十縣市的調查結果[J].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09(1).

　　[2]劉曉嵐，徐占品，陳曉一.災害信息傳播的階段性特征分析[J].新聞愛好者，2011(11).

　　[3]郭子輝，劉曉嵐，劉偉.論自然災害事件的信息發布策略[J].新聞愛好者，2010(13).

　　[4]邵培仁，楊麗萍.21世紀初國際傳播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以SSCI收錄的《傳播學刊》為例[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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