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充和：“民國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

　　被譽為民國閨秀、“民國最后一位才女”的張充和于6月17日在美國溘然長逝，享年102歲，

張充和：“民國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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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張充和精通琴棋書畫，在詩詞、書畫、戲曲上都頗有造詣，是大文學家沈從文夫人的妹妹，與張元和、張兆和、張允和并稱為“合肥四姐妹”。張充和在1949年隨丈夫漢學家傅漢思赴美，50多年來，曾在哈佛、耶魯等20多所大學執教，不遺余力地傳授中國書法和昆曲，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世人評張充和用詩詞、書法、繪畫、昆曲和旗袍抒寫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張充和在書法、昆曲、詩詞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三十年代曾在北大開班講授，享譽一時。張充和文采出眾，其代表作有《桃花魚》，詩詞受到章士釗、沈尹默、梁實秋等人的贊譽，湘西鳳凰沈從文墓地的墓志題銘，就是出自她的手筆。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章士釗曾贈詩給張充和，把她譽為才女蔡文姬;而戲劇家焦菊隱稱她為當代的李清照。

　　張充和愛好書畫，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書畫家，拜大書家沈尹默為老師，沈尹默評論她的書法是“明人學晉人字”。世人評其書法各體皆備，一筆娟秀端凝的小楷，結體沉熟，骨力深蘊，尤為世人所重，被譽為“當代小楷第一人”。 中國書協主席歐陽中石認為：“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家，而是一位學者。無論字、畫、詩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難得。她一貫保持原有的風范，格調極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沒有改動過的。書法上的行書、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極雅，在那個時代已是佼佼者。”張充和還擅長丹青，其創作的一幅《仕女圖》還引出來看一段傳奇故事。《仕女圖》得到水利專家鄭權伯裝裱收藏，得到沈尹默、汪東、喬大壯、潘伯鷹章士釗等人的題詞，而后《仕女圖》在“十年動亂“中遭劫遺失，到90年代《仕女圖》出現在蘇州的一次藝術品拍賣會上，恰被充和的侄孫張致元見到，在征得姑奶奶張充和的同意后，不惜重金將此畫競拍到手。

　　張充和與其夫君傅漢思赴美定居后，在哈佛、耶魯等20多所大學執教，教授中國書法和昆曲，向美國人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張充和夫婦合作完成了《書譜》、《續書譜》的英譯本工作，為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本文節選自金安平所著的《合肥四姐妹》一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月版)，介紹了年輕時代的張充和。

　　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四姐妹分別嫁給了著名昆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四夫婿(顧傳玠、周有光、沈從文和傅漢思)比四閨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還有名，元和大齡下嫁昆曲戲子轟動一時，沈從文的愛情驚動了胡適，這個“鄉下人”終于“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電報“允”，充和與德裔美籍漢學家的異國戀情……四姐妹的傳奇故事和集體記憶既展示了二十世紀中國私人生活的真實面目和傳統仕宦家庭的起落沉浮，也見證了古老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歷史和命運。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個。

　　因學識淵博而頗有名望。她與德裔美國漢學家傅漢思結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們會因藝術、書法及中國戲曲史方面的問題來向她請益;遇到需考釋或校正的各類問題，從書畫的題跋閱讀到版本鑒定，從解釋一首古詩中的典故，到辨識十八世紀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跡，大家也都會請她解答。老輩學者們如果經過新英格蘭地區，一定會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學養深厚，且將嚴謹和靈活集于一身，她談吐中的機鋒和雙關語，常能給人很大的樂趣。

　　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不同。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扎實，也更有自信，就連充和寫的詩歌也更新穎且富于原創性。

　　充和童年時遠離自己的兄弟姐妹，幾乎總是獨處，只有在特殊時期才有幾個同伴，這些情形必然會影響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和她寧靜的氣質。

