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招不公也不能讓作弊變得高尚

　　在這個高考季節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成為人們議論最多的一個話題，作弊技術已經高超到“間諜”水平，作弊已形成了成熟的規模化產業鏈，高考作弊在很多人眼里已經完全去羞恥化，作弊甚至可以公開地、霸道地、理直氣壯地進行著，所以這些都讓人感到觸目驚心。

　　當然，大多數人對于這個事件在心理上應該都不會感到有多么震驚，即使起初有些詫異，只需稍稍轉念一想，也就不那么覺得意外了。作弊就是一種造假，既然食品都造假了、藥品都造假了，學歷文憑、法庭證據、學術成果、統計數字統統都造假了，有的假都造到了可以直接殺人害命的程度了，高考作弊也就是小巫見大巫。至于高考作弊的去羞恥化和公開化，在國人如此重視高考、高考查弊如此嚴格的背景下，確實需要有一個解釋。但是，如果能夠證實這樣的高考作弊是得到了某些官員．．．．的暗示、縱容或默許，或者得到了利益群體、黑惡勢力的保護，那么作弊者如此強橫也就絲毫不費解。

　　大家都在呼喚誠信社會，但誠信社會不會自動形成，尤其是當誠信的成本太高時，講誠信非但不能帶來利益反倒會招致損失，就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只要作弊者得不到查處，必然會帶來更多的人作弊，于是作弊就這樣愈演愈烈，甚而成為當地的一種風氣。高考作弊發展到如此明目張膽，大家自然都要去尋找制度漏洞。目前的高校招生把名額分配到了省一級，有人提議為防止高考作弊的地方保護主義，要把招生名額進一步細分到地級市甚至分到縣區一級，以把高考變成為一個地區考生之內的競爭。這個提議看起來很好，但實施起來又會引發進一步的問題。高校招生事先按地區分配名額本來就在公平性上有待討論，如果要各省再將名額分到市區縣級，如何來保證公平分配呢？例如，北京大學有限的幾個招生名額怎樣分配到吉林省的各個縣、區、市就是一個大問題。即使名額分配到了市區縣級，仍然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是不是還要把名額再細分到各個高中、各個考點呢？在各高校追求招生自主權的今天，這樣的名額分配無疑是要把高校招生拉回到計劃經濟和配給制的時代。

　　高考作弊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吉林松原才有的，高考作弊也不是高校招生過程中惟一的舞弊行為。近來已經有不少關于高校招生中的舞弊行為的報道，涉及到高考、加分、招生等各個環節。當然，應該肯定的是，盡管有些人在高考中的作弊已經達到了這樣的高科技化、產業化、公開化，但整體看來高考仍然是最嚴格最公平的考試，絕大多數考生都是憑自己的實力參加高考的，尤其是無錢無勢的農村考生。高校招生的制度不公不能成為高考作弊的借口，因為高考作弊并沒有糾正任何的制度不公，而只是在原有的不公上又增添了新的不公。松原的高考作弊直接損害了吉林省誠實考生的利益，吉林省的行政部門責無旁貸要承擔起嚴肅考紀恢復高考秩序的責任。只要是行政部門真正重視、嚴格查處，盡管不能保證所有的高考作弊都得到處理，但這樣公開的、群體性的高考作弊卻肯定是不難杜絕的。

　　一位來自吉林松原的網友在分析高考作弊的原因時就說，我們松原人特別重視教育，特別看重上大學，能上大學、上好大學是一件特別有“面子”的事，因此才會在高考上想出這么多招數來。可見，高考作弊是一種靈活、是一種謀略，要“面子”而不顧“里子”。有人認為松原高考作弊的去羞恥化與我們的社會文化和國民心理很有關系，的確如此。早在幾年前就有人講過，不講規則而講謀略其實是我們的重要文化遺產，例如曹操的割發代首，就是不遵守游戲規則而是把規則游了戲。歷來成者王侯敗者寇，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蘇格拉底的飲鴆自盡被我們視為迂腐，能夠凌駕于規則之上或游離于規則之外，不遵守規則或者遵守與別人不同的規則并從中獲得利益，這才是國人認可的智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松原的高考作弊是這種社會文化和國民心理的一個極端表現。

　　行已有恥，知恥近乎勇。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而幾十年來的政治折騰，已經把儒家的恥感和自省文化這最后的美德沖擊殆盡了。在造假幾乎遍及各行各業的今天，防范高考作弊當然必須要加強制度建設，但卻絕不是加強監督或加重懲罰就能奏效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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