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太湖東村的興起以及村落形態論文
東村北臨太湖，位于洞庭西山島的北端，其核心區域約0。5平方公里，東起金鐸山，西至張家灣，南依棲賢山，北枕低矮的鳳凰山和張家山，整個村落就在南北山脈之間的狹長地帶蔓延。據傳，秦末漢初“商山四皓”中的領袖庚秉晚年隱居于此，庚秉自號東園公，隱居之地被稱作東園里，東村由此而得名。東村原有東園公祠，祠內門樓正面刻正書“東園公祠”，背面刻正書“商山領袖”四字，上款“乾隆丁酉秋日”（1777年），下款為“張世俊題”。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趙構南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不少移民陸續遷居西山，到了南宋寶佑二年（1254年），徐氏東園始祖萬一公來到棲賢山麓的東園里，加上錢氏等其他家族也聚居于此，東村才逐漸形成一個大村屯。
一、明清時期東村的興起
東村在明清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與村落的非農業性質及航運業的興起有著密切的聯系。
明清時期，西山因土狹民稠，不少居民稍有積蓄就外出經商，足跡遍布江、浙、湘、鄂，與東山商人一起形成洞庭商幫，與微商齊名，并稱“鉆天洞庭、遍地徽商”，盛極一時。馮夢龍在《醒世恒言》中也寫到：“洞庭兩山之人，善于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作‘鉆天洞庭’。”東村也集中體現了這一歷史現象，村里流傳有一句民諺“兩雙半草鞋”，即指村中僅有兩個半農民，其余人皆經商。雖然“兩個半”跟實際的數字相去甚遠，但卻道破其非農業村落的性質和村民的職業結構。經商得法而致富的村民不忘故土鄉情，每逢村中辦理修橋、鋪路、筑壩等公共事業時，皆捐款資助，造福桑梓。在村中觀音庵左側暗間山墻上，嵌有一塊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題為《捐修東村田路記》的石碑，碑文記載“東園一村……北逼湖灘當翔風之口，為波浪之所。辛丑歲大水，其路狹窄不平，石動于浪而崩塌欲陷……里中謀生于鄉者，錢君燮庭將自里來楚，因共商而通訊……集腋成裘，共捐錢二百七十余千。”石碑錄有募捐者名單，其中有不少是諸如“永昌緞號”、“仁和衣莊”等認捐的商號（圖1）。在觀音庵右側暗間山墻上，還有一道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特授蘇松常太湖等處理民分府的碑刻告示，里面記載了當時村中的情況：由于男丁多去楚地經商，家中只有婦弱，其祖墳前的柏樹及山中樹木被盜以及官府查處之事。這些記載都從側面印證了“兩雙半草鞋”的真實性。
從地理位置來看，村落所臨之太湖浩渺無邊，納七十二島于囊中，貫穿無錫、湖州、吳江等城市，是聯系臨湖城市的紐帶。當時南北貨物運輸主要靠水上交通，雖有大運河通至杭州，但因其運務繁忙，航速受限，許多船只就從常州、宜興、無錫取道太湖，直通蘇州、湖州和吳江，故湖中不少島嶼成為來往船只駐洎之所。東村的西港是西半山的深水港，從地質條件來看，西港湖床由石板、卵石和河沙構成，使得湖浪帶來的泥沙難以淤積，所以從不堵塞港灣；從氣候條件來看，西山處于臺風地帶，每年7月下旬到10月上旬有多次臺風過境，狂風巨浪夾以暴雨，成為船只航泊之大患。西港前方水域有橫山、大干山和陰山等島嶼鏈呈環狀分布，削弱和阻擋了風浪侵襲，使得港內水面相對平靜。周邊不少港口或因淤泥沉積或因風浪侵擾，常有礙停泊，故西港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贏得船家的青睞，相傳西港有時一天的貨船吞吐量即達一百余艘。為了方便接納來往客商，東村人在張家山和鳳凰山臨西港一側建有片息廳。