　　三歲前，她就學會了背唐詩，然后又讀了幾種啟蒙書，為繼續攻讀“四書”打下基礎。七八歲時，充和開始學作對子，然后就學習寫詩。充和每天要學習相當長時間，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這些讓她養成了學者的習氣，也讓她有時間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參加姐姐兆和的婚禮，之后她決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勸她參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學入學考試，她自己也覺得不妨一試。

　　充和并沒有花太多時間來準備入學考試。考試內容包括四個領域—國文，歷史，數學和英語，其中的前兩門，從她六歲開始，合肥的家庭老師們就已經為她打好了基礎。她在父親的學校中學了一年英語，然后在上海中學里又學了一年，她覺得這門語言并不難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數學。十六歲以前，她從來沒接觸過數學，突然之間，她就要面對證明題和代數方程式。她看不出學數學意義何在，也不明白該從何入手。

　　那一年，有數千名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爭奪全國最好的五所學校那幾百個錄取名額。考試的當天，家人為充和準備了圓規和曲尺。“我沒用，”她說，“因為我簡直連題目都看不懂。”她的數學考了個無可爭議的零分，但她的國文卻得了個滿分，結果考試委員會破格錄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當年只錄取了一個女生。

　　充和在北大這所名校就讀的收獲，并不如想象中的大，雖然這里不乏名師：胡適和錢穆教思想史，馮友蘭教哲學，聞一多教古代文學，劉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詩。但充和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夠理想。當時很多學生參加了激進的政治活動，無法靜心向學，而充和寧愿將時間花在學習戲曲上。

　　清華大學就在北大旁邊，有位專業昆曲老師每周一次在那里開設非正式的昆曲課，充和與在清華讀書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課。

　　抗戰期間，充和與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鎮呈貢，小鎮上住著好幾位文藝界的杰出人物，但是來訪客人更喜歡在充和、兆和的住處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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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充和：“民國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http://salifelink.com)。充和會吹笛子，所以彈琵琶、彈古箏的人都喜歡上她那兒去。詩人和書法家們也喜歡聚在充和的房間里，他們喜歡這里的氛圍，也喜歡充和的筆、墨和硯臺。充和說，即使手頭再緊，有些東西她還是很講究：“我不愛金銀珠寶，可是筆、硯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來，是因為沈從文幫她在這里找了份工作。沈從文沒有進入聯大之前，在一個三個人組成的教科書編選委員會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編選文學部分之后，他推薦了妻妹充和編選其中的散曲章節。教育部給充和下了聘書，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標準很難衡量充和的學歷，她上過北大，但是沒有拿到學位：1936年她生了病，醫生診斷為肺結核，所以她被迫退學。康復后，她在南京《中央日報》當了一段時期的副刊編輯。隨后戰爭開始了。在充和回到蘇州直至戰爭開始前的短暫歲月中，她的才學顯然已經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書編選委員會的工作時間不太長，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這個項目。充和并沒有太失望，當然，她需要工作，因為和姐姐們不同，她是單身，必須自食其力，但她決不愿意倉皇求職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這時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個是卞之琳，他一生都愛戀著充和，這件事盡人皆知。他寫了很多信給充和，即使他已經知道充和不會選擇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堅持寫那些信。他還收集充和的詩歌、小說，并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還有一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專家。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學問大如充和者也沒法明白：“他一寫就是好幾張信紙，我相信一定寫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歡保持單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間，重慶政府又給了她一份工作，這次是為教育部新建立的禮樂館服務，幫助政府重新訂正禮樂。充和的職責是從五世紀的《樂志》中挑選出適合公共大典使用的樂章來，請作曲家配曲。這份工作很對充和的胃口，她過去就很難忍受各種典禮，現在可以對它們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編選出二十四篇適合的樂章，用最好的書法精心謄寫了兩份。教育部批準了充和編選的篇目后，充和與同事們立即舉辦活動，征求當代作曲家來為這篇章譜曲。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

