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解讀與研究費希特刑罰目的理論的論文

　　一、刑罰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法權

　　法權概念是從“自我”中演繹出來的一個絕對的概念。人作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依據人的理性本性，就能夠發展出法權的概念，亦即法權概念存在于理性的本質之中。法權概念是一種表征理性存在者之間的關系的概念。根據費希特的定義，法權關系是“每個理性存在者都必須在自己用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限制自己的自由的條件下，用那個關于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概念，來限制自己的自由”

　　這樣一種關系。亦即，每個理性存在者都是有限的，都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其他理性存在者也是自由的，并以此來限制自己的自由。這樣的一種自由是外在的自由，這樣的一種關系是理性存在者之間的行為上所形成的關系，以此與道德相區別，后者涉及內心自由、良心自由之類的權利，停留在人的內心，與法權無關。但是，這樣的一種法權概念是較為形式的概念，它并沒有告訴我們每個人的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每個人的法權應當發展到何種程度、應當如何行使。對此，費希特提出了“國家公民契約”的概念。國家公民契約是每個人與作為整體的國家所簽訂的契約，契約雙方是個人與國家。根據契約，每個人都應當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履行應盡的義務，而國家也應該保障個人的安全、自由。因為法權是絕對的，因而對于理性存在者來說，加入、簽訂國家公民契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絕對的。“誰不加入這種契約，誰就根本不處于法律之中，而在感性世界里與自己同類中的其他存在者完全不發生相互作用”。費希特鮮明地指出，“國家權力機構的目的無非是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的法權的相互保障，國家的義務就是要為這個目的而采取足夠的手段”。由于法權是通過國家契約而獲得實在表現的，因此，對于法權的保障在現實中就轉變為對國家公民契約的保障，亦即轉變為對實定法權利的保障。由于法權關系是理性存在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公民之間根據契約所享有的權利也是相互的，公民只有在承認、保證其他所有公民的權利的情況之下，才能夠享有、行使自己的權利。因此，他人的權利是絕對不容侵犯的，否則便是否定自身的權利、破壞國家公民契約。費希特似乎是從實質層面理解公民所進行的權利侵害、違反公民契約的行為。這種行為的危害性并不在于違法本身，而在于它危害了公共安全。“法權規律賦予我的最終的目的是相互的安全……懲罰是實現國家的最終目的———公共安全———的手段”。公共安全對于法律、刑罰來講，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甚至國家的正當性都建立在公共安全保障基礎之上。如果國家所采取的措施，如放任某些罪犯的罪行而不處罰，危及到公共安全，那么國家就會面臨法權危機，國家無法要求任何人加入或者留下，以致于隨時面臨解體的危險。由此，懲罰并非絕對的目的，懲罰的作用在于威懾，在于預防危害公共安全的違法犯罪的行為的發生。為了達到預防的目的，費希特指出，就務必使每個公民都明確到，一旦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受懲罰，刑罰應當發揮威懾、示范作用。“刑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阻止罪犯的犯罪行為。當這種意圖沒有達到的時候，刑罰還有另外一個意圖，這就是使其他公民和這個罪犯本人在今后不再有同樣的犯法行為。因此，刑法的執行是一種公開的行動”。為了維護公共安全，費希特在此明確提出了一般威懾的思想。

　　二、刑罰的次要目的在于促進國家、公民利益

　　（一） 刑罰之于國家、公民利益

　　“無論是誰，不管是有意的，還是不小心，只要破壞公民契約，嚴格地說，他作為公民和作為人就會因此失去他的全部法權，并且完全不受法律保護，因為在契約中業已考慮到他是深思熟慮的”。在費希特看來，公民擁有現實的法權的根據在于其簽訂的公民契約，公民違反法律的規定，就等于是違反、破壞了公民契約，這樣實質上是廢除了公民契約，而公民契約的廢除，便意味著據以擁有現實法權的公民與其他人之間不再存在法權關系，雙方之間不再享有任何權利或者應當履行任何義務。為了表明違法者不再有法權，最直接、最徹底的做法便是將其驅逐出社會共同體。但是，究竟是否應當必須將違法者驅逐出境呢？對此，應將“公共安全”作為最高標準，如果只有將違法者驅逐出境才能夠保護自己的公民不受違法行為的侵害，那么就有必要這樣做；如果不采取驅逐出境的措施也能夠達到維護公共安全的效果，那么就不是非得如此才行。但是，對于后一種情形，雖然沒有必要必須采取驅逐出境的措施，但也沒有其他理由能夠證明必須得采取除此之外的懲罰。

