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商業賄賂成因、危害及治理對策的思考
關于商業賄賂成因、危害及治理對策的思考
一、商業賄賂的概念及表象
商業賄賂是一種以獲得商業交易機會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銷費、宣傳費、勞務費、報銷各種費用、提供境內外旅游等名義，直接或間接給付或收受現金、實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一些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在藥品、醫用設備采購和臨床診療活動中，收受財物和開單提成，造成“看病貴”問題；教輔資料、教學設備、校服采購過程中收受回扣、加重學生負擔問題；保險領域不正當競爭，向被保險單位和單位負責人行賄問題等等。
二、商業賄賂出現及長期存在的原因
（一）對商業賄賂的認識模糊。商業賄賂行為開始表現為交易的各方給對方提供賬外暗中的各種好處時，一些人還認為這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是正常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在進行經濟項目運作時，也公開或半公開的動用資金購買禮品，到后來則直接使用現金，對上級有關部門或實權人物進行所謂的“攻關”；一些領導和職能部門，對這種賄賂開道發展經濟的做法或默許或支持。這些，都是商業賄賂行為普遍存在和得以發展的直接原因。
（二）權力的商業化。我國目前政府職能部門和工作人員手中具有的審批權、執法權等，與商業行為中的經濟利益有著直接的聯系，一個工程項目的運作，如果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關照，特別是有實權者的照顧，經濟利益會特別豐厚。因此，我們看到在項目審批、工程發包等經濟行為中，政府的市場準入行為和執法監管行為，存在著大量商業化運用的事實，直接導致了權錢交易、權權交易，這是商業賄賂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預防和治理措施滯后。在立法方面，主要是立法滯后，缺少一部較高立法層級的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不能適應目前懲治商業賄賂工作的需要。在執法方面，主要存在著多頭執法，執法手段簡單，執法力度不夠等問題。這就給治理商業賄賂工作有效的開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造成了目前商業賄賂滋生蔓延的局面。
三、商業賄賂的危害
（一）商業賄賂從根本上背離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破壞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中，商業賄賂已經成為企業運行的“潛規則”，面對這樣的“潛規則”，企業自身往往無力對抗，為了避免在競爭中失去市場機會和份額，一些企業在憤怒、無奈之余，也不情愿地選擇了屈從，從而使得商業賄賂的雪球越滾越大。這種商業賄賂導致的惡性競爭剝奪了其他競爭者公平交易的機會，使守法經營的企業淪為受害者，使誠信等公序良俗受到極大破壞。
（二）商業賄賂阻礙了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破壞了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公平合理的競爭有利于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防止資源和勞動的浪費。但是，商業賄賂使商品和服務不能按照本身質量的好壞、服務水平的高低進行交易，致使在市場競爭中質量差、水平低的商品和服務可以打敗質量好、服務水平高的商品和服務，為假冒偽劣商品生產銷售活動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使市場價值規律和市場競爭規律無法正常發揮作用，交易的天平因此向行賄者一方傾斜，嚴重影響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生產技術、服務水平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提升，損害了廣大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三）商業賄賂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費者負擔，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據國際有關機構估計，全球每年因為賄賂和腐敗導致的經濟損失高達320xx億美元。在我國，據有關部門資料顯示，建筑企業每年的經營費用約占營業額的2%至3%，而其正常的費用范圍僅僅在0.3%至0.5%之內。在醫藥行業，推銷人員一般按藥價5%至15%或者更高的比例給醫務人員以回扣。所有這些費用最終都會轉嫁給消費者，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消費者不堪重負。同時，由于商業賄賂大都是在賬外暗中進行，產生的不正當利益進入交易對方單位的“小金庫”或者個人腰包，導致國家、集體財產被私人大量侵吞的嚴重后果。據有關部門測算，僅在全國藥品行業，由于商業賄賂每年流失的國家資產即達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的16%。