商業的興起和水運的'繁榮共同刺激著村落經濟的發展，經元、明、清幾個朝代的財富積累，東村日見繁華，加上東村是一個以徐氏為主姓的村落，清嘉慶七年（1802年）曾修有《東園徐氏宗譜》6卷，徐姓居民至今仍占全村人口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帶有部分政治色彩的歸宗歸譜的宗法制度和族權統治牽制著居民們，而世代居住的村落依山傍水，環境幽靜，也使人產生對故里的歸屬感，因此商人們在很長時間都沒有離開這塊土地，財富自然隨之聚集于此。村人經濟和支配能力的提升使得雇工關系開始產生，不少外地人被雇傭進村，至今村中的尚有多口明清時開鑿、多為外地人使用的義井，則映射出當時的這一情況。義井即公井，現東村尚有古井三十余口，其中義井七口，多建于明清，如學圃堂對面巷口有明成化年間（1465――1488年）的義井，梧巷也有一口明永樂元年（1403年）的義井。人口的增加、財富的聚集和物質上的供求關系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當時的街道兩旁開滿了酒樓、茶館、店鋪和典當行等商業和金融設施。
二、東村的村落形態
自棲賢山俯瞰東村，這個臨湖村落橫臥于山巒之間，依地形盤山而建。長期以來，東村人以“喝形”的方式稱村落的分布呈“臥龍”形。中國古代風水術中把前后左右環抱城市村鎮的山體叫砂，風水師對這些砂山的關系和形象的考察，稱為察砂；護山、案山、朝山、靠山是砂山的類別，把這些砂山根據其形象、態勢進行命名，如筆架、華蓋、獅子、鳳凰之類，就是喝形。因此從風水上來看：其南有棲賢山作靠山，北有鳳凰山和張家山作案山，大、小干山、陰山、橫山和韶山作朝山，金鐸山和張家灣一帶的山丘為其護山，而村落的位置則正是穴場所在，被砂山層層護衛，實為風水寶地。風水術在中國由來已久，古人在居住場所的選址和營造活動中，往往先由風水師勘察場地形貌，對周邊的山水形勢作出判斷，以尋找適合居住的自然環境。從現狀來看，村落的選址基本上能附會于風水術推崇的居住模式。而村民們聯系山脈走向及村落的地理特征，又說整個村落環境呈河蟹狀，鳳凰山和張家山形如一雙大螯，處于兩山之間的西港則為蟹嘴，古人對此種形狀有斂財之說。把東村比喻成“龍”或“河蟹”，既是對居住場所整體面貌簡潔而形象的描述，也反映出居民們對地位和財富的雙重渴求。
村里的街巷，構成了這條“臥龍”的骨骼。村落的東西向只有一條500多米長的主干道――東村大街，而眾多小巷則與大街呈“十”字交錯狀分布。經過考察，發現在作為交通要道的主街與巷道結合處曾有許多巷門，并設有柵門，其目的不僅是服務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和交通運輸所需，而且，它還具有更為現實和重要的意義――抵制外患，起防御作用。
東村地處西山北端，瀕臨太湖，由于歷史上湖匪猖獗，居民們的人身和財富安全受到很大威脅。民諺有云：“田中稗草拔不盡，太湖盜匪捉不盡。”可見村落防御形勢的嚴峻性。《太湖備考》一書“湖防論說”篇記述道：“吳多山少田，半為太湖……然絕無峪垌蓊菁可以竄賊，山險不足患也。所患者惟太湖耳……賊舟凌風駕濤，齊噪竟近，難于控御。且洞庭兩山，富饒之名虛播天下，賊素染指，備之不可不豫。”太湖四通八達，無險可守，這一缺陷使得匪盜之患延綿不絕。如明朝嘉靖、崇禎年間倭寇為患，倭寇搶掠之后，因懼吳縣東北方的官兵阻截，常假太湖走吳江以出海；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明敗將黃蜚、卞騰余部也擁山自立，時出太湖為患……針對這一情況，歷代朝廷均設置了防御機構。宋朝建立托期頭寨，明朝建用頭巡檢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設太湖營，以禁盜安民。當地百姓為保家自守，也不得不組織起來，抵制外患，這樣，一個村落往往就形成了一個防御單元。
舊時的東村主街從東至西有東寧門、兩道中寧門和西寧門，在巷與主街的結合處有巷門；通往西港處有龍門，通向山中的路口也設有山門。另在去往龍門和片息廳的巷口設有更樓，晚間雇人敲更，提醒居民防御湖匪流寇來襲。清康熙年間，東村設守汛，有巡兵五名，屬駐扎在西山用頭的浙江游擊管轄。從軍事的角度來看，東村依山勢而建，陸上交通不便，與外界聯系的通道就成為攻防的焦點，因此人們把巷門作為主要防御設施。外圍道口的護門一旦關合，整個村落就完全封閉，呈防守態勢；而村內步步為營的多重巷門則構成防御
