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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經學的發展階段與秦漢學術轉型論文
春秋戰國時期被公認為是我國社會歷史的轉型期,也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的轉型時期,其時間可下延至整個秦漢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社會的轉型和學術的轉型往往相伴而行,戰國、秦漢時期就是顯著的例子。將儒學到經學的發展作為戰國秦漢時期學術的主要載體或者作為代表,放在整個戰國秦漢時期兩大轉型的背景下來研究,以此揭示秦漢學術轉型的規律,對于戰國秦漢時期學術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
一、秦漢時期的社會轉型與學術轉型
經學從根本上講就是儒家之學,秦漢學術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百家爭鳴的局面漸漸式微,戰國后期法家學說的興盛幫助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統治者在統一之后沿襲法家學說的治國策略過于苛刻,是嚴格意義上的以法治國,但戰國以來的舊學術傳統與秦王朝的君主專制主義發生了嚴厲的沖突,最終導致了“焚書坑儒”這一事件,俗話說“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極端化的法家學說隨著秦王朝的迅速滅亡而逐漸勢弱。到了漢代,統治者們為了避免“強秦速亡”局面重蹈覆轍,總結秦亡的教訓,秦代盛行的法家思想到漢代以后就逐漸敗落,這是秦漢之際學術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黃老之學和儒學在漢代成為最典型的主流。漢初為了休養生息,推行黃老之學,實行無為而治,兼容百家、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幫助西漢王朝取得了“文景之治”的盛況,但是它無助于社會的禮樂教化和政治上的制度建設,并不是長久之計。中央政府的無為而治反而便利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坐大,七國之亂的爆發從根本上破壞了統一帝國的穩定。況且,先秦諸子學在西漢初年仍然有著強大的勢力,黃老之學無法取而代之、坐享獨尊。漢武帝時期,政治局面逐漸穩定、社會環境日趨繁榮,他想要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有一番作為,為了使劉漢政權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傳之無窮,大量推舉有賢能的文學之士以對策,“垂問天人之應”,希望以統一的學術促進統一帝國的發展,董仲舒等人就是順應了這一時代發展的潮流,建構了“天人感應”學說,貫通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使其轉變為“王”字,就是所謂的“王道通三”,這一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推行讓經學徹底地占據了學術的主流位置。
二、經學盛行于西漢的原因探討
學術的轉型與社會的轉型密不可分。經學之所以能夠在西漢時期盛極一時,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建立起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君主集權的封建專制代替了宗法制貴族統治,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巨大的社會轉型。代秦而起的西漢王朝也基本承襲秦制,中央集權、諸侯分封制度的形體等政治上的變更,使得傳統的學術隨之發生改變,統一的時代需要統一的學術思想,先秦的那種“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態勢顯然不再適合統一王權的統治需要,秦漢時期的學者和政治家們為了適應統治的需要做出了艱苦的探索和嘗試,法、道、儒依次意識形態化,不斷尋找適合變化了的社會政治格局的學術形態。
毋庸置疑,經學是在學術轉型的大背景和大潮流下開始發展起來的。儒生們最先抓住了學術應與王道相適應這一契機,雖然漢初的劉邦認為打天下用不著《詩》、《書》,但是在儒家學者陸賈看來,坐江山少不了《詩》、《書》,在他和賈誼為代表的儒家學者的躬親實踐下,先秦儒學理論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側重學術和政治的雙向互動。以叔孫通為代表的儒生側重學術直接為現實政治所服務,強調禮制建設。以韓嬰、伏生為代表的經學名家則側重學術文本的傳承,把先秦儒學與上古經書融會貫通。
漢武帝是一個有雄才偉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間傾心儒學,提倡積極入世、維護等級制度、在政治上推行德行并重的政策,而這些都是在儒家學者按照儒學的理念進行制度建立的輔助下完成的。而元光元年,在舉賢良對策中董仲舒、公孫弘等大儒脫穎而出,受到漢武帝的賞識,提出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學確立為官學的建議,漢武帝采納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樹立了儒學的權威,從此,儒學成為凌駕于學術界之上的官學。
三、經學在先秦兩漢時期的發展
經學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占據了主體地位,它蘊藏了深刻而豐富的哲學思想,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儒家學說的主要形態。
經學在先秦兩漢的發展歷經四個階段:春秋戰國的原始儒學階段;秦帝國至漢武帝前期競爭獨尊學術地位的過渡時期;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到漢成帝時期經學的快速發展、成熟階段;漢成帝以后至東漢滅亡這一時期經學的衰亡階段。這四個階段,分別與先秦諸子學和秦及西漢前期的諸子學、儒道互黜及主導學術派別的選擇、經學為代表的漢代文化的形成、經學為代表的秦漢文化學術的中衰等戰國秦漢學術轉變的四個時期相聯系。
經學的發展也不是那么一帆風順的,兩漢之際的今古文經學之爭、讖緯之學的激蕩,出現了種種弊端,由于思想的僵化,經學逐漸走向了脫離現實的經書文本研究中,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在此基礎上走向融合,但是也預示著經學走向了衰敗。伴隨著東漢末年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中國傳統學術的格局徹底被改變了,經學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了。
四、結束語
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歷史和文化學術的雙重轉型時期,如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之下,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構建面向21世紀現代化的文化,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以一種歷史的角度展開論述,把經學的四個發展的階段放在先秦兩漢社會轉型和學術轉型的雙重視野考察,從經學發展的視角透視秦漢學術的轉型問題及其歷史規律,對當代學術研究和文化建構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現實啟示借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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