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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文化論文
我一直認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適，也最需要運用比較方法的學術領域。
在人類近五六千年的歷史中，曾經產生過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別有其特殊的貢獻。大家知道，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開列了21個文明。這一數目未必妥當，考古學家丹尼爾在《最初的文明》等書里，所舉有獨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個。無論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類的歷史所以絢麗多彩，正因為這樣。
然而，承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種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認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稱道的。實際上，如馬克思指出的：“世界歷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只有在歐洲工業革命和所謂地理大發現之后，從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較各種文明才成為可能。就中國而言，晚明時開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潮流和運動。文明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凸顯出來的。
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者談論過中國文明的特點，看法雖紛紜不一，但在一點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就是中國文明有獨特的持續性。與中國古代文明并時興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國文明這樣綿延久遠，迄今不衰。這確實是極值得探索的大問題，不比“李約瑟難題”遜色。
談到綿延久遠，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機會講，在自然史和人類史上有五個“起源”， 都是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即：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類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探討文明起源的論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專門研究了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是我們都熟悉的。
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為自己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作序，說明：“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向導，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強調：“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 。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么不同。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1986年，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寫了一篇論文《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評論說：“這幾句話所代表的觀點在當時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國學究孤芳自賞的傳統，將中國社會史放在社會科學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該說的話說了一半，因為我們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國社會的觀點來觀察人，而如此作必要的條件也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張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國研究能在社會科學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貢獻，因為它有傳統的二十四史和近年來逐漸累積的史前史這一筆龐大的本錢。古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長的歷史記錄的則只有中國一家。……這批代表廣大地域、悠長時間的一筆史料中，一定會蘊藏著對人類文化、社會發展程序、發展規律有重大啟示作用，甚至有證實價值的寶貴資料”。
這里應該指出，郭、張兩家的論點固然有著區別，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點，這就是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有著普遍的規律，而研究中國的文明對于探求這種普遍規律是重要的。張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說，正是由普遍規律著眼的。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還想說幾句。經過幾十年的發現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帶，考古文化的鏈環已經連接起來，從仰韶、龍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發揚光大的歷程，應該說盡在視野之中了。但是這一歷程還有很多環節有待具體化，有關研究需要深入，理論水平更應當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作為“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策劃時便確定是“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其研究途徑則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交叉結合。“十五”的“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預研究”，繼續了這一研究途徑。“預研究”將制訂今后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規劃，相信在新世紀中，很快會出現研究探討中國文明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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