縱深，使得盜匪即便突破一點，也難以長驅直入，人們仍然可以從容退守。
從留存至今的“萬一公墓圖及宗祠圖”中反映出不少當年的信息，亦可清晰地看到村子的防御面貌：西港口岸設有營房和哨樓，港中停靠有巡邏船，守汛、山門、巷門、更樓和院墻共同構成了東村的防御體系。上世紀四十年代后，匪患逐漸平息，村中許多古老的防御設施也隨之消失，而曾經遍設于街巷之端的巷門，現僅存棲賢巷門和義門兩座。
三、東村的鄉土建筑和村落環境
棲賢巷門為明代建筑物。東村因東園公而得名，棲賢巷即傳為東園公經常由此出入、上山的一條小巷，現存明代青石板路100多米，巷門就在巷道與主街的交匯處。棲賢巷門為磚木結構，面闊一間（2。24米），進深四檁（1。85米），略呈長方形。巷門坐落的地坪高出街巷0。18米，四周施青石壓沿，中間小磚席紋鋪地。立柱四根，直徑0。3米左右，柱礎為青石制。前柱高3。3米，柱身略呈梭形，柱頭有復盆形卷殺，置櫨斗，櫨斗高0。2米，四周為海棠花瓣浮雕，施雀替，支承脊檁。柱前挑出一架，檐檁由挑頭梁承托，下設兩重斗棋支撐。后柱高2。38米，柱頭置櫨斗，承檐檁。前后柱之間以兩架月梁和穿插枋相連結，月梁梁肩正中施斗拱承檁，檁上架設方椽，鋪磚蓋瓦文秘站－您的專屬秘書！。后柱旁有門臼，可裝門扇（門已失）。前后柱之間高0。56米處，設坐板供人休息。巷門造型舒展美觀，用料講究，柱子、桁條均為優質楠木，故歷經數百年仍得以留存。（圖2）棲賢巷門是研究古村落安全防衛設施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1986年3月被列為吳縣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10月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東村的主街和巷道以青磚青石鋪設，大多為明清遺物，保存尚完整。主街下有寬、深均有一米的溝渠，其支渠遍布沿街房宅，起排水防汛作用。村中現有二十余處明清建筑，依街巷而建，其中建于明永樂和清乾隆、嘉慶年間者居多。
東村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沿用南方傳統的“天井院”式的形制，每間房屋用天井分隔。資力不足的人家采用“三間搭兩廂”或“對合”的基本住宅形式；財力豐厚的人家則采用這兩種基本形式的組合，前后組合成幾個天井重院，甚至左右并列相互連通。建筑物多為硬山式，由于村落臨湖風大的原因，風火墻的使用比較普遍，天井院在風火墻的強化下形如防護堡壘。風火墻的原始目的是出于傳統的防火要求，但在這個常有匪害之擾、缺少長住男丁的村落，居民的家人和財富需要保護，崇墻厚壁自然給人們帶來一種安全感，高大連片的天井院因此成為東村地理環境與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圖3）村中建筑周圍多為果園，夾以池塘古木，形成了清幽宜人的環境特征。清人顧超有《東村》詩云：“昔人竟夸西蔡麓，予來獨愛東村幽。梨紅柰紫櫻桃赤，雨后落花紛五色……桃園去俗僅一廛，孤花片水猶迷人。”表達了對村落環境的向往之情。
作為一個臨水村落，東村有著特定的空間和地理位置，它隨著洞庭商的崛起而興盛，其村落形態因湖防形勢的張弛而變化，可以說，它與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生活中的多個領域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因為如此，東村也成為傳統村落研究的重要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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