　　由此，“公共安全”并非決定或者衡量刑罰的唯一方式，在公共安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如果缺乏其他標準，刑罰就會呈現出多變性或者任意性。面對刑罰的這種任意性，國家總是要作出最后決定，而正是這種任意性恰恰給予了國家以發展空間，正如同每個人都關心自身的利益一樣，國家也勢必關心自身，關心、維護其每一個公民的利益，而當國家完成了維護公共安全的“使命”后，關心自身便也是無可厚非的，因此刑罰在維護公共安全的情況下便具有第二層次的目的，即維護自身利益。費希特認為，刑罰第二層次目的也只有通過一切人與一切人簽訂契約的方式才能夠達到，“一切人向一切人許諾說，他們不會因為他們的違法行為被驅逐出國家，而是被許可用其他方式贖罪，如果這種做法與公共安全意志的話。我們想把這種契約稱為贖罪契約。”贖罪契約的存在，使得國家采取驅逐出境以外的懲罰措施具備了正當性。而這樣的一種契約，無疑是有利于國家和公民個人的，國家不會因為違法者繼續留在社會共同體內而遭受侵害，反而會因為違法者在其他方面的有益性而收獲利益，違法者也從此獲得了安全的保障，無須如動物般游離于社會之外。因此，一方面，國家應當承認這種贖罪的義務，而另一方面，個人也有權要求人們同意其贖罪。“這是一種權利，是公民贖罪的一種十分有用的和重要的權利”。費希特所主要提出了兩種取代驅逐出境的贖罪方式，第一種為采取使懲罰與犯罪相等同的刑罰，第二種為對罪犯進行矯正、改造。

　　三、刑罰目的側重特殊預防

　　縱觀費希特的刑罰目的理論，報應思想、威懾思想（含一般威懾與特殊威懾） 以及矯正思想均有所涉及，這也無怪乎學界對其刑罰目的理論的定位存在諸多不同理解，但是，費希特并非將這些刑罰理論隨意地交雜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將聯系起來，由此，其刑罰目的理論的定位可以得到梳理、明確。

　　（一） 刑罰不具有絕對報應性

　　按照學界對于報應理論的一般理解，該理論是一種將刑罰本身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絕對理論，懲罰是一種絕對的目的。費希特雖然一方面肯定了法權概念是一種絕對的概念，另一方面提出了使懲罰與犯罪相等同的甚至略帶同態復仇形式的刑罰觀點，但是，這并非意味著他認可刑罰具有絕對報應的性質。他甚至還諷刺了將刑罰本身理解為目的并以絕對命令為基礎的理論。在他看來，這種理論是玄妙莫測的，“這完全違反哲學界中備受贊揚、有權要求的（提出各種根據的）平等原則和（闡述各種由根據支持的觀點的） 自由精神……這種主張根本不適合于這樣的法律體制，在這種體制中，人民享有立法權，立法者不能同時是執法者”、“懲罰不是絕對目的……將懲罰視為絕對的目的都是不可思議的”[5]284。法權概念雖然表征的是理性存在者之間的自由關系，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言之，理性存在者是絕對擁有自由的，但是這種法權、這種自由必須要進入實踐領域，進而被國家公民契約所確定下來。既然可以達成組建國家的國家公民契約，勢必也可以達成第二種、第三種類似的契約，由此現實的法權、自由的界限并非絕對固定不變。雖然違法者破壞國家公民契約，會導致被驅逐出社會共同體的后果，雖然強制法要求行為人對他人所造成的損害都必須不可避免地同等地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當一切人對一切人許諾說，這一切都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代替，違法者可以用其他方式贖罪時，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被實質上的平等、自由所取代了。這就如同人不允許被強制，但他自己愿意或者同意被他人強制這一點卻是允許的一樣。法權是關于外在自由的法權，其落腳點在于理性存在者之間在平等行使行動自由上的安全，亦即公共安全，刑罰也必須為這種安全讓路，因此，這種意義上的刑罰就不可能是絕對的、以自身為目的的刑罰，而是一種為了保障公共安全、預防侵害自由的行為而實施的相對意義上的刑罰。

