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艷春：隨遷高考普惠別成高考移民肥肉

　　10月8日，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聯名30名專家學者向國務院、教育部以及北上廣的教育行政部門提交了“異地高考”建議方案。提出隨遷子女高考應以3年或4年連續學籍為主要條件，不應該在社保年限等問題上設置高門檻，不對應務工人員分等級。(10月10日《京華時報》)

　　在各地正陸續醞釀異地高考政策的前夕，張千帆等人的“上書”，亦不啻為代民間立言，傳達了絕大多數人對于即將“靴子落地”的隨遷高考新政的預期。而從建議的內容可知，盡量弱化“就地高考”的門檻限制乃是要義。只要有三年連續學籍，及父母提供勞動、租房合同等證明，便可在“當地高考和錄取”。這樣的幾乎每位外來務工者家庭都可達到的條件，委實十分普惠。

　　難便難在這種的確可以“不分貧富強弱”保證外來者子女受教育機會均等的良善設計，在現實中卻面臨著多重阻力。低門檻所引發的“激勵效應”，可能會讓不少人早早將孩子轉入那些高考錄取分數線較低的省份。此時，實際上真實的“隨遷高考”和“高考移民”之間已經較難從程序上進行判別，而是變得曖昧不清。

　　如果對這種極有可能出現的“高考群體偏向性遷移”沒有設計上的預估，高考這片雖飽受詬病，但依然被認為是目前最公平的綠地，將會出現更多因“功利性的逃離”而產生的高低不平的坑洼。教育資源集中的廣滬或升學競爭壓力相對較小的西部邊遠省份，可能會在“隨遷”指揮棒下成為外籍考生蜂擁的重災區。那些留守在家高考的孩子們，也就成了一種間接“逆向不公”的受害者。

　　“異地高考”的改革一直伴隨著高考移民“投機”因素的矛盾，自然，越是寬松的標準，也就“鉆空子”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而言，低門檻的“異地高考”雖最可令那些普通的外來務工子女收益，但也帶來有權勢的強勢者趁機“搭便車”的副作用。如創造條件讓即將升學的子女轉到京城上學，學籍及常住證明，亦可在權錢關系中被疏通。

　　寬松的異地高考所帶來的外來考試者的數量上的增多對所在地的教育體系的承載能力也是一種沖擊。據統計，2011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260.97萬人。雖無法確知，高考人口中的外來者的具體數目，但對于一些城市而言，它既有的教育招錄設計，往往沒有將外籍考生考慮在內。如今，高考沒有戶籍之別，是個進步，但如何將新增的高考人口安置下來，亦是待趨解的未知數。

　　普惠式的“就地高考”愿景，在確保每個外遷者子女教育機會平等的同時，對所在地政府教育資金投入、政策執行力及監管渠道是否通暢透明，都有較高的依賴。否則，所謂的普惠式平等，就可能變成一種把每個人平均水平都拉低一把(雖可以就地高考，但外來者子女教育方面投入難以達標，輸在起跑線上)的“口惠而實難至”。如此而言，“隨遷高考”改革宜平穩有序進階，追求冒進“畢其功于一役”，會帶來高昂的制度成本，而滋生新的隱患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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