（四）商業賄賂已成為滋生腐敗行為和經濟犯罪的溫床。在商業賄賂成為“潛規則”后，越來越多的經營者為了在競爭中獲勝，不惜以重金腐蝕、收買商業活動相關單位人員（其中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已查處的高官腐敗案件證明，腐敗通常與商業賄賂相聯系，在我國，已查處的高級領導干部受賄犯罪案件（如成克杰受賄案）和重大經濟犯罪案件（如廈門遠華走私案）中，絕大多數都涉及到商業賄賂。因此，商業賄賂是滋生腐敗行為和經濟犯罪的溫床，已經成為近年來經濟領域中犯罪的一個突出問題。
（五）商業賄賂嚴重敗壞社會風氣，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商業賄賂嚴重違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本特征和要求，誘發了社會的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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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官心理，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破壞無法估量。一個盛行商業賄賂的社會，絕不是一個規范有序的社會。在商業賄賂下形成的“奸商文化”更是對民族傳統美德的踐踏。四、治理商業賄賂存在的難點
一是方式隱蔽，發現難。商業賄賂往往鉆法律的空子，打政策“擦邊球”。如假借促銷費、宣傳費、科研費、勞務費、咨詢費、傭金等名義，或者以報銷各種費用等方式，給付對方單位或者個人以現金或實物；有的為對方單位中的有關人員提供國內外各種名義的旅游、考察，甚至性賄賂等；有的采用賬外暗中支付，然后做假賬。而現有的會計制度不健全、現金交易大量發生，假賬現象普遍存在，賬本表面真實和實質失實的矛盾，造成執法部門發現商業賄賂難。
二是攻守同盟，調查難。由于商業賄賂行為發生在有利益關系的單位與單位或者單位與個人之間，多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手段比較隱蔽，作案后通常不會留下明顯痕跡，局外人即使懷疑，也很難知內情，并且行賄受賄雙方當事人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往往會共同隱瞞相關情況，訂立攻守同盟，致使商業賄賂案件調查取證難。
三是法律缺位，處理難。從目前的立法情況來看，治理商業賄賂的有關法律條款只是零散的存在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刑法》等法律法規中，沒有形成獨立的法律體系。對于商業賄賂形式，法律規定得過于簡單，局限性比較大，操作性不強。在處罰方面，現有的法律法規對商業賄賂行為處罰力度不夠，如行政罰款過低，最高不超過20萬元；行政制裁手段單一，不能有效遏止商業賄賂行為的蔓延。
四是多頭執法，協作難。對于商業賄賂，不僅工商部門有權查處，相關的法律法規同時也賦予其他一些行業監管部門執法的權力，形成政出多門、多頭執法的混亂狀況。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不同部門在對查處商業賄賂的標準把握上存在分歧，執法尺度不一。如，在查處商業賄賂行為中，工商部門往往只對企業進行經濟處罰，而未追究當事人責任；紀檢監察、檢察部門只追究當事人的紀律和刑事責任，而未對企業進行經濟處罰。另一方面由于相互間溝通、聯絡協調機制尚不完善，對于重大商業賄賂和腐敗線索，部門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傳遞，難以形成懲處合力和有效監管；而且一些部門和地方出于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的考慮，對商業賄賂行為聽之任之，不履行查禁職責，進一步助長了商業賄賂的肆虐發展。
四、治理商業賄賂的對策
治理商業賄賂既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秩序、構建和諧社會的必須要求，也是預防和懲治腐敗、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要找準癥結，多管齊下，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破解上述“四難”，推進治理商業賄賂工作。