　　（二） 刑罰并非以一般威懾為主要目的

　　費希特雖然基于維護公共安全的必要性，提出了刑罰應當立足于使受罰者本人和其他公民不再犯罪的具有一般威懾特征的觀點，但是他并未認為刑罰以一般威懾為主要目標。費希特在論及刑罰的一般威懾目標時，只論及了達至這一目標的兩種方式，即刑罰的必然性與刑罰執行的公開性。在他看來，為了達至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每個公民都必須要認識到刑罰必定會在每一個犯罪者身上兌現，為此，刑罰就必須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懲罰，而且還必須公開地執行以讓其他公民都知道犯罪的后果，進而使其不去實施犯罪。費希特似乎在以一種類似于心理強制的邏輯在論證刑罰對于一般威懾的作用，如果依此思路推衍，那么基于違法者對于契約的破壞而將其驅逐出境，或者直接執行違法者的死刑，會比監禁刑甚至勞役刑以及其他較輕的刑罰都要好，但是費希特卻一直在尋找可以不驅逐罪犯、不剝奪罪犯生命的方式。費希特為一般威懾所確定的刑罰的力度首先是一種使懲罰與犯罪相等同的程度，但這種刑罰絕不是最適合達到一般威懾目標的。這種抗衡原則使得刑罰沒有彈性，無法適應多變社會的需要，就連費希特自己也承認，有些場合適用抗衡原則也無法保障公共安全。而當抗衡原則不足以維護公共安全時，取代抗衡原則的并不是一味地隨著一般威懾的需要而提高刑罰的力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費希特甚至反對出于一般威懾的需要而隨意地加重懲罰罪犯。當簽訂國家公民契約時，國家的任務是保護公民的自由不受侵犯，而當公民沒有侵犯他人的自由卻基于其他理由而受到懲罰、自由受到侵犯時，無疑這種懲罰就違背了國家的目的，而且強制法基于絕對的自由權利所提出的要求也只是懲罰與犯罪相等同，而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對犯罪者施以更嚴厲的懲罰。因此，一般威懾只是刑罰的次要目的，而非主要目的。

　　（三） 刑罰以特殊預防為主要目的

　　一切刑罰，都是以保障法權亦即維護公共安全為最高目的，以此為前提，刑罰應盡可能地促進國家、公民利益。當強制法所要求的懲罰力度仍不能滿足公共安全的需要時，刑罰不是轉向于以廢棄國家公民契約為基礎的驅逐罪犯，而是盡可能地達至國家社會與罪犯之間的“雙贏”，矯正措施始得浮出水面。費希特所列明的四種無法適用抗衡原則的情形中，有三種情形都是運用矯正的方式予以實現公共安全與促進國家、公民利益之間的平衡。而針對另外一種情形，即“根本不會失去任何東西的人，也無法適用抗衡原則”的情形，其所設計的贖罪措施，實質上也是在適用抗衡原則，只是將財產上的平衡轉化為財產與勞動力之間的等價平衡，費希特自己也指出，“使用這種方式一方面遵守了那種使懲罰與損失相等的法律”。

　　由此，無法適用抗衡原則時，堅持將罪犯留在社會共同體之內的唯一辦法就是矯正罪犯。需要指出的是，矯正罪犯并非部分學者所指出的僅僅將罪犯視為病人，而對罪犯實施強制治療。費希特認為，矯正雖然應當被看作是真正的改造措施，而不只是被視為一種懲罰，但是它卻不能喪失懲罰的特性，亦即矯正應當既是一種改造措施又是一種懲罰方式，“它應對違法行為起到儆戒作用……沒有任何東西能阻礙在改造所以外的人們將囚犯的命運相像得比現實更為現實，將囚犯與他們加以區別，而這些區別會本質不壞、心地不野的其他人感到可怕”。如此，矯正罪犯其實包含了威懾的因素，國家在對罪犯實施矯正之余，還應當注重刑罰的一般威懾目的。結語基于前述分析，費希特的刑罰目的思想的層次性和體系性得以體現：在以保障法權、維護公共安全為最高目的的前提下，刑罰應當盡可能地促進國家、公民利益，刑罰首先應當基于強制法的要求堅持抗衡原則；當抗衡原則無法維護公共安全時，應當基于贖罪契約而堅持對罪犯實施矯正；只有當矯正依然無法維護公共安全時，才可以并且應當立即將罪犯驅逐出社會；在刑罰的全部階段，都應當注重運用刑罰威懾其他公民不敢犯罪。由于費希特將法權定義為自由存在者彼此的必然關系，因此，實質上，費希特的刑罰目的理論是以保障和促進自由為核心所構建起來的刑罰目的思想體系。應受懲罰的是行為，需要改善的是犯罪人，受到保護的是社會，最終目的卻是增加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自由度！”。在這個意義上，費希特的刑罰目的理論值得學界思考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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