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鑒史問廉》有感
在中紀委十八屆五次全會上指出：反腐倡廉建章立制要著重抓好4個方面的制度建設，一是要著力健全黨內監督制度，著手修訂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巡視工作條例，突出重點、針對時弊。二是要著力健全選人用人管人制度，加強領導干部監督和管理，敦促領導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辦事。三是要著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公開審批流程，強化內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四是要著力完善國有企業監管制度，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對國企領導班子的監督，搞好對國企的巡視，加大審計監督力度。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正是對這四個方面制度嚴抓落實的結果。這也是我國歷朝歷代統治者為之努力的一個明確的治國方向，在許多朝代的歷史中均有記載。
自漢武帝時期，人才的選拔實行查取制度，董仲舒設立孝廉科，要求地方官員按照才干、見識、孝順等幾個方面擇優推薦，因而出現了像平民陳湯一樣被舉薦的武將，最終在郅支城一役中，打得匈奴全軍覆沒，為西漢和匈奴的戰爭劃下一個漂亮的句號。科舉制度在宋朝得以正式確立，設立之初即以其公平、公正而得到廣大百姓特別是基層有志之士的擁躉。這種從用人制度上保持了政治上的廉潔性和公平性的科舉制度一直在各個封建王朝推行，因而導致了“文人政治”的局面，出現了中國的文學家同時都是政治家的現象，從而為寒門學子的晉升提供了一個比較公正的渠道。甚至連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也實施了科舉制度，并且打破常規，設立“女科”，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狀元，也是唯一的女狀元傅善祥。
漢武帝推出了異地為官的回避制度，并且這種制度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一種慣例。河南內鄉縣衙有據可查的自元大德八年到清朝末年，歷任的180多位官員，無一人是河南本地人。宋代更是實施了以“避籍、避親、避近”為主要內容的回避制度。
西漢同時推出了一項全新的、針對地方官吏進行監督的巡視制度，在全國十三個州每州委派一名刺史，加強了中央對地方官員廉政等方面的監察管理，有力遏制了吏治腐敗現象嚴重、地方不執行中央命令、魚肉百姓等不良現象。明朝在前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選拔清廉而又權重的大臣，委派為巡按御史，隨時視察或定點視察民意，緩和了當時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了一些問題：如罷免 污吏、幫助平反冤假錯案等。至今在民間戲曲里還有的“八府巡按”的角色，反映了百姓對懲治貪腐的期待。
自隋煬帝重建國家行政制度，設立“御史臺”、形成完整的監察制度以來，監察制度在歷朝歷代幾番變遷，但始終都是治理國家的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制度。唐朝設立的“諫官”職位，曾出現了魏征、宋景等一代可彪炳史冊的一代名臣，流傳下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千古諫言。宋朝皇帝則是親自選任中央監察室，保證中央監察機構相對獨立地行使監察權，大宋名臣包拯、司馬光、范仲淹等人都曾經做過朝廷的“言官”，為完善大宋的自我修正、自我修復作出了突出貢獻。
我國封建社會能夠延續兩千三百多年，應該說，監察和行政制度分離的政治制度是重要保證之一。
縱觀史冊，要想從根本上遏制腐敗，逐步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政治清明局面，只有從最根本的用人選拔制度上把好入口關，在干部使用上把好監察關，在監察制度落實上把好巡視關，在監察職能上把好“三轉”觀，才有可能把監察制度真正變為治國法寶、懲治腐敗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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