（一）建立協作機制，凝聚治“賄”合力。一是進一步理順工作關系，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能分工，做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二是建立信息通報、線索移送、案件協查機制和聯席會議制度，加強行政執法相關部門之間、行政執法相關部門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和溝通聯系，達到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作戰，形成治理商業賄賂的整體合力。三是建立民眾廣泛參與治“賄”機制，健全投訴舉報制度、投訴舉報激勵機制和保護舉報人制度，鼓勵企業內部人員和同類行業的投訴舉報，發動群眾積極參與反商業賄賂斗爭，拓寬線索來源渠道。四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商業賄賂信息查詢系統。由紀檢監察、檢察、審計、建設、金融、教育、醫療衛生等機關定期公布查處的商業賄賂案件，把搞商業賄賂的企業和個人列入誠信“黑名單”，公之于眾，并實現全國聯網，向社會開放，讓搞商業賄賂者無藏身之處。
（二）加大宣教力度，牢筑拒“賄”堤壩。根治商業賄賂是一項長期性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從植根于思想觀念和道德文化層面做起。一是解決認識問題。正確引導社會對商業賄賂的危害性剖析，廣泛宣傳黨和國家關于治理商業賄賂的各項政策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增強全社會對商業賄賂行為危害性的共識，扭轉錯誤觀念，樹立商業賄賂不是“潛規則”而是“反規則”，不是“潤滑劑”而是“腐蝕劑”的意識，全方位擠壓商業賄賂的生存空間，形成反商業賄賂的良好社會氛圍。二是與廉政文化建設相結合，培植健康科學的商業道德文化。將重塑商業道德文化納入到廉政文化建設總體規劃之中，積極運用廉政文化建設的現有陣地和載體，加大對以誠信、守法、公平、競爭等為核心的商業道德文化宣傳力度，積極運用典型大案要案分析，多方位開展法制宣傳和警示教育，增強社會各界自覺抵制商業賄賂的意識，筑牢思想道德防線，使崇尚民主法治、健康有序、公開透明等觀念深入人心。三是充分發揮輿論的監督引導作用。重視新聞媒體在構建商業道德文化中的傳播引導作用，積極引導健康廉潔的商業行為，支持新聞媒體對商業賄賂行為進行監督和揭露，調動更多的社會成員參與反商業賄賂，讓群眾享受充分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形成“人人喊打商業賄賂”的氛圍。
（三）深化制度改革，鏟除生“賄”土壤。一是全面推行透明化規則和程序，進一步加大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工作力度，大力推行辦事公開，將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資源開發等群眾關注的問題，置于陽光之下，接受社會監督，決不允許搞暗箱操作。二是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盡可能減少權力對具體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滲透，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減少壟斷，防止地方保護；切實規范行政審批行為，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三是全面推行政府采購，實行“管”、“采”分離，推行國庫集中支付，建立政府投資責任追究制度。四是大力推進行業協會、商會管理體制改革，按市場化原則清理和規范社團、行業組織，引導行業組織通過制定行規、行約以及行業標準對會員行為進行約束，進一步強化行業的自我管理和行業自律，推動企業守法經營，公平競爭。
（四）完善法制體系，健全治“賄”之章。一是加強立法，推動治理商業賄賂工作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從當前看，應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進一步整合、修改、完善其中的有關規定，通過擴大商業賄賂的犯罪主體、犯罪對象范圍，將公司、企業以外的其他單位及其人員、收受財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行為納入刑法調控范圍，擴大罰金、沒收財產等財產刑的適用范圍，增設剝奪、限制從業資格刑，完善資格刑設置等。從長遠來看，關鍵要制定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法》，集刑事、民事、行政責任于一體，對不同程度的商業賄賂行為規定不同的法律責任。二是完善會計監管制度。建議出臺有關治理商業賄賂會計責任的具體規定，縮小懲罰作假賬行為的自由裁量幅度，加大對公司、企業會計人員和中介機構出具賬目行為的監管和懲罰力度。建立健全財務內控制度，實行嚴格的會計責任經濟罰和資質罰，一旦賬目失實或造假，實行高額經濟罰款和吊銷執業資格“雙罰制”。三是出臺適合我國國情的法人及個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信用管理制度，構建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體制，推行失信懲戒和退出機制，將有商業賄賂行為的經營主體驅逐出市場，讓其永無立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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