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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美學和后實踐美學論文
實踐美學的提出和發展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美學取得的一個重要成就，從創立開始，實踐美學就不斷地遭到批評和詰難，實踐美學的發展和完善正是在這種批評和詰難中實現的。
1956年朱光潛發表《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引發了一場美學大討論，這場討論形成了以蔡儀為首的“客觀派”，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派”，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派”和李澤厚為代表的“客觀社會派”。李澤厚的實踐美學思想就是在那時開始萌芽，到80年代，他以“自然的人化”的實踐觀和歷史“積淀”說為核心，形成了他獨特的實踐美學。蔣孔陽、劉綱紀和周來祥等人對實踐美學思想的發揚光大，成為了實踐美學的領頭人，而后的張玉能、朱立元等人對實踐美學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也有力地推進了實踐美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實踐美學是以“實踐”為核心，以“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為其原命題，基本要義在于“審美產生于實踐”和“實踐本身就具有審美意味”，在實踐與實踐美學的關系上，實踐就是實踐美學的邏輯起點。
鄧曉芒認為：“實踐首先是一種客觀現實的物質性活動，不承認這一點就會陷入康德、黑格爾的唯心史觀。但是實踐又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有情感的的物質性活動，而不是像動物或者機器那樣盲目的物質活動，它把人的主觀性或主體性作為自身不可缺少的環節包含在內，認為實踐美學的前進之路在于深入研究實踐概念的意義，并將這一意義引入對審美活動的研究之中。”實踐美學正是把握了實踐在審美發生學上的作用，強調了人的實踐和征服自然的偉大力量，找到了“實踐”這一聯系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中介，找到了溝通物質世界和心靈世界的橋梁，從而解決了是客體決定主體還是主體決定客體的二元對立局面。從真正意義上實現了主客觀統一論者所未能達到的目的，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使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統一成為可能。它解決了很多舊的矛盾，并為解決“美是什么”提供了新的方向，對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美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實踐美學也存在的局限性：在實踐的性質上過多地強調主體的群體特征而忽視其個性的獨特價值，在實踐過程中過多地強調理性的必然法則而忽視其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實踐的結果上過多地強調歷史的積淀作用而忽視現實的突破意義等等。而且“自然的人化”在解釋自然美時，反對把“自然人化”的過程解釋為非物質性勞動實踐的精神活動過程，李澤厚創立了“廣義自然人化說”僅僅只是為了無限制的擴大“人力”的統治范圍，它只不過是從主體感受角度對自然美的主客體契合關系的概念表述，而這一表述卻縮小了“人化自然”的自然美的內涵，擴大了外延，不能真正說明自然美的自然特點所在。所以“自然的人化”對自然美的誤解在于它忽視了自然美最大的特點，即：自然性。在“人化自然”面前，自然本身就存在，人化自然作為實現人對自然審美關系的關鍵點或者時間的中介點、轉換點，并不把人化作為自然美的內容，無論文化與否，美的底蘊是始終存在的，而且，自然美本身的存在是自然性的。“自然的人化”一旦加以實踐性“人化”，成為對象化產品，不是成為物質文化產品，就是成為了藝術作品。由此，自然的性質也會改變了，那自然美的內容又從何談起呢?
后實踐美學萌芽于80年代初高爾泰對積淀說的批評，初顯于80年代末劉曉波對李澤厚的“突破”深化于90年代初重評積淀說和突破說的討論，漸成聲勢于1994年楊春時《超越實踐美學，建立超越美學》論文的發表。后實踐美學把批評的目標對準實踐美學的哲學起點即實踐，以一種新的本體即生命、生存本體代替實踐本體，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解釋美學范疇，建立新的美學體系。后實踐美學是一個多元的體系，包括超越美學（楊春時）、生命美學（潘知常）、存在論美學（張弘）等。
后實踐美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楊春時身上。楊春時從歷史和邏輯兩個方面尋找理論根據，主要談兩個問題：現代性和主體間性，他認為：在古典生存方式下，是以實體本體論為美學基礎，具有“前主體性”的特點；在近代，美學處于過渡時期，強調理性和主體；而現代美學，則主要強調現代性和主體間性。他的做法是，試圖從歷史階段論證“生存美學”高于實踐美學，在更大范圍內為自己的理論尋找基礎。除此之外，他還指出了不可克服的十大缺陷：殘留著理性主義的印記；具有現實化的傾向；強調實踐的物質性；強調實踐的社會性；未克服主客對立的二元結構；在實踐與關系上的決定論模式；實踐與美的實體化、客觀化傾向；實踐范疇導致審美片面的生產性、創造性，忽視消費性、接受性；缺乏解釋學基礎，只有實踐本體論基礎；以一般性命題代替審美的特殊規定性。這些缺陷不可能在在實踐的基礎上客服，應當尋找美學的新的邏輯起點和本體論基礎，那就是社會生存。因而生存也是美學的邏輯起點：“應該確認社會存在即人的存在作為邏輯起點。為了把它的古典主義和形而下因素剔除掉，我把它改造為生存。人的社會存在即生存，萬事萬物都包括于生存之中，它是第一性存在，是哲學反思唯一能夠肯定的東西。因而也是美學的邏輯起點。”他主張：“生存是第一性的存在，生存的本質就是超越性，審美是超越性的實現，因而審美的本質就是超越，是對生存意義的體驗”。
針對楊春時上述觀點，朱立元發表了《實踐美學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命運》予以反駁。朱立元認為 “實踐美學只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作為其哲學基礎，實踐范疇只是實踐美學的哲學出發點，而非實踐美學的真正‘邏輯起點’，更不是‘基本范疇’了”。“總之，春時同志對實踐美學的十點批評很難成立。我以為，實踐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思路、理論框架、范疇推演和體系建構，至今并未過時。他們在發展實踐美學的過程中借鑒、吸收了西方許多較新的觀念與方法，因此并不缺乏現代性，完全可以與世界美學直接對話；這些理論體系本身也都呈現出開放性，具有進一步豐富、完善的潛力和生命力。”
潘知常提出了“生命美學”的基本觀點，其核心概念是“自由生命活動的理想實現”。他認為審美活動就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動的理想實現，審美活動的存在方式就是自由的生命活動的理想實現方式，審美活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與途徑，使人的自由生命活動的理想實現成為可能。潘知常還認為：“美學研究對象應該是審美活動而不是實踐活動，實踐活動只是審美活動的基礎”。
后實踐美學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它們對實踐美學的基本觀點有很多誤解甚至曲解；第二，它們所提出來用以取代實踐范疇的生存、生命、存在等，難以取代和超越實踐美學；第三，它們以生存、生命、存在作為本體論基礎有倒退和還原的傾向。
面對時間美學和后實踐美學的論爭，“標志著中國美學由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場論爭的意義在于，由實踐本體論轉向生存本體論，由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由世俗現代性轉向反思-超越的現代性。”在這場論爭中，一部分學者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既肯定他們各自的成就，又試圖從二者的局限入手，為他們的發展尋找出路并以此推動當代美學的發展。在這場論爭中都有一種片面的深刻，那就是“對著講”，學者們都想要擴大自己的核心思想，雖然有硬性包容的傾向，但是他們也需要通過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的交鋒來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知名度。在方法和思維模式上沒有實際的突破，仍然存在著矛盾、割裂的現象，理論上探討的較多，對現實關注的較少。但是實踐美學和后實踐美學就是在這樣的論爭中發展實現的，它們相互碰撞，相互對話，相互促進，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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