　　充和在這段時間結交的人中，有兩個名人：章士釗和沈尹默。文人之間的這種結交固然源于雙方共同擁有的文學氣質，不過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他們在學識上水平相當，少有分心旁騖之舉。當他們苦學有成之后，就連娛樂也成為文人雅趣。

　　學者兼書法家沈尹默后來成為了充和的老師。充和第一次來訪時，沈尹默讓她寫了幾個字，然后他給出了“明人學晉人書”的評語。到今天，充和還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褒是貶。

　　在沈尹默與充和相識相交的過程中，他寫了很多詩給充和，充和也將自己的許多詩給他看，聽取他對這些詩作該如何修訂的建議。

　　一開始，沈尹默客氣地稱呼充和“充和女史”，后來又改口稱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響下，充和將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擴而大之：早上早起，臨帖練字至少三個小時，如果有時間還要練更長時間。直到八十八歲，她依然保持這一習慣。她運筆寫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樣強壯。

　　充和在重慶期間，寫出了她最好的詩詞作品。其中有兩首是以桃花魚為題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魚有多重意義：它是“凌空”的隱喻，由于它出現在桃花盛開的時候，所以它也隱喻著春天;此外，桃花魚也暗喻著戰爭期間，許多犧牲在重慶沙洲上的跳傘者。

　　充和喜歡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和“懸”有關。書法家寫字時手腕要輕懸在書桌上方，掌虛指實，運筆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滯。掌握了運筆的緩急輕重，捕捉到“鸞舞”之姿和“龍騰”之態以后，書法家方可以到達“懸”的境界—“心忘于筆，手忘于書”。

　　但是戰爭讓她憂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難。美學要轉換成現實并非易事，有時，一點小事也會讓她心情不寧。有一次，章士釗贈她一首詩，將她比作東漢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詩中有兩句讓她很不開心：“文姬流落于誰事，十八胡笳只自憐。”前輩學者的詩中有惋惜她流落他鄉的意思，卻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說，文姬是被擄掠到北方，不得不在異鄉過著異族的生活，她自己卻是因為戰爭才離開家鄉，而且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她也能自食其力，盡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憂傷源于認識到自己離開了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和昆曲，當時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樸素的家中。那年九月，通過姐夫她與傅漢思相識，次年結婚。

　　傅漢思出身于德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家庭，戰時成為流亡者。一九三五年他的家庭離開德國，當時他十八歲。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一番奇遇，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到中國后幾個月，他就認識了沈從文，那時他的中文應該已經說得比較流利了，因為沈從文不會說英語或任何歐洲語言，充和的英語水平也有限。

　　沒有人會去問充和為什么嫁給漢思。這里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否要道出個中原委，卻要看充和的意思。這一結合確實有些奇怪：一個國學修養和傳統藝術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決定嫁給一個西方人、一個外人，然后離開中國，到一個全然陌生的、與她喜愛的世界毫無聯系的地方去定居。她并沒有受到強迫，為什么終于選擇了文姬的道路?(多年后，充和回憶起章士釗詩歌中的預言，不由得自嘲道：“他說對了。我是嫁了個胡人。”)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頓將軍號客輪前往美國，隨身攜帶的只有幾件換洗衣物，一方朋友贈送的古硯和幾枝她最喜歡的毛筆，一盒歷史悠久的古墨—大約有五百年歷史了。其他的東西，書籍、宣紙、她收藏的明清卷軸都用郵寄寄到美國。除了明清卷軸，其他東西都安然抵達。

　　充和就靠著這點東西，開始了新的生活。

　　從中國回到美國后，漢思就攻讀中國文學，后來應聘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她從來沒有放棄為自己營造一個世界的想法。在規劃中，這個世界的規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莊園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園地。

　　充和很少離開她的小園子，但是仍舊以她最擅長的方式過著“游歷”的生活：用她手中的毛筆，出入于虛無縹緲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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